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必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而古今往来凡是能够有所成就的名人，往往都是有恩必报的。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诲之恩，人生在世，没有比这两样更重的恩情。备受人们爱戴的周总理，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总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对父母的孝敬、对师长的尊敬，也为世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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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早年丧母，父亲周贻能常年在外打工，用微薄的收入维持着艰难的家计。1908年，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在妻弟钱能训的关照下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谋了一个差事，担任奉天财政局的科员，收入情况有了好转后，周贻赓便想将侄子周恩来接到身边，1910年，12岁的周恩来去了东北，住在四伯父的家中入学读书。
1913年，周贻赓调到天津担任长芦盐运司科员，15岁的周恩来也跟着伯父周贻赓迁居到天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是家中长子，老家还有两个弟弟，跟着八伯周贻奎一起生活，周贻奎常年患病在床，周贻赓的工资还要接济家里，周恩来虽然能勉强进入学校，但是生活一直是非常清苦，甚至常常连交出学杂费也很困难。
但周恩来的品学兼优，很快就引起了当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注意，他对这个优秀的学生进行了特别关照，张伯苓曾多次和别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不仅和同学们培养了同窗情，也和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今后不管身在哪里，周恩来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一片难以忘记的南开情怀，这片情怀用他1919年5月在天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再恰当不过：“我是爱南开的”。
周恩来1913年入学，1917年毕业，在南开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一生漫长的几十年当中，或许是很短暂的，但却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周恩来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起源于南开，但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离开了南开就画上了句号，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情谊一直延续了将近40年，这样的密切联系，早已经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可以概括的。
无论是周恩来对张伯苓的尊敬，还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赏识，都是源于他们心中共同的爱国热情。意气风发的周恩来进入南开学校以后，不仅各科成绩出类拔萃，更有着非常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同学当中有着很高的人气和领导力，将这样心怀家国的学生培养成材，正是张伯苓创办学校的出发点，明白了张伯苓的办学初衷，他对周恩来的格外赏识和关照便不难理解。
张伯苓是海军出身，他白手起家，靠着向社会募捐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南开大学、重庆南开学校等一系列的南开名校，并非为了一己私欲，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实现教育强国的理想。
在谈到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张伯苓说了一句名言：“中国不亡吾辈在！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伯苓作为校长，他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所说的“中国不亡吾辈在”，和周恩来所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南开中学从1904年开始创办，在周恩来入学的时候，学生还没有超过千人，在学生数量还比较少的时候，作为校长的张伯苓，对在校的学生都很熟悉，还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考入南开中学的时候，周恩来15岁，在一年级乙三班就读，后改为丁二班。对每年入学的新学生，张伯苓都会格外关注，他会通过跟学生谈心的方式，仔细询问他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和许多老师对家中有权有势的学生另眼相看不同，张伯苓格外关怀的反而是那些家里经济困难的穷学生，每到周末的时候，张伯苓都会让妻子王淑贞做上一大桌子好吃的饭菜，将这些学生们都叫到家里吃饭谈心。
张伯苓叫到家中吃饭的学生中，常常都会有周恩来的身影，在了解到周恩来的家境清贫后，张伯苓做主免去了他的所有住宿费、学费、书费，又给他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周恩来在课余时间，给学校刻蜡板、誊抄讲义，以此来赚取一点生活费。
没有了学费的后顾之忧，周恩来便可以将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当时周恩来的代课老师伉乃如常常在张伯苓面前表扬周恩来，说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张伯苓在几次接触下来，也觉得伉乃如所说的非常有道理，更认为周恩来将来一定会成为南开的荣光。张伯苓经常叫周恩来到家里吃饭，用天津人爱吃的贴饼子、熬小鱼等特色菜招待这个得意门生。
多年后，周恩来还动情地回忆说：“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张校长经常给我熬小鱼吃”。想必周恩来所怀念的，绝不仅仅是熬小鱼那外焦里嫩的美味，更是感慨于当年校长对自己发自内心的关照。周恩来是当时南开唯一一个学费全免的学生，张伯苓还特意任命他担任了校长室助理秘书。
1914年，张伯苓支持学生们创办了一个话剧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文笔好的学生负责编剧，有表演天赋的学生负责演出，舞台感好的学生负责布景，心思细致的学生负责审核。周恩来是剧团里的核心成员，担任布景部部长，又一人负责多项工作，因为文笔好，撰写关于新剧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的任务也非他莫属。
当时南开中学里还没有女生，但一部话剧里面不可能只有男性角色，大家便商议挑选长相清秀的男学生来反串女性，结果周恩来又因为长相清俊获得了这一项殊荣，常常在话剧中扮演女角。多年后，周恩来和张伯苓在重庆相逢，周恩来还跟张伯苓开玩笑：“校长，我对南开很有意见啊”，张伯苓一听来了兴趣，想听听这位爱徒对学校有什么高见，没想到周恩来却说了一句：“当年演戏的时候，为什么总让我演女人”。说完，两个人都忍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支持周恩来和同学们办剧社虽然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背后却饱含着张伯苓的良苦用心，在他看来，学校就是一个姿态万千的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老师和学生都是在上面表演的各式各样的角色，良莠不齐，好丑不一，如今在学校里能把角色扮演好的学生，今后去到了世界这个大舞台，才能演出辉煌的社会之剧。张伯苓的说法没有错，周恩来在学校里是一名好学生，到了社会上，也实现了心中的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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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奖状毕业，考上了赴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因为当时南开还没有大学，学生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张伯苓和校董严修一起去了多个国家考察学习，回国后便筹集经费创办了南开大学。当张伯苓经过日本的时候，周恩来收到消息后马上去旅馆拜见恩师，还亲自下厨做菜招待，陪张伯苓去公园观赏樱花。
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像多年未见面的挚友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们所谈的，不仅是南开的往事，更多的时候谈的都是国计民生，此时他们之间早已经不限于学生和老师了，而是一种亦师亦友、无话不谈的关系。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开学，张伯苓邀请周恩来回国继续深造，周恩来回了天津，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
不过当时21岁的周恩来，对国家动乱、人民艰难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早已不能坐在教室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五四运动”时，周恩来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在当时教育厅的重重压力之下，张伯苓已经不可能再让周恩来回到南开大学读书，但是对于这个心爱的学生，他又和校董严修一起，为他谋划了另一条出路。
由张伯苓推荐，严修出资7000银元，设立了“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名同学李福景去到法国留学。在巴黎，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身边的人都劝严修不要再资助周恩来了，严修却回了一句：“士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资助周恩来完成学业。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伯苓和张学良之间向来有着很深的交情，记者采访张学良的时候曾问了一个问题：“您年轻的时候，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张伯苓先生”。张学良才16岁的时候，就在沈阳听过张伯苓的演讲，受益匪浅。
孔祥熙让张伯苓让去做张学良的工作，认为张伯苓的话对张学良能够产生一言九鼎的作用，希望他去能够争取一些回旋的余地。张伯苓到了南京，周恩来当时正在南京和国民党谈判，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张伯苓非常高兴，回去后在学校讲话时忍不住夸奖自己当年的学生：“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我们的校友周恩来可是立了大功啊。”
1937年7月，日军攻打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都毁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张伯苓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痛心疾首，但是他的精神却没有因此被打倒，南开的建筑虽然被毁了，但南开的精神不会因此消亡。张伯苓让同学们都离开校园，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还通过周恩来的关系，介绍大家去参加八路军。
张伯苓又重拾起办学校的理想，1938年，通过募捐开办了重庆南开中学，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时，经常去学校看望张伯苓。什么是南开精神？周恩来在给校友们的讲话中说：“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穷干与实干。” 张伯苓之所以一直对别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就是因为他的身上，最好地呈现了这种南开精神。
1944年10月，重庆南开举行校庆活动，那一年正是张伯苓68岁的生日，南开校友都赶过来给他祝贺，周恩来也来了，他看到老校长家里放着一个江南山区特有的供人乘坐的传统交通工具——滑竿，就叫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部长张劢生一起充当轿夫，将张伯苓请上去，两个人抬着老校长在院子里走了一圈。
这件事情当时还成了一桩美谈，如今的周恩来，身份早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但是在当年的老师面前，他始终只当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人家帮我，永志不忘，对张伯苓在自己少年清贫时雪中送炭的关怀，周恩来一生都铭记在心。周恩来为张伯苓抬滑竿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成了流传一时的一桩美谈，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1948年，蒋介石一再写信请张伯苓到南京担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因为在重庆办南开学校的时候得到了蒋介石的帮助，就勉强答应了，但只任了四个月，就辞了职，正是这段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让张伯苓以后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
解放后，蒋介石力邀张伯苓去台湾，当时张伯苓已是古稀之年，人老了都想落叶归根，张伯苓不想流落海外，但又因为曾在蒋介石政府任过职，担心自己以后的境遇。直到收到了一封署名“无名氏”的信，上面写着：“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就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笔名，收到信的张伯苓才如释重负，果断地谢绝蒋介石，留在了大陆。
南开本是私立学校，解放后张伯苓将学校都捐给了国家，1950年，周恩来将张伯苓接到北京傅作义的家里住了4个多月，待了一段时间后，张伯苓还是想回天津，那里是他创办学校的地方，也是他的老家。周恩来担心张伯苓回去后被为难，专门写信过去说是自己亲自将校长接回来的，并嘱咐天津市长，也是南开的校友黄敬多加照顾。
1951年2月，75岁的张伯苓在天津病逝，活着的时候，他两袖清风，去世时，他也没有任何存款。张伯苓怀着一腔爱国热忱，靠着从社会上募捐来的资金，创办了南开系列的多所名校，因为经常搞募捐，外界还送了张伯苓一个带着戏谑成分的外号：“化缘和尚”，但是这个外号对张伯苓来说，不是耻辱，而是荣誉，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化缘，而是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化缘。张伯苓的一颗拳拳爱国心，让社会上很多的有志之士都非常钦佩，纷纷慷慨解难，鼎力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南开。
张伯苓募捐来的钱，全部用在了学校建设上，他的手上经过了数百万的资金，却一分都没有当作个人的私利，他要求将每一笔捐款，都在账本上记得明明白白，并且将账目全部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学校有钱了，老师们的工资涨到了300元，作为校长的张伯苓工资却一直是100元。
南开系列的学校都是由张伯苓管理，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多劳了，就理所当然地多拿几份工资，始终只让一个学校给自己发工资。精神上足够充实的人，从来不会在乎物质的多少，张伯苓将一颗心都放在了学校和学生的身上，自己从来不摆校长的阔绰，一直坚持着勤俭清贫的生活习惯，出差坐三等车厢，开会步行前往，旅馆住最差的，因为臭虫太多，他出门都要带着臭虫药。
张伯苓的家就在和贫苦市民一起的巷子里，因为位置太偏僻，张学良来拜访他的时候，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张伯苓去世时，身无长物，儿女们在他口袋里，就翻出了6元7角钱，虽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却留下了一世清名，也正是这样的张伯苓，才让周恩来一生都敬重不已。
听说张伯苓去世的消息后，周恩来专门从北京赶来吊唁，并由他带头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将恩师的后事安排妥当。周恩来向老校长的遗体三鞠躬，并亲自献上了花圈，上面写着：“伯苓师千古 学生周恩来敬挽”。
当时对如何评价张伯苓有很大的争议，在葬礼上，周恩来给了老师一个盖棺定论的公正评价：“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
周恩来的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先后有2000多人前来参加了葬礼。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又特别关照师母王淑贞的生活，在困难时期将自己的购物证送给了她，还送了500元钱，并交代天津的朋友多加关照，直到师母离世。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轻盈数行字，浓抹一生人”，如何尊师重道，如何感恩图报，周恩来和张伯苓之间延续了几十年的师生情谊，给了世人一个最圆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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