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记录“绥远抗战”绞杀日寇史诗，CCTV军事频道正在播出

时至今日，方大曾拍摄的837张照片悉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记者终于从尘封的历史中被重新发现，连同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进入现代人的视野。翻开这本书，震惊我们的或许会更多更多……

——余华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陈丹青

“七八十年前，中国的勇士奔赴沙场，拼杀敌寇。他们不知道北平青年方大曾正在拍摄无数抗日军民的英勇与牺牲。方大曾也不知道自己即将捐躯；不知道他留下的照片，悉数湮没长达半个世纪；不知道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首度揭示了这批照片；不知道学者杨红林先生于新世纪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研究并呈现了他的摄影生涯。昔年的抗敌者在照片中活着，一如不知所终的摄影游侠方大曾，活在自己的照片中。回顾抗日战争的伟大史诗，我们不再会忘记方大曾的个人史诗——感谢阮义忠先生！感谢杨红林先生！”

1936年12月5日清晨，经过在平绥铁路上的一夜奔波，303次快速列车喘着粗气缓缓驶入绥远省集宁县车站。在凛冽的寒风中，蒸汽机车喷出浓浓的白雾。列车停稳后，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拎着大行李箱匆匆走下车厢。他叫方大曾，来自北平，身份为中外新闻学社的特派记者，他此行的任务是采访正在进行中的绥远抗战。而此时，就在离集宁不远的前线，中国官兵正在同日伪侵略军展开殊死拼杀。

作为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中日之间一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绥远抗战堪称1936年中国最具轰动性的事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相继侵占东北、热河与冀东等地区后，日本侵略者又将目光瞄向了察哈尔、绥远两省，妄图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1936年2月，在察哈尔得手后，日本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绥远。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内蒙古西部的绥远省，北联外蒙古，南靠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在对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进行威逼利诱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决定发动武装进攻以达到目的。5月，日本人操纵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势力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同时又纠集土匪头子王英拼凑成立了所谓的“大汉义军”，由日军供给军费和武器并配备顾问。11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进攻绥远的详细计划，准备对百灵庙、红格尔图、归绥、集宁及包头等战略要地分别攻击。战前，狂妄自大的日本特务头子田中隆吉曾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日本人不会想到，此时的中国军队已不是九一八事变时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为了尊严与国土，他们随时准备奋起抵抗。

当时，一方面由于全国民众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对日军侵略行径的容忍将至极限，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了解到日本的军事动向后，蒋介石紧急下令中央直属部队5个师进入山西，准备支持阎锡山的晋绥军，抵抗入侵绥远的日伪军。与此同时，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伪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共同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战等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参战部队的主力则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

11月15日，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指使下，王英所部伪军进抵兴和县红格尔图附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绥远战争正式打响。当天午夜，傅作义、赵承绶到达集宁前线指挥。为迅速解决这支杂牌军，以胜利鼓舞晋绥军士气，傅作义决定采取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对其实行各个击破。18日凌晨，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一举击溃王英所部伪军，前后共毙伪军1000余人。红格尔图初战告捷当晚，傅作义决定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乌兰察布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约160公里，扼守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已驻扎有伪军3000多人。针对百灵庙的特殊地形，晋绥军制定了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一系列战术。11月24日凌晨，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经过反复搏斗，至上午9时30分，晋绥军一举收复百灵庙。此役毙伤伪军近800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电台3架及大量物资。之后，从百灵庙败退的伪军到35公里之外的锡拉木伦庙，并再度纠集援军准备反攻。自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而晋绥军则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奋起反击，屡获胜利。几天后，伪军石玉山部、金宪章部、安华亭部、王子修部、吕存义部相继反正。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伦庙。19日，土崩瓦解的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大汉义军”彻底覆灭，轰动全国的绥远抗战至此以晋绥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在当时中日双方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绥远抗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虽然先后进行过淞沪抗战与长城抗战，但每次战后却均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告终。而此次绥远抗战，中国方面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堪称绝无仅有的局部胜利。更重要的是，绥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战事进行期间，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救国团体，援助物资和捐助款项源源不断地发往绥远抗战前线，给前线将士以极大的鼓舞。也正是由于绥远抗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12月12日张学良策动的西安事变。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统一抗战的局面基本形成，从而为随后的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绥远抗战进行期间，全国舆论高度关注。不过由于通信手段的落后以及交通的不便，只有极少的新闻记者有机会亲赴前线进行采访，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长江。1936年11月16日，正当绥远抗战即将打响之际，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来到集宁前线考察采访。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这些战地报道，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事之紧迫以及中国官兵作战条件之艰苦。在沪版《大公报》1936年11月12日刊登的新闻报道中，范长江曾这样呼吁：“绥东此时已降雪结冰，朔风刺骨，前方士兵多缺乏皮衣裤等，后方民众对此辈风雪中守卫国土之健儿，应加有效之援助。” 11月23日，津版《大公报》专门配发了范长江的长篇报道《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表彰晋绥军将领彭毓斌、董其武、张培勋、苏开元、张著等人。然而在当时信息极度闭塞的情况下，除了这些零星的文字报道之外，广大内地民众渴望了解更多这场塞外战事的详情。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方大曾的战地记者来了，而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职业摄影师。

绥远抗战爆发后，为了将前线的有关情况第一时间传递给国人，方大曾冒着严寒从北平出发，踏上了极其艰辛而凶险的采访路途。他在12月14日写于集宁的《绥东前线视察记》中这样写道：“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绥道上的火车在冽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到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作为《世界知识》杂志社的特约记者，方大曾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随后43天时间，在塞外的冰天雪地里，他几乎是孤身一人奔波于各个战场之间，沿途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一个个震撼历史的镜头。当时生活在内地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要完成这次战地采访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意志。时值隆冬，绥远地区的气候格外寒冷，有时甚至达到摄氏零下40多度！而由于交通不便，方大曾主要靠骑马奔波于草原大漠上。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方大曾仍凭借超人的毅力圆满完成了在绥远前线的战地采访，其行程大致为：12月5日下午搭乘军用运输车经黄家村到达大六号；6日上午再次搭乘军用运输车由大六号到达贲红；到达贲红后徒步北行，黄昏时到达20公里外的高家地，在此停留了一晚上和一上午，对驻地官兵和团长进行了采访；7日下午，由当地驻军派出30人的骑兵队伍护送至红格尔图，在这里走访了参与战役的军官、士兵和百姓；之后返回集宁，于12月14日完成报道《绥东前线视察记》。12月17日上午，与范长江、王华灼等记者一同随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乘汽车离开集宁，在隆盛庄、兴和、红茂营子等地采访视察后于12月19日返回集宁，1937年1月5日在这里完成通讯《兴和之行》。1月6日，向王万龄师长借了两匹骏马，在一名卫兵的随从下，冒着可怕的严寒翻越大青山赶赴陶林县采访。返回北平后，于1月17日补记战地通讯《从集宁到陶林》。

方大曾的妹妹后来回忆道：“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后，小方带着他的武器——一支秃笔和一个照相机，到战地采访，所写通讯一篇接一篇地在《世界知识》上发表。”多年以后，当我们检视方大曾留下来的数百张照片，不禁为当年中国军民面对侵略奋起抗争的动人景象所震撼：身穿棉服的军人在皑皑白雪中修筑城防工事，士兵带着防毒面具进行军事演习，全副武装的官兵积极操练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负伤士兵果敢坚毅，后方百姓踊跃支前，爱国学生进行集会宣传……

CCTV-7丨根据山西教育出版社同名作品改编《绥远1936》3集电视片

7月23日下午4时播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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