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是否有人故意把“大锅饭”那个时代美化成春和景明，还是刻意抹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前的一些地方“吃不饱，穿不暖”客观事实是不容否定的。那么这就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个时候为什么日子过的就那么紧巴？而且要知道那个的人口不过7、8亿的样子，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突飞猛进的增加到了现在的14亿多，现在我们不但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还进入了小康社会。以本人的水平，别的说不太好，感觉原因至少有一条，就是当时的管理不科学，“大锅饭”“平均主义”，导致生产衰落，农民出工不出力。
来，说说那个时代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很奇葩的事情。
我有个没有出“五服”的叔叔。什么叫“没出五服”呢？就是血亲关系没有超过五代。“大锅饭”刚刚“开饭”的时候，他也就20来岁，正值年轻力壮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大锅饭开饭”后，可把我的爷爷—叔叔的亲爹给愁坏了。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大集体”之前，也就是旧中国的民国时期，实行的基本就是分田单干。那时农民虽然拥有很少的土地，但是耕作的方法基本上像现在这样，以户为单位，牲畜、农具都在每个家庭当中。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我的叔叔家一家五口是在爷爷领导下，实行家庭耕作的。那么现在进入了新社会，实行了合作化，支起了大锅饭的炉灶，叔叔一家五口入了社，开始了全新的大集体生活。
那么我的这个爷爷愁什么呢？愁他的儿子、我的这个叔叔。为什么愁这个叔叔呢？说穿了—当然也不该我说—我的这个叔叔虽然正值年轻力壮，但是要知道，说穿了，他是个傻子。生理上的傻子。当然也没有傻到生活不能自理。但至少他和正常人不一样。打个比方说，别人有十个心眼，他顶多有六个。
那为什么说吃上了大锅饭，因为这个叔叔，又把我爷爷愁坏了呢？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个叔叔，因为智商不健全，无论干什么都需要有人领着。他本上不能自己独立自主的去完成一件事情。而以前一家五口在一块儿干时，爷爷以及爷爷家里的其他人还可以领着我这个叔叔干活儿，什么事情都能有个照应，但现在入了社，开始了大集体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生产队，300多口人，每天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都有百十号人，叔叔要融入到这样一个集体当中，不能再像家里的时候，有人领着他干活，出了什么问题，也不可能像在家里的时候，人人都担量着他，那他得怎么在这个集体当中生存呢？
果然，像爷爷预料的那样，叔叔在融入大集体之后，各种不利因素立刻显现出来了。比方说，大集体实行的是集体出工。百十号人每天定时定点到田间劳作。这么多人，在时间上，肯定得有硬性规定。比如说早晨五点半必须到田间地头，干一个半小时后回家吃早饭。一个小时后再上工……就这些繁琐的劳动时间，我的这位叔叔就记不住，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还有就是，大小便成了问题。当然不是说叔叔泌尿系统还有病，而是他有些不知道羞丑，基本上想拉就拉，想尿就尿，不知道背人，100多人在一起劳动。他想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基本上就地解决，全然不顾身边的男男女女，因此，弄出了许多笑话。这些笑话对于别人可能是一种消遣，但是对于爷爷全家却是羞耻，大家为此抬不起头来。
叔叔的这些种种的不合群，最终体现在他的劳动报酬上。
当时实行的是工分制。生产队定的是一个劳动日，也就是一天工分为10分。就是说正常的劳动力在生产队干一天能挣到10分。轮到给我这个叔叔定工分时，生产队长、包括生产队的队委会成员都犯了难。因为就我叔叔的这些不合群，最后肯定会影响劳动效果，想和正常的劳动力一样，拿10分，大家肯定是有意见的。无奈生产队长找到了我爷爷，征求我爷爷的意见。那个时候社员的思想觉悟普遍还是很高的。爷爷长叹一口气说，“咱得为集体着想。既然我儿不能和正常的劳动力一样干活，也就不能享受正常劳动力的待遇。你们看着定吧！定多定少，我没意见。”这样队委会又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给我的这个叔叔降了2分，也就是8分。
但是事物都是不停地变化着的。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在一年以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经过一年的生产队的大集体生活。我的这个叔叔居然适应了，比如说出工时间，什么时间上工，什么时间下工，一年来，他记得比谁都清楚，比谁都遵守时间。还有随地大小便的事，经过我叔叔家的人和周围的好心人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能够知道背着人去做这些事情。虽然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做到天衣无缝，但是基本上也能够让人忍受，特别是女社员。
当然，这一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和叔叔一起干活的社员们没有怎么意识到，而作为时刻观察着叔叔生活的爷爷，却时时刻刻的把这些事记在了心。所以当一年以后，生产队再次评工分时，爷爷把自己的意见和生产队长进行了交换。爷爷的诉求是，现在我的儿子完全是按照生产队的作息时间来的。一年四季从未有出现记错时间，影响劳动的现象。至于随地大小便，生产队的记分标准上没有这一条规定。不能因此而影响我儿子劳动报酬。
生产队长听了爷爷的这番话话，感到也不能等闲视之了。遂将这一议题提交到了队委会上。本来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知道无论怎样说，叔叔和正常的劳动力相比，劳动的效果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方说，干活的精细化程度、含金量，和一个正常的农把式相比，还差的很远。虽然从遵守时间上看，叔叔几乎成了模范，但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叔叔究竟干了多少？干的效果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但是你现在是大帮哄、大锅饭，根本没有这些具体的规定。不可能有这样的具体规定。而“法无定法皆可为”，你因为这个不给叔叔满工，即，十分，虽然合情，但不合理，拿不到台面上。随地大小便的事儿，还没等爷爷说，生产队长就摆了摆手，“你不要说了，这个事我们都能够理解，生产队没有一条规定随地大小便要减少工分的。”结果可想而知。队委会成员虽然人人心里都觉得给叔叔定满分有点儿牵强，但是又找不出任何理由加以反对。所以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从此后我这个明显有智商问题的叔叔，就和正常劳动力一样，上工一天挣10个工分。而且一口气坚持了20多年，直到1981年生产队解体，我的老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而且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次更加奇葩的事儿，我的这个叔叔差点评上了公社的动模范。
那年公社劳模，给了我们生产小队一个名额。评选这个劳动模范有如下几个条件：一个是思想积极，按时参加生产队各种学习。第二个是劳动态度端正，没有任何怨言。第三个是团结作风优良，社员之间关系过硬。这三个标准通知到我们生产队后，队委会将符合条件的100多名社员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最后选出了五名候选人。但是对照这三条发现，这五名候选人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不是不符合这一条，就不符合那一条。选举工作进入了僵局。最后有人提议，海选，无记名投票。结果，全村能够投票的200多人开始投票。投票的结果使大家瞠目结舌，谁也没想到，我的这个叔叔居然得票第一。对照这三个评比条件，唯一全符合的就是我的叔叔。票出来后，大家议论纷纷，啼笑皆非。但是队委会又经过研究，觉得你既然让大家投票了，就得认可这个结果。所以硬着头皮把这个结果报到了生产大队。大队书记看了这个结果后，劈头盖脑的给了我们生产队长一顿臭骂，说：“那是个傻子，你们把他的工分定的和普通的劳动力一样已经是够照顾他的了，现在还要给他什么劳模，你们是不是拿这评比当儿戏呢？”结果这个劳动模范的名额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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