在毛主席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他是主席一手提拔上来的，一度成为主席手下的“一支笔”，前后担任主席秘书一职长达31年，是仅次于周总理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周总理称赞为是“我党最好的理论家”的老革命家，在1969年平步青云的一年后，就转瞬成为罪人，锒铛入狱18年。
那么陈伯达究竟犯了什么错，他的晚年状况又是怎样的？进入主题之前，希望您可以长按点赞2秒并关注一下，给我一个支持。
陈伯达
晚年的陈伯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不胜感慨地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
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他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这不仅仅是他出自内心的忏悔，更是对自己人生的透彻分析。
陈伯达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是国民党少将，那时的他看着蒋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手中的屠刀，瞬间醒悟过来这个人不是他想跟随的，于是毅然决然地找到中共组织，要求加入共产党。
后来，陈伯达倚仗主席的信任和自身的才能，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那时的陈伯达在党内炙手可热，红极一时，而他素以
“小小老百姓”
自谦，看似其并不居高自傲。
但当他在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时，还是逐渐迷失了自己，干下了不少坏事。他的一生注定是不寻常的，而他曾对我党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
陈伯达原名为陈健相，自幼家境贫寒，是我党为数不多的贫农家庭出身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虽然他的家庭没什么财富积累，但好在是个秀才之家，对陈伯达的教育非常重视。
而陈伯达对于知识也是充满渴望，对未知的一切更是充满着憧憬。在家庭条件的影响下，陈伯达的求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但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冲过周遭冒出的所有荆棘丛林，最终得偿所愿，在知识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从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年仅17岁的陈伯达回到老家，从被教育的学生变成了教书育人的老师。
不过，在厦门小学任教没多久，不想安于现状的陈伯达，就计划着去外面闯荡出一个更大的属于他的一片天地。
很快，随着李大钊先生在上海创办起了新青年杂志，陈伯达和其他有志青年一样深受鼓舞，就此下定决心离开家乡。
陈伯达（左）
1924年，陈伯达在中国早期党员张觉觉的帮助下，孤身来到上海，应聘到一家小报社当记者。在此期间，陈伯达一边写文章赚钱，一边考学。不久后，他顺利考入上海大学，这是一所名义上为国共两党一同管理的学校，但实际上学校里的大多数工作和权力都握在我党的手中。
在这里，原本思想有些激进的陈伯达，结识了瞿秋白、恽代英等我党卓越的革命家，受他们的影响，陈伯达的激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改正，同时对马列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日积月累的熏陶下，陈伯达在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的学生运动，身体力行地表达着他对共产主义的认同和热忱。
在完成了上海大学的学业后，陈伯达回到了家乡。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21岁的陈伯达对三民主义非常信奉，于是在旁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秘书工作。
自此，陈伯达的文学才能开始显露，不仅深受上司的好评，并且其所作的小说，还刊登上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杂志上，并且还是紧挨着当时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一个是大佬，一个是初现才华的文坛无名小卒，这无疑是增强了陈伯达的自信心。
可好久不长，国民党的突然翻脸，使得陈伯达的人生出现了第一个坎节。
那是1927年的春天，身处上海的蒋突然将手中的刀，挥向了诚心与之合作的共产党，随即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蒋的枪口之下。
而后，各地的国民党军开始应蒋的命令，大规模地抓捕与杀害共产党人。
彼时还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职务的陈伯达，在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的残忍行径后，从厦门赶到上海找寻中共组织，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南昌起义
这年4月下旬，陈伯达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国民党军眼中属于背叛者，如果仍旧留在上海就很难立足。组织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将他派往武汉，出任宣传部的出版科科长。
7月18日，我党在武昌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为了给起义多增添几分胜算，我党决定策反国民革命军的陆军上将张贞，而陈伯达有才学，能言快语，所以组织决定派他和陈文总一起执行该任务。
在前往张贞部队驻防区的路上，陈文总不知因何原因突然“失踪”，面对前方潜在的各种危险，陈伯达毅然决然地决定孤身继续前行。
可当他真的抵达目的地时，却发现张贞已经对蒋表了忠心，这才选择返回武汉。由此可见，陈伯达在面对潜在的危险时，有着一定的坚定意志，不会因为困难阻碍就选择退缩，彼时的他对党组织保持着绝对的信任与忠诚。
9月份，基于陈伯达的自身才华与日常表现，组织选派他前往苏联学习，主攻俄语和马列主义哲学。陈伯达在苏联中山大学的深造，为他后来成为我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留苏三年后，陈伯达学成归来，被分配到厦门建办党刊。可好景不长，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只得在组织的要求下离开厦门。
不承想，厄运来了挡都挡不住，1931年4月，陈伯达刚乘船抵达天津，当地的省委机关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且由于省委书记的叛变，
他与其他同志们不幸被国民党抓捕。陈伯达被关押进监狱，被判处两年半。
即便身处如此境遇，陈伯达也没有选择屈服，对于国民党的审讯始终不曾理会，宁死不透露党的一点情报。
一二九运动
后来，在好友的担保和指使下，陈伯达不得不写了一份愿意脱离共产党的悔过书，这才得以出狱。当然，这份悔过书只是权宜之计，他一出狱就又找上了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跟随共产党的脚步。而这次牢狱之灾对于陈伯达的一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运动爆发当日，陈伯达赶到北平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全市学生总罢课，并负责起草北平的宣传大纲。这一年是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一二九运动更是让他成为了当时国统区著名的马列主义者。
1937年北平沦陷，陈伯达转移到我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陈伯达凭着自己的才能先后在各个学院当教员。不过，虽然他为人沉稳干练，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得头头是道。
但因为他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是让人难以听懂，所以在他教学的过程中，不得不还要带上一个翻译，要不就是一直在黑板上写字。
陈伯达与其说是在讲课，倒不如说是在写课，而这也就给他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扰。后来组织考虑到教书也并未陈伯达所长，于是就将他调到了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
在陈伯达初到延安时，并未引起主席的注意。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主席发现了具有写作天赋和扎实理论功底的陈伯达。更令主席意外的是，陈伯达和他在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中，存在着一致的观点。
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话题，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探讨越来越多，毫不意外地，主席相中了陈伯达这位学究式的大学教师。
之后，陈伯达成为了毛主席的秘书和理论顾问，两人开始了漫长的合作生涯。
虽然陈伯达所担任的职务在之后不断进行变动，但一直都没有脱离做主席秘书的这一重要职责，而主席对他的才能，也给予了很高的认可。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而他在抗战时期写的
《评<中国之命运>》
，被后人评价为写得最好的文章，主席对其内容也表示认同。
这篇文章的问世，究其根本离不开蒋发起的宣传攻势。1943年，蒋署名发表了一本以
《中国之命运》
为名的书，里面洋洋洒洒写了几十万字，全部看下来就是在围绕一个中心在那论述，
简言之就是一边宣扬国民党，同时并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和污蔑。
最初我党对于此等情况，并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毕竟清者自清，谁能真的救中国不只是在口头说说而已。
谁承想国民党此次的宣传攻势非常猛，为了让老百姓们都能看到这本书，以此对他们心生好感与支持。国民党不仅用最好的纸张批量印刷该书，还把价格定得非常便宜，让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很快，该书的发行量超过了100万册，我党不得不进行反击。
于是，主席让陈伯达等人分别写作，对蒋的《中国之命运》进行客观的评价。陈伯达收到指示后，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出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文章内容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在看过几人的文章后，
主席选用了陈伯达的，然后将其印刷成了几万本小册子进行发行。并且，这篇文章还被翻译成了英文，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很快，《评〈中国之命运〉》造成的影响比国民党之前所造的声势还要广泛。国民党见此情况，急忙下令严禁此文，并且还称作者陈伯达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名噪一时。
后来，陈伯达还写出了许多重要文章，为我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就连周总理都曾不吝夸赞称陈伯达是我党最好的理论家，可见陈伯达的文学才能有多高。除了自身才能外，陈伯达还很受主席倚重，很快就进入了高层。而他也成为了主席的秘书中，升职最高的一位。
论年纪，陈伯达于1966年已经年过半百，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通常都用“老夫子”的称呼戏称陈伯达，可见陈伯达当时在组织中的声望有多高。
这年8月，陈伯达一跃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霎时间风光八面。1969年，陈伯达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周总理之后的
第四号人物
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的时间，陈伯达就从风光八面到突然消失。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会议中，陈伯达发表了一篇700多字的文章，就此在他的革命生涯上涂上了一抹黑。
而他与主席之前，也早已生出分歧。因此，陈伯达决定铤而走险，与毛主席分道扬镳，并且还用手中的权力陷害了一些人。
最终，堕落的陈伯达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迎来了18年的监狱生涯。
当时邓公了解到主席对陈伯达的态度，于是对陈伯达采取了优待政策，给予陈伯达同以前一样的生活待遇。并且，在陈伯达被判决入狱的第二年，就批准他可以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被组织安置在了一座刚刚建成的新楼里，分配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并且，为了让他身边有人照顾，组织还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儿子陈晓农一家三口调来北京，和他一起生活。
为了继续为党为国奉献力量与弥补过错，晚年的陈伯达每天起床吃完饭后，就开始读书、研究资料，然后写作，专心地为组织做研究工作。在家人和国家的关照下，陈伯达的晚年生活算不上遗憾，而他在晚年也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努力地改过自新，并总结了自己的教训。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在北京病故。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但他的遗体却安放在了按惯例，只安放病故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
陈伯达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虽然他后来犯了错误，但正如他晚年所写的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由衷地悔过就还来得及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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