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6日晚，山西潞城县北村的八路军总部机关住处，热闹非凡。原本是铺满了作战地图的房间里，现在都换上了喜糖和喜饼，而房间里也是贴满了大红喜字，一场热闹而简朴的婚礼正在这里举行。而新郎和新娘正是左权和刘志兰。
婚礼当天，左权的工作依然排得满满的。上午他接受新华日报采访，就河北、山东、河南的战局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午和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就晋东南部队的作战部署做了说明。利用吃午饭的时间，他校对了自己和刘伯承共同翻译的苏联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下午又对八路军各部参谋长，就司令部建设做了具体指示。一个星期前彭德怀离开八路军总部，下部队主持整军。从那时起，总部的许多工作实际上都有参谋长左权承担。
左权赴任以来，一直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直接首长，更是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得力助手。
左权在黄浦的时候，萧楚女就称他是黄浦岛上的一颗星星。实际上，左权后来是我们人民军队高级将领中的一颗巨星，就像朱德说的那样，他是中国全世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八路军能够发展成为几十万的劲旅，华北能够成为日军摧毁不掉的堡垒，这与左权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左权，1905年生，籍贯湖南省醴陵县，十九岁入黄埔，和徐向前元帅同为黄埔一期生。因为军事素养过硬，左权被党组织选派前往苏联。先是和邓小平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着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高级指挥训练。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刘伯承后来曾回忆说，无论是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的战术作业常称扬于同学中。
红军时期，左权曾任红十五军军长、军委作战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1936年11月，作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和聂荣臻一起直接指挥了山城堡战役。左权参谋长的赫赫声威，在八路军全军可能无人不晓，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刘志兰应该算一个。结婚前两个月，刘志兰才第一次见到自己未来的丈夫。
刘志兰，1917年生于北京，比左权小了整整12岁。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工作。当这位秀外慧中的才女代表中央妇委发表讲话时，引起了朱德夫妇的注意。
一天傍晚，因为工作太久，有些疲惫的朱德到院子里去散步，恰巧这个时候他碰到了刘志兰，便想趁机和她聊一聊。朱德先是大致询问了一下刘志兰的情况。突然，他的话风一转，便对刘志兰说道：“左权同志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可是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革命工作上，都三十四岁了，还打着光棍，这单身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画上句号呢？”
刘志兰似乎听懂了朱德的言外之意，脸上泛起了红晕。朱德看着眼前害羞的刘志兰，便趁机问道：“你看左权同志怎么样？”刘志兰小声地说了一句，全听总司令安排。于是在朱德的牵线搭桥之下，左权和刘志兰终于修成正果，喜结连理。新婚燕尔，本该是享受甜蜜的日子，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对左权和刘志兰来说却是一件奢侈的事。
1940年，一个名叫多田骏的日本陆军大将调任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一上任，就开始推行以铁路为主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当时八路军总部的主要领导干部只留下彭德怀和左权，他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心系战事，左权常常彻夜不眠，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战斗上。
1940年5月，刘志兰在总部驻地生下了一个女孩，但左权却无暇顾及，无法陪伴在妻子身旁，一直忙于军务的左权在孩子出生时都没时间去看一眼，女儿的名字也迟迟没有确定，这让他心里一直愧疚。
朱德总司令五十五岁寿辰的时候，左权的小女儿刚刚过满月，站在一旁的彭德怀得知左权还没有来得及给女儿起名字，便建议到：刘师长刘伯承的孩子叫太行，我看很有纪念意义。你的女儿不妨就叫左太北吧。于是就这样，北北的名字就叫了出去。太北寓意太行山北部是左权女儿出生的地方，同时也是华北敌后抗日重要的战略要地。
那时刚出生不久的小北北还不知道。不久后，一场改变华北抗日局势的大战即将在这里打响。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自战役打响以来，左权越发忙得不可开交，几乎很少离开作战室，指挥部队作战、布置侦查、通信、筹划弹药补给等，许多事情他都亲自过问。左权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战役中去了。刘志兰却只能自己一个人背着小太北，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上饭，也睡不好觉，整天担惊受怕。
华北的战事愈演愈烈。左权考虑到随着战役的发展，刘志兰和三个月大的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转战多有不便，妻女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商量后，决定将妻子和女儿送到延安去。
1940年8月30日，八路军总部阳光明媚，左权叫来了摄影师，想要和孩子拍一张全家福。他将北北抱在胸前，与爱妻比肩而倚。在面对镜头的一刹那，平时这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在抱着女儿小北北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然而这张照片却成为左权留给妻女唯一的纪念。
百团大战让此时一直想在华北有一番作为的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多田骏接连出丑，他于是恼羞成怒，公然叫嚣着一定要活捉彭德怀和左权，给八路军加倍回击，彻底摧毁和消灭八路军的根据地。10月3日，日军开始调动数万兵力，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
在八路军的袭扰下，日军冈崎大队于10月28日被迫撤到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收到情报后，彭德怀和左权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这股日军，绝不能让冈崎大队退回老巢。日军虽然伤亡惨重，但丝毫没有撤退逃跑的意思，他们要利用关家垴的有利地形，困守待援。
左权这次作战当中，把指挥所向前推进，冒着枪林弹雨，当时敌机飞机轰炸，把指挥所的后墙都给炸塌了，指挥所上边也炸了个大窟窿。当时警卫员就叫左权把指挥所后撤。他说：“我们作为一个指挥员，怎么能往后去呢？要到前面去，要到浴血奋战的战士们那去，这样才能打好仗。”
新的指挥所在一座破旧的窑洞里重新搭建起来。左权刚把地图打开，一个参谋就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汇报说：“参谋长，您爱人来信了，是不是现在看一下？”面对前来报告妻子来信情况的参谋，左权毫无反应，依旧认真地研究着地图。过了好大一会儿，当左权又一次抬起头来，看见这个参谋还在那儿，才动了动胡子拉碴的嘴巴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向我汇报的是战斗情况。”
10月31日上午，关家垴上空飞来几架日军飞机，对关家垴进行狂轰滥炸。数千名日军不顾一切从四面八方向关家垴驰援。敌军援兵一到，后果将不堪设想。战斗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左权立即下令部队将日军团团围住，不发动猛烈冲杀，而是不急不躁，稳扎稳打，紧紧咬住冈崎大队这块“牛筋”不松口。
经过两昼夜的“死咬死磨”，日军冈崎大队组织的数次突围也无功而返。八路军两个团把敌人围在核心，激烈的枪炮声从黑夜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黄昏。
时间慢慢地过去，天大亮了，突然，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左权一把抓起话筒，只听见里面传来抑制不住兴奋的声音，“报告参谋长，战斗刚刚结束，敌人冈崎大队长已经被我们击毙。”
左权听完之后慢慢地放下听筒，高兴地走出了指挥所。关家垴之战，八路军以劣势装备对武器精良的日军实行攻坚战、阵地战。共歼灭冈崎大队500多人，大队长冈崎谦受被打死。由于驰援日军逼近关家垴，关家垴的残敌六十余，在增援日军的接应下仓皇而逃。
关家恼之战成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作战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为百团大战画上了圆满的惊叹号。1940年11月12日，在昏黄的油灯下，左权看着桌旁一家三口的照片，铺开信纸，左权终于写下了给远在延安的妻儿的第一封信。
与妻女分别之后，左权每一天都在思念着他们。之后只要有人去延安，左权都会托人捎上一封信带给她们。这个平时看起来沉默刚毅的参谋长，在家书的字里行间里却是充满了丰富的情感。正所谓家国两难，左权为了守住大家而舍弃了自己的小家，紧紧靠着这一封封书信，寄托着对妻女的思念。
1942年5月20日，左权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作战室里研究地图，而是早早地就回到房间里，他的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于是走到书桌前拿出了纸和笔。虽然在半个月之前，他才刚刚给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但此时的左权却是异常想念在远方的妻女。
自从百团大战发起时，送妻女离开太行山，屈指一数已经21个月了，再过两天，小太北就满两岁了。但战事紧迫，容不得多想，他将这两个月给刘志兰写的信，一起装进信封和捎带的物品备好待发，然后嘱咐警卫员，如果有情况随时向他报告。随后便枕着一个小包袱躺下了，他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刚躺下没多久，左权就被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了。一架日军飞机在南艾铺上空，不断地低空盘旋，在投下两颗炸弹后飞离。险情突然而至，总部机关与警卫部队之外，还有北方局、新华社、被服厂，许多非战斗人员，加起来两千多人，与许多骡马驮子挤在进山的突围路上。如不紧急处置，后果不堪设想。
彭德怀和左权立即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不顾周围炮弹爆炸掀起的气浪，站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督促撤退。日伪军的包围圈一步步地收紧，天空中，日军飞机也不断地投弹、扫射。突围队伍压制在狭窄的山沟中，战斗越演越烈，局势也变得异常危险。
这个时候，左权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怀的安全，左权一边鼓舞士气，一边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他说只有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够得救。然而彭德怀却心系战友和同志，坐在马背上就是不挪动。这时候左权急了，他以强硬的口气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说：“连人带马给我推。”就这样，彭德怀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之下，向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
目送彭德怀离开后，左权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突围战斗。在十字岭高家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嘶哑的声音呼唤着极其疲劳的队伍。他要求警卫战士，机要人员，一定要保护好电台、保护好机密材料、保护好机要人员。
左权交代完任务，突然被人拉住了胳膊，一看是总部直属队警卫连长唐万成。护送彭德怀突围后的唐万成，又急匆匆地返回来接应左权，拉起他的手，请求他尽快离开这里。
左权知道作为司令部的直接领导，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意味着给同志们以战斗和胜利的希望。十字岭这个时候不能没有他，左权言辞拒绝了撤退的提议，并督促唐万成快去追赶彭德怀。
太阳偏西了，日军炮火依然很猛烈。当突围队伍冲向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敌人的火力更加凶猛。飞机轰鸣，炮弹横飞，很多人在枪弹中趴下起来，起来趴下，不停地向前跃进，有的人趴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左权声嘶力竭地喊着，率队来到十字岭西北的山垭口，这是最后一道山梁。翻过去就是通往北艾铺的山沟，冲出去就是胜利。
一步，两步，再有数十步，仅需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安全地带了。左权发现还有一批人落在后面，赶紧返回指挥引导。这时，一发炮弹突然落在左权身边不远处，飞溅的弹片泥土扬了他一身，左权连腰都没有弯，继续站在山顶上大声呼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很快，第二颗炮弹在他身边落下，喊声戛然而止，硝烟散去，左权倒下了。
一代抗日名将满怀报国之志壮烈牺牲，年仅37岁。实际上左权作为一名老兵，他会本能地卧倒，把自己先保护好。如果真这样做，他就不见得会牺牲，可是他没卧倒，他自己连腰都没有弯，第二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就这么牺牲了。
战士们不顾一切地扑来，悲呼“参谋长、参谋长”，可是左权再也没有回答。最后的几个突围者把左权的遗体葬在十字岭坡下的灌木丛深处，洒泪而去。岭上枪停人息，只有阵阵的硝烟萦绕不散。
华北日军为了窃听八路军总部的消息，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截获八路军的电报。这天，日军接获了一封关于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失踪”的电报，日军欣喜不已，派出大队人马到十字岭去挖掘，找到了左权的棺木。
日军挖出了左权的棺木后，气焰十分嚣张，甚至想以此为筹码打压八路军的士气。挖出棺木后，日军拍摄的照片，并把照片登载到了敌伪报纸上，甚至在东京的广播中大肆宣扬，企图扰乱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
随着八路军总部突围成功，日军“c号作战计划”落空。可是左权的牺牲也让八路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日军撤退之后，八路军回到了十字岭，才把左权的遗体重新收殓起来，让左权将军入土为安。
1949年，解放军南下，准备解放全中国，朱总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母亲。直到此时，老人仍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殉国。
老人希望从路过家门的战士们嘴中探知儿子的下落，但得到的所有答复都是“老人家，我们都是您的儿子”。这个时候，左权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
延安公祭仪式上，毛泽东挥笔写下一纸誓词：“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报仇” 。
1951年11月，毛泽东在视察我国南方的归途中，在专列行驶至河北境内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专列在邯郸站停下，他要下车。然而这一次他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毛泽东专程在左权墓前致敬。
如今的左权县，已经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小城市，但左权县的人们却永远忘不了左权将军的英勇事迹，为中华民族抗击侵略、民族独立而献出生命的左权将军，将永远铭刻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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