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人在思想启蒙，文学领域争议颇大，鲁迅给他的正面评价是“
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我最敬佩这二人
”，给他的负面评价则是“胡适博士不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寻常百姓方面来说，这也是出卖自身灵魂的唯一秘诀！”
图|胡适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对胡适有一番正负面评价，从好处讲“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但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面，对他大骂特骂一顿“胡适是当今文人名流的典型，对结果患得患失，不惜借助帝国主义势力以巩固自身地位，甚至有损国家威信，也在所不辞，他在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时间里，除了为自身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自己国家和战争走向毫无贡献，甚至不肯向美国人求援，生怕得罪他们！”
至于中性评论，则有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亲自提及：“
胡适这个人也真是顽固啊，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希望他能留下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迷恋什么，不过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也是有功劳的！
那么，毛主席口中提到的信件，到底写了什么，毛主席为何希望胡适能留下来，胡适最后为什么还是离开大陆呢？
1891年12月，胡适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籍贯是安徽省绩溪县，自小就在他的四叔家读私塾，由于天资聪颖，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读起《水浒传》《资治通鉴》这类名著是毫不费力。
他善于接受新思想，从范缜《神灭论》的内容中，深受启发，成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在接触到梁启超的文章，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邹容的《革命军》著作时，思想更是大受启发，与西方思想逐步同轨。
1910年，来到北京参加留美考试，被录取到康奈尔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完成杂文《康奈尔传》、论文《〈诗三百篇〉言字解》，对文学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研究。
图|胡适
1915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他的老师正是著名的实验主义大师杜威，一时风光无限。
而年龄比胡适小2岁的毛主席此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在才华方面与胡适可能不好做比较，但是在见识方面确实要略输一筹。
将这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来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首刊便大获好评，新文化运动“第一枪”由此打响。1916年，《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向全国优秀人才征集文稿。
此时的胡适开始创作白话诗，提出新文学的要点，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把近几年思考观察所得的事项具体概括为八点，寄给上海的陈独秀，陈独秀看完觉得很新奇，给出“详其理由，指陈得失”的建议，胡适最终将八点主张衍为一文，标题取名《文学改良刍议》。
当陈独秀收到这篇文稿时，大喜，称之为“
今日中国之雷音
”，并将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1月1日的杂志上，这篇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犹如一阵“惊雷”在中国文学领域炸开了花，为了声援胡适，陈独秀也撰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当陈独秀被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后，陈独秀就向蔡元培网罗天下人才，想让胡适来到北大任教。
1917年9月，胡适从美国返回国内，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直接参与到《新青年》的编辑活动，这时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在校园内的每场演讲都是人气爆棚，在北大任教的第一年就担任了中国古代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文学等课程讲师，并开设了例如中国小说，名学等讲座，科目非常繁多，任务相当繁重，令各位同行们开了眼界，不得不服，更重要的是让一些“保皇派”瞠目结舌，无从下手。
1918年伊始，为了扩大国内影响力，《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几人轮流担任编辑，一时间，在全国各大城市，只要问起一名青年，当今最流行的杂志是什么，他一定会脱口而出：“《新青年》！”
图|年轻时的毛主席
要问起他们最敬佩的人是谁，当然是精神导师陈独秀和满腹经纶的胡适博士。毛主席当时也是将《新青年》视为掌中宝物，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出自于此。他在延安时期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这样评价那段时期：“
《新青年》可是当时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我在湖南上学时，就开始读这种杂志，经常一本难求，我非常喜欢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已经完全替代了光绪年间的康梁等人，成了那个时代的楷模！
不过不得说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些文人墨客在青年人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毛主席该篇文章选题新颖，与以往倡导新文学不同，竟然从体育角度出发，文章风格多变、言语逻辑缜密，陈独秀将此视为一篇上作，将该篇文章刊登于《新青年》上后，“二十八画生”的名声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一时间，很多人只知“二十八画生”，却不知毛泽东是谁。
1918年8月，毛主席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借钱凑齐差旅费用，和一群同学来到北京，毛主席第一次来到北京，感觉人生地不熟，竟然对未来充满迷茫，只能投宿在自己老师杨昌济家中。
图|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毛主席（前排左三）
当年10月，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毛主席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先前阅读过《体育之研究》，早就想看看这位“
二十八画生
”的庐山真面目。
当杨昌济带着毛主席来到图书馆后，正在整理书籍的李大钊就这么与毛主席相见，李大钊看到眼前这个瘦高的年轻人，满嘴说着湖南方言，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不搭理他，反而认真倾听他诉说自己的过往经历，很快，李大钊便感受到这个年轻人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不仅文化素养高于常人，对于国家时局也有不俗的见解，对具体问题能分析得头头是道。
毛主席一来到图书馆，就开始帮忙干活，李大钊非常喜欢这个勤快的年轻人，便将他安排在报刊阅览室，每日只要负责将租借书籍的人姓名登记即可。虽然每月只领着8块大洋的薪资，但日常生活开销是不用愁了。
当陈独秀第一次知道眼前这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助理员就是毛泽东时，非常兴奋，说道：“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特别是‘盖天地惟有动而已’这句话有创见！你可以旁听各位教授们上的课！”
从此，毛主席和陈独秀的联系日益密切，也为二人后来在上海的多次碰面和陈独秀委托毛主席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奠定基础。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中，毛主席时常向李大钊请教各种问题，李大钊也是有问必答，推荐各类新书给毛主席，还将胡适，鲁迅等人一一介绍给毛主席认识。
此时的毛主席只是一名图书馆助理员，在北大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而胡适早已是轰动全国的留洋教授，两人无论是钱财还是名气都相差悬殊。毛主席从不在意名利和虚假的头衔，只在乎救国的方法。
胡适作为北大最年轻有为的教授，听课的学生人潮如织，除北大自身的学生外，还有北京各大中高等学校的旁听生，毛主席也经常趁着闲暇时间去旁听他的课，虽然两人只有两岁的差距，但主席却谦虚地以胡适学生自居。不过毛主席和胡适的第一次见面却显得很尴尬。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发表演讲，毛主席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在有不懂的问题时，竟然直接用湖南方言提问，胡适问道：“刚刚提问的是哪一位同学，我没听懂你说什么？”
当胡适得知毛主席并非北大学生，只是一名图书馆助理员后，笑着回复：“下次有机会我再回答你吧！”
图|年轻时的毛主席
毛主席后来回忆这段初次对话，说道：“
我当时的职位非常低，不只是胡适，就连北大学生都不屑和我往来，至于胡适他们都是极忙的人，哪有时间来倾听这么一个操着南方方言的助理员讲的话！
不过毛主席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继续“贪婪”地阅读着图书馆的各类书籍，也会继续旁听胡适的课，参加北大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与众多进步青年交流思想。
随着毛主席在邵飘萍的新闻学讲课上“一炮而红”后，胡适也开始注意到毛主席是位有着不俗文化功底，并且态度谦逊的年轻人，开始给他一些学术方面的指导。
也正是在胡适的影响下，毛主席在登船最后一刻放弃了赴法的念头。
事情是这样的，毛主席曾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询问过胡适，胡适给出的意见是“支持你留在国内研究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公然提出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于是毛主席在他的影响下回到长沙组织了“问题研究会”，讨论诸如“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等，毛泽东更是在胡适的支持下，创办《湘江评论》。
胡适对《湘江评论》作出高度评价：“这里面的文章眼光很长远，议论也一针见血，是一篇难得的文章，记载的湖南运动使我们对未来生活更加积极，武人能统治天下，创办此刊，真是我们意外之喜！”
这番话无疑表明胡适虽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很看好毛主席，认为照此情形发展下去，他必定大有成就。
虽然《湘江评论》创办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力巨大，很快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给查封了。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与胡适关系匪浅，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最终决定放弃前往法国。
他对同学们说道：“我觉得我们之间必须要有人到外国去学习些新东西，新道理，研究实用的东西来改造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身处国门研究国内问题，我现在对自己国家研究得还不充分，我留下来研究国内的各种问题，可能对国家和民族更加有利！”
然而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来得过早，1921年7月，毛主席在另一位思想“巨人”李大钊的影响下，已经彻底倒向共产主义，并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领导长沙，安源等工人运动时，积累了大量革命经验，而此时的胡适一直在自己擅长的学术领域中钻研，丝毫没有革命的念头。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量共产党员遭到疯狂屠戮，胡适对此默不作声，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这正是共产党员在血和暗的深渊里积累到的宝贵经验，胡适这个纯文人自然是无法参透。
图|胡适
此时的毛主席心中也明白自己和胡适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为了这份“师生情”，还是会选择和他保持联络，在红军开辟中央苏区时期，胡适发文，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敌人”，这与毛主席日后提出的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稍有相似之处。
但在日寇进犯时，两人观点又背道而驰，胡适主张依靠国联，听命南京政府，中国应该努力解决中日之间矛盾，谋得10年的和平发展期，但是毛主席反对日寇入侵我国，全国人民务必共同抗日。
1932年开始，胡适在国民党中任职，开始他的“求索救国”之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一改常态，放弃派职业外交官前去美国，而是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毕竟胡适在美国待了不少年头，是杜威的高徒，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或许能为我国争取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但正如开头蒋介石对他的负面评价，胡适在美期间获得多个名誉博士学位，对于国家和战事并无多少贡献，其实，这也是带有蒋介石的主观偏见。胡适在几年时间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确实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获得“名头”而奔波，但也作出不小贡献。
日本军政人士听说胡适成为驻美大使后，《
日本评论
》报社立刻提到必须要派出一个文学，一个经济学，一个雄辩专家前去美国才可以，这足以看出胡适还是有不俗的影响力。
他在美国期间，获得美国近亿美元的军事贷款，对抗日初期的贡献难以磨灭，同时，他利用自身在美国影响力始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保持联络，游说不少官员要防范日本的狼子野心，注意日本在太平洋的动态，帮助中国就是在帮助美国自己，最终迫使罗斯福改变了对日政策，并为太平洋战争的正式爆发做好充足准备。
1942年9月，胡适正式卸任驻美大使职务，一门心思在纽约从事学术研究。胡适尊崇的是美国的民主模式，而毛主席提倡以工农联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两者已经天差地别。
图|胡适（中）在美期间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党领导人董必武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会议，期间，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找到胡适，希望后者能看清局势，早日回到人民身边，但胡适却说要毛主席放弃手中武器，像美国一样搞纯粹的政党活动。这次交谈不欢而散。
紧接着，国民党要员傅斯年，民主人士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说起傅斯年，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和他也是老相识，在“五四运动”期间，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发挥了不小作用，后来在胡适的影响下，效力于国民党，此次毛主席特意请傅斯年代自己向胡适问好，而且还是尊称胡适为“老师”。
胡适得知此事后，立刻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内容大致都是要中共领导人今日应审察世界形势，爱惜国家前途，努力忘掉过去，展望未来，放弃武装斗争，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这样就能解决国共近20年的纠纷，不至于被国军一举消灭。
胡适还提到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也是美国，如果中国效仿美国，持之以恒发展，前途不可限量，万万不可因为小不忍而招致毁灭。
毛主席看完这封信后，点燃一根烟陷入深深沉思，自然也没有给胡适回信，他不想彻底扯破脸皮与胡适为敌。
1948年底，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胜负几乎已成定局，而两党对思想与知识分子的争夺，却日渐突出，蒋介石不仅将大量黄金珠宝，将士带去台湾，还一手制定了“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威逼利诱各类文人学者前去台湾，而胡适正是蒋介石看中的第一人。
我党自然也想诚挚邀请各位名人志士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当平津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已经直逼北平城后，蒋介石派人乘坐专机前往北平，劝说胡适迅速南下，而胡适却以自己是北大校长，北大事务繁重为由，暂缓南下，蒋介石闻讯后，紧张不已，打了两次电话催促胡适快速离开，飞往南京，时间紧迫，不容再耽搁。
图|胡适和蒋介石
解放军在北平城门外用广播呼喊只要胡适留下来，就可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不为所动。
毛主席是个惜才之人，给了胡适最后一次机会，专门让胡适曾经的学生吴晗给胡适带话，吴晗临走前，毛主席还加了一句：“
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图|毛主席
当吴晗将这话转述给胡适后，胡适却笑着回复：“
美国和苏联的模式一相对比还是美国好，中共说的这些话，究竟有没有面包和自由呢？他们要我吗？
这句话不仅表明胡适已经彻底和毛主席划清界限，不想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添砖加瓦”，也不相信共产党人建立的国家能胜过美国。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坐专机抵达南京，自此，毛主席只能将胡适从可争取的人员名单中划除。抵达南京的胡适没过多久就为国民党反动派表忠心，乘坐海轮前往美国当说客，途中写下《〈自由中国〉的宗旨》论文，表达出对美式民主的向往和对中共即将建立政权的批判，在美期间，胡适四处碰壁，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能发表各类亲蒋反共的演讲，获得美国支持。
1956年2月，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谈到胡适时感到非常惋惜，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是顽固，我托人带信给他，劝他留下来，他却硬要走，也不知道他留恋什么？要批判他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对于开启民智，促进新思想传播有不小功劳，我们共产党人要客观看待他的事情！”
图|胡适
从美国返回台湾任职的胡适自然也没讨得蒋介石的青睐，可以从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出他对胡适也是厌恶至极，其中两篇这样说道：“
他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民族之蟊贼！
1962年，71岁的胡适因心脏病辞世，蒋介石更是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毛主席与胡适虽然在革命理念上有很大出入，但他始终感念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那个特殊时期对自己思想的引导，正可谓“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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