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
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身着一身囚服，戴着黑框眼镜，缓缓走到了证人的席位上。
“我是大汉奸爱新觉罗·溥仪，今天我站在庄严的法庭上，是要对日本战犯奉行侵略政策，操控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进行作证。”
面对溥仪的指证，一旁的古海忠之不再是一副可憎的模样，而是先后四次低头，两次落泪，并忏悔地说道：
“我认识了这个严重的错误，请法庭对我进行审判，处以死刑。”
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的岛村三郎，更是对自己杀害大量抗日武装和普通民众，亲手制造“三肇惨案”、建造秘密杀人长“三岛化学研究所”等罪行供认不讳。
“我认为自己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请法庭判处我死刑！”
岛村三郎在说完之后，就后退三步，双膝弯曲跪倒在地上，请求中国人民的原谅。
纵然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可是也无法擦去他们手上的鲜血。
因此，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将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惩处，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但是最终的结果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
经过法官宣判，除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他罪行较轻的下级官兵，则直接作出了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回国的决定。
这直接引起了法庭现场的震动，更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
可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将日本战犯释放回国？这些日本战犯在回国之后，又真的悔国了吗？
先让我们回到1950年，一列特殊的火车从苏联开往中国。
这列火车的特殊之处在于，上面载有969名日本战犯，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这些日本战犯本以为苏联人要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地方挖煤，可下车后，映入眼帘的便是“战犯管理所”几个大字。
他们害怕了！
因为他们知道，战犯是要接受审判，承担罪责，而且也听说了其他战犯被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所处决的事情。
所以这些日本战犯的情绪立即就失控了。
他们直接撕掉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条例》，一同大声唱起日本军歌，甚至还开始疯狂撞击着牢房的铁栅栏。
还有一个日军声称：“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我们！”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前来镇压，才逐渐平息日本战犯的骚乱。
之后，日本战犯并不甘于接受审判，先是策划起越狱计划，可还未开始，便胎死腹中。
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战犯还期待美军可以来拯救他们，即使管理所每天都朗读《人民日报》，向他们传达战争进程，可日本战犯依旧不相信中国能打败美国。
甚至有人会高喊“天皇万岁”，朝日本的方向行跪拜礼，更有一些顽固分子，害怕自己被洗脑，用筷子捅自己的耳朵。
在接受审问时，更是不配合管理所，他们颠倒黑白，谎话连篇。
就比如前文跪下谢罪的岛村三郎，就曾说过，“我在职期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向满洲国政府做出了抵抗，如果让我回去，民众一定会夹道欢迎我的！”
日本战犯之所以不配合抚顺管理所的工作，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服中国，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管理所便让这些战犯进行劳动改造。
早先考虑到他们在苏联“挖过煤”，身体经受了损害，所以只是安排一些轻巧的杂物。
后来，管理所设立了一个养殖场，并购买了上千只鸡仔，让这些日本战犯来养鸡。
他们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经常在养鸡场，甚至还编了一首《养鸡劳动歌》。
同时，管理所十分重视对这些战犯的思想改造，经常带领他们观摩周围的水库和钢铁基地，这让他们大为震撼。
在理论学习当中，战犯终于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还让他们建立小组，交流学习感受。
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作用下，日本战犯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罪行。
战犯永富博之在镶牙时，会想起自己曾残害中国村民的情景，不禁泪流满面，“中国人给我这样的野兽镶上牙齿，怎么能不让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呢？我今后一定要重新做人！”
纵然这些战犯经历了管理所的改造，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但这也不是宽恕他们的理由。
那中国政府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先后赦免释放了高达1017名日本战犯呢？
原来这是基于新中国的发展大局所作出的决定。
当时，日本已经被美国所独占，跟殖民地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将这些日本战犯判处死刑，固然十分解恨。
但还会加深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阂，让新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恶劣。
此外，这些日本战犯都是经过改造教育，在回国之后，会主动宣传中国的政策和变化，让日本乃至西方世界更加了解新中国，知晓我们的良好态度和外交政策，从而打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妖魔化。
那这些日本战犯真的悔国了吗？
答：他们是真的悔过了！
这些日本战犯在得知被赦免释放后，十分的激动，不仅向抗日烈士纪念馆献花圈，表示悔过，同时还写信反思自己的罪行。
在回到日本后，这些战犯还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积极号召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可是，日本记者基于固有的偏见，故意引导这些战犯，让他们污蔑中国政府。
但是他们并没有顺从日本记者的意思，而是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感谢，还对自己所犯罪行进行忏悔。
因此，这些战犯在回国之后，也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例如，这些战犯要求津贴时，被日本政府直接拒绝。还有第二批日本战犯回国时，日本政府竟然拒绝他们入境。
同时，他们在生活中还遇到了各种困难，这都没有打倒他们。
在1957年，这些日本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其中会规第二条规定：
本会的宗旨是本着人道主义反省过去罪行，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推进日中友好。
他们主动做了这几件事：
1.积极宣传中日友好，宣扬珍惜和平，拒绝战争。
例如，原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的藤田茂，先后5次开展巡回演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2.利用照片、书籍、文章的形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例如，联络会出版了《三光》的一本书，一度成为日本战后第二大畅销书，从而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3.开展中日民间交流活动，积极帮助中国劳工。
这些日本战犯不仅挖掘中国劳工遗骸，并送回中国，同时还帮助在日本深山生活十多年的中国劳工刘连仁送回国内。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各种活动，对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02年，由于大多数成员已经离开人世，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也随之宣布解散。
可是他们的精神被子女所继承，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为中日友好和反对战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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