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数国会议等八项主张。随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这个消息无疑给当时的国内、国际社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窑洞中的毛泽东来回踱步，一遍遍地读着电报，思绪万千。扣留蒋介石完全是他罪有应得：10年来， 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执意反共、坚持内战，从大革命失败开始，蒋介石手上就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而最近更是调动大批军队逼近潼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这次挟持蒋介石，自然是爱国军民乐于见到的事情。
但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今后抗战的大前途
抗日单靠共产党是不行的，单靠国民党也是不行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内斗只能进一步消耗我国国防力量，更加拉大我与日寇的力量对比，更加助长他们的侵略气焰。
毛泽东立即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紧急磋商。
毛泽东说：“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天！”
周恩来道：“ 他过去多次悬赏八万元捉拿我，这一回捉他，我们可一元未花啊！”
朱德接着说：“这次恐怕要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
毛泽东立即复电张学良，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此举乃“抗日起义”。还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和张、 杨“协商大计”。张学良接电大喜：“周恩来了，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国民党南京政府直到12月12日下午3点才获悉张、杨扣留蒋介石的消息，随即大惊。上午11点， 南京政府匆忙开会应变。会议分歧很大，但“主战派”占了上风，最后决定由何应钦挥师“讨伐叛乱”，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与南京的紧张不安相比，“红都” 延安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小小的延安城沸腾了，几乎每个窑洞中都点起灯火，洋溢着一种快意的气氛。
有的人说：“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这回正好报这个仇！”
有的人说：“蒋介石只想打内战，一味向日本妥协，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更多的人还提出一定要把蒋介石押送到延安来，一定要让他亲自向干部群众谢罪。
12月13日，延安群众自发集会，要求“公审蒋介石”。
斯诺夫人当时就在延安，她感受到群众的这种情绪。在《延安日记》中，她这样描述群众大会的情景：“从1923年 ‘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介石带到延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
中共中央和红军里，针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分歧也不小。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人民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完全可以理解，一点都不过分，而且现在来看，“杀掉蒋介石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从民族利益出发，从抗战的全局需要出发，我们认为还不能杀”，因为“杀掉了蒋介石”，将会“带来全国内战”，会“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这是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求之不得的”。所以，我们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条件，就可以放他回南京”。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以后，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表明态度和立场，以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不能不承认，当时干部群众对不杀蒋介石的决定，接受起来是有困难的。得知好不容易抓住蒋介石却又要把他放了，许多人一时想不通。毛泽东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他深入基层，向战士们和群众解释民族危亡的紧急局势，说明联合蒋介石一道抗日的必要性，他还亲自到保安东头寨子山下的窑洞前，给红军大学的学员们作报告。
他举例说，陕北的毛驴很多，要使毛驴上山，只有三个办法，即“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当然是不愿抗日的，那么，我们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动，就打他。一句话，目前就是要把他拉上山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这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借此机会，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不过，毛泽东说：“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经过细致的解释工作，全党上下终于在“西安事变”处理方式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收笔：
面对民族大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摒弃前嫌，果断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耐心说服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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