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我党筹建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公开是以粤华公司的名义。其中由廖承志主持工作，连贯为日常事务负责人，潘汉年参与领导，另有工作人员19名。
抗战爆发后，我党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目的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活动。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地送到抗日前线，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间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办事处工作人员杨琳来办理。
杨琳原名叫秦邦礼，江苏无锡人，是博古（原名秦邦宪）的弟弟。博古是我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杨琳这个名字是秦邦礼曾经的一个电报用名。
经过一番的调查和准备，杨琳在1938年夏秋之时开办了名为“联和行”的公司。公司设在香港干诺道中，注册资金两万美元。“联和行”这个公司名字既是取自于杨琳的名字，也是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的。
杨琳刚到香港时用的名字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和”和“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他个人的名字相关联，看上去让人觉得这家公司更像是一间私人公司。而且这个名字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长江局”批准的。而联和行实际上是我党在香港设立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秘密机构，二者办公地点相距几百米，既便于联系，也便于隐蔽。
抗战那几年，在我党的领导下，由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组织安排，在香港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抗日募捐活动，范围波及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募捐活动由廖承志运用当时在香港的何香凝和宋庆龄两位在国民党内具有特殊身份的二人展开，活动主要是由宋庆龄公开出面进行。
华侨捐款的大部分是由香港大英银行代收，然后存入联和行的账户。募集到的物资由联和行安排，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然后分批运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前线。
与募捐活动的公开化相比，募集到的物资和资金的保管和运送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原因是：一、香港聚集了来自各国的特务分子；二、从香港到延安，沿途军阀混乱，地痞流氓横行；三、国民党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
联和行作为一个秘密机构，承担保管和运送这些募捐物资和资金的重要使命。杨琳经历过上海地下斗争，有经验，行动十分谨慎，而这种谨慎绝对不是多余的。
对于这段经历杨琳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
1938年夏，我奉命到香港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募捐工作及接收和转运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在华侨中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通讯器材等；还经常回重庆、西安、武汉，把各办事处得到的外币捐款随身带回香港，兑换成国币汇回内地。
正如杨琳自传里写的，在那段时间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杨琳及其联和行出色地完成了兑汇、接收、转运物资和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交通器材等任务。
世界各地汇到香港的捐款由联和行兑换成国币，再由杨琳亲自送往延安。同时，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将各自收到的捐款外币交给杨琳，由他随身带回香港，兑换成国币，再送回内地。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往返于香港、武汉、重庆之间，有时以阔商身份出现，乘坐飞机；有时也装扮成小商小贩，挤火车、汽车。
由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都属于合法的办事机构，所以由他们出面募捐所得到的物资也是合法的。但是如何把这些合法的物资运出香港并安全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刚开始运输工作还好做一些，办事处及杨琳等带人在香港装卡车，经广东北上，国民党军队沿途检查，看到是宋庆龄“保盟”的物资，一般都放行。1938年5月到8月，北上运送物资都是经过广州。比如：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捐款购买的2辆救护车，从香港九龙出发，经广州于8月11日抵达武汉。叶剑英、钱之光等代表我党接受礼物。车是1938年最新的“雪佛兰”，车内有供重伤员用的床位3个，座位6个，还有电扇。车上写着：献给第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还没有进入香港），国民党军队随即撤退。此后八路军办事处运送物资的车队就不能走广州这一带了。
为了开辟新的交通运输线，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1月建成。不久，贵阳交通站也建成了。这样就开辟了香港-桂林-贵阳-重庆新的交通线。杨琳及办事处的同志们多次通过这条线路运送物资。
1938年12月，杨琳他们把130箱药品和医疗器械用小船运往桂林。1939年1月抵达，28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举办淞沪抗战7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欢迎运送物资的香港代表。
1939年初，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确保运输工作万无一失，还要开辟新的交通线。廖承志在香港致电桂林的李克农询问可否经越南转运？并派香港办事处的罗理实、张淑芳夫妇从香港去越南的海防市建立交通站。
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去苏联开完共产国际的会议，回国途中路过桂林，就住在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和胡志明商量，请他帮忙。胡志明听后，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1939年5月，李克农把去越南转运物资的任务交给了邱南章等7人。邱南章他们带着十几名司机开车从桂林出发，一直开到了越南北部的同登。再派人去河内，与胡志明同志取得了联系。在胡志明的帮助下，他们与香港来的罗理实夫妇会合，并在海防港安顿好了驻地。此后他们就开辟了滇越交通线，滇越线具体是：河内（海防）-镇南关（友谊关）-南宁（桂林）-贵阳。
这是运送物资的第三条运输线路。杨琳从香港乘船到达海防，与罗理实、邱南章等人接上了头，商量好运输计划后，杨琳返回香港开始准备物资，并装船。物资很多，其中包括：
运输车10辆（大道奇牌3辆，小道奇牌3辆，福特牌3辆，雪佛兰牌1辆）；
医疗器材、药品，如X光机、显微镜等；
无线电零件、电子管、电线、灯泡、广播器材、发电机等；
衣物、被服等20多个大木箱。
除此之外，还有准备回国参加抗战的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近20人，他们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香港，其中有4位女士学过一些伤员护理，男士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
从香港到越南，再到中国内地，这一路上要经过海运、陆运、河运，翻山越岭，货物会反复装卸。为了装卸方便，杨琳要求大家把包装箱打得尽量结实些，还要大小适中，便于搬运。为了避免国民党哨卡在检查时找麻烦，他们把电讯器材等战略物资的外包装拆开，然后把器材装进衣物、被子、军毯、鞋袜等救济物资的木箱里。
杨琳安排大家把物资装上船，从香港向越南驶去。到越南的海防后，卸船再装车，然后陆运。他们运回的物资加上邱南章买的路上用的汽油机油等，共装了50多辆卡车。
从1939年5月到9月，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杨琳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将全部物资安全运抵桂林办事处。再经河池到贵阳，再到重庆，最后送到了延安。
在滇越交通线上，杨琳和战友们曾数次运送物资。1939年10月，他们又运回一批物资，包括：卡车20辆，小车2辆，药品若干，华侨青年22人。
然而从1939年9月开始，日军就已经开始轰炸越南的河内和海防港，最终致使滇越交通中断。
为了确保安全，廖承志和杨琳等不得不重新策划，改变运送方式，他们加入到了滇缅运输线的行列中，具体是从香港将货物用船运到大鹏湾，绕道缅甸，经云南，再到贵州，送往重庆。滇缅运输线在当时国际友军的帮助下，在南洋1000万华侨的支持下，成为一条钢铁运输线。
杨琳及其联和行通过我党领导的地下交通站，通过沿线各八路军办事处，很好地完成了运送物资的任务。据统计，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总计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很多司机和医护人员。
香港同胞所捐药品大多为日常民用药物，所以杨琳还要根据前方需要采购治疗枪伤的手术器械和药品。为了采购药品，杨琳与香港新亚药厂许经理和杜先生成为了朋友，杨琳曾建议他们向英国的B.D.H药厂订货，赚了一些钱。许经理发现杨琳很会做生意，便邀请杨琳担任新亚药厂董事。
杨琳以药厂董事的身份采购药品，即使数量很大也不会引起港英政府的怀疑。他所采购的药品大多用于治疗枪伤，许经理并不过问，他比较爱国，在暗中也帮助杨琳。从1938年直到解放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此外，杨琳与上海帮的纱厂老板吴先生也成为了朋友，通过吴老板购买了许多的药棉和纱布。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在一天天不断扩大，对无线电通讯器材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杨琳及其联和行经常要采购无线电器材。为了完成任务，他与香港灿华公司建立起了合作关系，还经常把灿华公司的写字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
从1939年到1941年12月，在近三年的合作中，杨琳与灿华公司做了很多生意。1940年初，在灿华公司，杨琳结识了公司会计黄美娴，通过黄美娴又与怡和洋行董事许先生交上朋友。
通过灿华公司与怡和洋行采购通讯器材，既安全，质量又可靠。这些器材补充了部队的作战急需，提高了我军的通讯指挥能力。
美国友人爱泼斯坦高度评价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他写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冲破日本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对外贸易的创始活动之一。”
杨琳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手上有一些流动资金，当时我党的一些临时性开支也都由杨琳支付。
比如1941年1月29日，中央领导人张闻天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
望即购英文康勃莱其近代史或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欧美历史的书，分批寄来，需款均要杨琳付。
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杨琳在财经方面所担负的责任。
杨琳经手的款项很多，但是他开销节俭，账目清楚。当时党内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财会制度。据当时的港澳办事处处长刘少文回忆，1940年下半年，他到香港查过杨琳的账目。结果看到的是杨琳的账目很清楚，家人开销也非常节俭。他们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挤在一个单元里，沙发是两用的，每天晚上拉开沙发就是床。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飞机轰炸香港。香港沦陷后，办事处在香港的募捐工作告一段落。
周恩来在重庆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命令他们帮助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在香港的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迅速转移：
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派人帮助孙、廖两位夫人（即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的指挥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开始了抗战以来第一场空前的营救行动。
日军进入香港后，杨琳嘱咐家人到香港半山的一所学校里躲避，他自己则投入到营救文化名人和公司善后处理等工作之中。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经费以及募集到的资金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联和行，他要把那些钱取出来，不能有一点闪失。另外，营救800多人，车船费、食宿费都需要钱，周恩来指示，所有费用都由八路军办事处承担。
在杨琳忙于营救爱国民主人士时，他的妻子王静雅承担起保护家人的重担。杨琳的母亲当时正患眼疾，几乎双目失明。刚刚出生的小儿子不满一岁。王静雅柔弱却很刚毅，她在家里一直准备着两只箩筐，紧急时刻就把东西装进箩筐，挑起箩筐就算搬家了。在上海，在香港，为了安全，他们经常搬家，她已经习惯了自己搬家，也知道杨琳在忙于革命事业，危险的时刻，杨琳能脱险就是她最大的愿望。
这次在香港同样如此。王静雅把幼小的儿子放在箩筐里，一头挑着孩子，一头挑上生活必需品，搀着小脚的婆婆，领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侄子，七口人离开了家。王静雅挑着担子，老少三代沿着香港陡峭的山路走向半山的一所小学校，那里离海较远，在日军炮火轰炸时相对安全些。他们在那里等着杨琳来接他们。香港人都在逃难，学校已经停课，商店全部关门，他们带的食品不多，处境也十分危险。
一天夜里，有人敲门，是杨琳派来的一名地下党员，王静雅一家人跟着他在夜色的掩护下离开了那所空荡荡的学校。王静雅依然挑着那副担子，两个箩筐，一头是儿子，一头是生活用品，他们老少三代，走下山坡，走到海边的码头上了船。
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王静雅一家人挤在其中，开始了逃难历程。他们一家人随船南下湛江，湛江当时是法国租借地，相对安全。此后，王静雅带着一家人就在湛江留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在那几年里，他们与杨琳不曾见过一面。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相互配合，在很短的时间里将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了内地和海外。虽然日军拿着名单也在搜捕这些爱国人士，但是他们一个也没搜到。
1942年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撤到广州。蒋介石此时破坏国共合作已经公开化了。由于叛徒出卖，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数十人先后被捕。5月30日，廖承志等7人被捕。而此时杨琳和他的联和行并没有暴露。廖承志被捕后，杨琳携带者一笔款项秘密离开广州，他要去重庆，要把这笔经费交给党组织，并汇报南方地下党所遭受的损失。
杨琳穿着特制的马甲，马甲上缝着许多小口袋，他把钱卷成小卷，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马甲贴身穿在里面，外面再穿上衬衣和外套，这样藏钱不易被发现。日军到处烧杀抢掠，难民无数，交通中断，从广东经广西桂林等地到重庆，他走了近半年的时间，沿途经历了难以形容的危险。
由于交通瘫痪，杨琳经常是徒步行走。在路上他遇到一群和尚，为了安全起见，他也装扮成和尚，一路化缘。尽管他的身上带着很多钱，可那都是公款、是党的经费，不可随意用来做个人的生活费。从春季走到深秋，他一直没动那笔钱，一分都没花。
经过一路周折，直到1942年10月，杨琳才到达重庆。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把随身携带的款项如数交给周恩来的特别会计袁超俊，这笔款项之后由钱之光转送到延安。杨琳向周恩来及负责南洋组织工作的负责人详细汇报了香港的情况。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我党撤销除重庆、西安两地以外所有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保住白区的党组织，中共中央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办事处身份比较公开的干部撤回延安，身份未暴露的干部转入地下斗争。
杨琳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1943年春，周恩来找他谈话，让他回到华南一带继续经商，周恩来指示杨琳：“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
杨琳回到广东后，他的公开名字从杨廉安改为杨琳。杨琳这个名字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称，解放后一直沿用，直到去世。他的小儿子也因此姓杨，不姓秦。
抗日战争这时候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前线需要大量的物资，轮胎、药品尤为短缺。杨琳决定做轮胎生意，他悄悄回到广东、香港，打理联和行，重新雇佣工人，让公司的经营活动开展起来。然后，他在曲江（今韶关）开办庆生行，又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和协成百货公司，通过香港-曲江-桂林之间的贸易、加工和零售获取利润。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被破坏，地下党的活动异常艰难，杨琳通过开办公司，逐渐聚集了一些党员，也团结了一些爱国人士。他聘请当地雇员，通过公开合法的商业活动，为我党提供经费。
1943年春，杨琳回到桂林时，不久就拜见了在桂林避难的何香凝老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分别已经一年半了，廖承志此时还在狱中。杨琳的到来使老人家感到欣慰，他们一起回忆在香港募捐的日子，老人高兴之余，欣然作画并题字：
皎洁无尘石作家，枝清叶净弃繁华。前生根种株篱下，却被人称富贵花。三十二年春为廉安先生画何香凝印
这首诗看似是在赞美花，其实何尝不是对杨琳的赞誉呢！
杨琳回到广西后不久，与香港灿华公司会计黄美娴取得了联系。黄美娴在广西，闲赋在家，教叔父的女儿弹钢琴。黄美娴的叔父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民政厅长，对黄美娴多有关照。杨琳请黄美娴到桂林，在公司当会计。
黄美娴的加盟无疑给杨琳增加了一个保护伞，由于她叔父的关系，一来可以扩大经营，二来又能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战争年代，货物奇缺，有钱也买不到货，杨琳熟悉香港，他的进货渠道比别人宽得多。不但百货公司生意红火，出口桐油、进口轮胎的生意也挣到不少钱。杨琳将营业所得通过地下党的渠道上交给了党组织。
1944年9月，日军进攻桂林，桂林沦陷。杨琳的三家公司都被日军查封，百货商店被抢，商品被没收。杨琳紧急致电中央，汇报情况，他说：公司“损失甚大”，幸好人员没有伤亡。日军在桂林烧杀抢掠，杨琳率黄美娴等部分员工离开桂林，开始了再次逃难的历程。他们辗转到了平乐、昭平、八步，在八步住了一段时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开了一家小型百货店。
在逃难过程中，杨琳多次密电中央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报告自己的避难地点，但是由于居无定所，无法得到回电。战争就在身边，死亡随时就会降临，在这种情况下友情弥足珍贵。杨琳与黄美娴在逃难的相互关照中产生了爱情，他们在一起了。
后来杨琳他们转到了梧州，暂时安顿下来。杨琳在梧州、广州和香港之间经营桐油出口和百货进口，并继续经营轮胎生意。老百姓要生存，战争也需要商业的支持，他的联和行等几家公司发展很快。杨琳善于经营，黄美娴善于理财，加上其他可靠的战友，生意越做越大。杨琳时常回香港办理公司事务，此时联和行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出口和进口手续，出售桐油，联系进口货物，并负责兑换国币和外汇，结算帐目。战争年代主要是缺货，手上有货就能赚钱。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杨琳万分激动，两年半的隐姓埋名，终于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此后杨琳不断致电中央，汇报公司的经营情况。在档案馆中有一封1946年3月2日杨琳发给中央的电文：
渝周（恩来）、王（若飞）、刘（少文）：我顷抵港，前在八步，梧州寄上函电收到否？桂林沦陷时，损失甚大，和平后于梧粤仍经营业务，尚能得利。目前梧粤所存货物约值一千万元，现在业务仍在继续进行中，拟再建立一据点。今后工作方针，请速指示。杨琳
“渝”代指重庆。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杨琳有1000万元的货物，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钞票还没有贬值。另外，杨琳计划再建立一个“据点”，他用的是“据点”一词，说明他的公司和商场，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我党的联络站。
杨琳在回到香港后，在德辅道中香港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了一个写字间，把联和行搬到了那里，并将其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
1947年底，在朱德总司令的批准下，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华润集团。
电视剧《突围》原名《人民的财产》，里面中福集团的企业原型就是华润集团。剧中描述了中福集团的企业历史发展，中福集团的前身上海福记中西贸易公司的原型就是联和行，创始人朱昌平的历史原型就是杨琳了。
在那个年代，像杨琳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他们这些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为了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敬佩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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