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随便尺寸与人。
因此，边界划定从来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且容易落下千古骂名的事。
今天的很多国人之所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趋之若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普京的“硬汉”气质。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时，普京敢于果断亮剑，在领土问题上普京敢于寸土必争。
普京曾说：“俄罗斯虽大，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这种誓死捍卫领土的决心，是很多国人的热血图腾。毕竟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寸步不让的精神。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就从未停止过丧权辱国的脚步，随着香港岛、外东北、外西北、蒙古、藏南地区等疆土的陆续丧失，旧中国也一步步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似乎也没有扭转丧城失地的情况，比如将印度打得屁股尿流后，我们依然没能收复藏南地区，在国势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将11段线改成9段线，将珠穆朗玛峰的一半划给尼泊尔等。
而中缅划界，则更是饱受诟病。在某些人看来，1960年中缅划界之前，双方争议领土多达18万平方公里。为了争取睦邻友好、维持与缅甸的友谊，新中国只得到了18%的争议土地，将82%的土地拱手让给缅甸。鉴于当时中缅国力的巨大悬殊，因此新中国丧权辱国的非议从来不绝于耳，主持中缅划界的老一辈领导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受尽苛责。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当然真的不是，和很多印吹死挺醉心于印度在二战后猛烈的开疆拓土不同，事实上新中国的国土自立国以来就始终不曾有失，很多看似丧权辱国的划界方案，事实上明确了无主之地和争议地区的归属，我们的实控国土一直在增加，中缅划界尤其如此。
而中缅两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1世纪。“缅”意为“遥远”，“甸”表示“郊外”，“缅甸”意为“遥远的郊外”，这是古代中原王朝对缅甸的最初印象。
在明朝初期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使并正式经营云贵高原之前，包括缅甸在内的西南地区被统称为“西南夷”，即便到了北宋也只是“宋挥玉斧”，将开疆拓土的脚步止于大渡河。
1044年，作为缅甸历史上第1个大一统王朝的蒲甘王朝建立后，开始和中原王朝形成断续的宗藩关系。
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征服缅甸后设置缅北行中书省，后虽然撤销，但依然维持着十年一贡的藩贡关系。
1381年，明朝大将沐英平定云南，并在外围设置六个土司宣慰司，并在1446年形成“三宣六慰”，即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和车里、缅甸、木邦、八百、孟养、老挝六慰。
1531年东吁王朝建立后，逐渐蚕食了“三宣六慰”。1753年贡榜王朝建立后，对云南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引发了乾隆皇帝的雷霆震怒，在7年的清缅战争结束后，缅甸重新成为清朝藩属国，直至英国殖民者到来。
在征服英属印度、新加坡和马六甲后，英国将魔爪伸向缅甸，并在1824年挑起第1次英缅战争，从此缅甸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2年和1885年，英国又两次发动侵缅战争，并在1886年灭亡贡榜王朝，至此缅甸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面对英国入侵，作为缅甸宗主国的清王朝曾向英国抗议，但国贫民弱无济于事，最终只能接受缅甸沦陷的现实。
而当英国征服缅甸后，便随即开始了丧心病狂的扩张，并与清王朝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领土争端。
根据所谓的主流说法，近代以来的中缅争端主要有三部分，分别是包含江心坡的“缅北争议区”，中段“永租”给英缅的南坎、果敢地区以及“南段争议区”。
先说“缅北争议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除了长达200多年的猛烈开拓，清朝还聘用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国土勘测工作，并绘制了比例尺相当精确的全国和分省地图。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主权”概念的大背景下，清朝绘制的地图成为今日我国领土主权的法理依据。
而根据清朝前期地图、1903年邹代钧主编的《中外舆地全图》及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清帝国全图》等，都表明中国西南边界在怒江西侧的高黎贡山。
民国地图上之所以出现了面积数十万平方公里的“缅北争议区”，根本原因在于果粪的“地图开疆”。
1891年，英国借口一只英国人被野人山的傈僳族人烧死，悍然入侵野人山等缅北地区，激起清政府的强烈不满，当时的外交家曾纪泽虽与英国有过交涉但未有结果。
1892年中印两国开始就中缅边界划界问题展开谈判，经过一年多的激烈交锋以及。爱家家薛福成的据理力争，保住了孟连和西双版纳的主权，收回了被英军占领的昔马和汉董等要地，争取了800平方英里的国土。
但在薛福成极力争取的缅北野人山地区，则由中英继续搁置。此时的缅北地区，“既不属华，亦未属缅”，是真正的无主之地，虽然根据国际法各方均有权声索，但根本还是取决于各自的国力，所以这种悬而未决的局面事实上有利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
但问题是英国欲壑难填，清朝虽风雨飘摇但也据理力争，英国在缅北地区始终不能如愿。
1912年清朝灭亡后，英国趁中国风云激荡时出兵夺取片马地区，制造“片马事件”，并在1926年侵占了江心坡。而彼时的民国政府内忧外患，对于英国的扩张无能为力，随后英国成为缅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英国的野蛮入侵，激起了国内人民的强烈愤慨。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派出中缅界务调查员尹明德前往江心坡地区调查，在对野人山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尹明德。报告了清末以来英国在滇缅边界侵占中国领土的经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划定中缅边界的“建议线”，即“尹明德线”。
根据尹明德线，中缅边界向西推进到巴特开山，而即便是清朝极盛时期的乾隆时代，中缅边界也不过才到缅北中部的枯门岭。
不过这似乎并不能阻挡民国政府地图工作者“地图开疆”的决心，在1934年申报《中国分省新图》上，中缅边界向西前进道枯门岭，1935年版的《中华新形势地图》退回到了迈立开江，1939年申报《中国分省新图》第四版又重新延伸到了枯门岭，1948年申报《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则将边界线推进到巴特开山。
所以，所谓“缅北争议区”是民国政府地图开疆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在缅北步步为营，并严重威胁中国国土安全。
而“地图开疆”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英国咄咄逼人的入侵，除了不敢将巴特开山作为声索边界公诸于众，仅敢表述为“未定边界”，还在入缅作战的国军进入野人山遭到英国强烈抗议后，下令国军撤出缅北地区。
如果说南京国民政府用实际行动为英国窃据缅北背书已经足够可恶，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尸位素餐，坐视缅北成为缅甸一部分并欣然接受缅甸进入联合国，用实际行动疯狂打脸的操作，就着实不可原谅。
再说“中部争议区”：
甲午战争惨败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法国强迫清政府把西双版纳所属的孟乌、乌得两地割让给法属印度支那，严重违背了1894年中英签署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不允许将孟连、车里割让给第三国的规定。于是英国以清政府违约为由，强行割走昔马地区等，而后又借口南坎至八莫的道路通过孟卯三角区，要求清政府将南坎地区“永租”给缅甸。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南坎地区“主权在我”，但。南京国民政府出版的地图上却主动将其划入英属缅甸版图。
而且更令人无语的是，二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复了南坎地区并设立了“光复乡”，但却在英国的抗议下主动撤销，并在随后撤军，将南坎拱手让给英国。
最后说“南部争议区”：
1897年2月，李鸿章和英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附款》，规定中缅南部边界以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为界，但因为地图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划界搁置，随后中英双方再度开始激烈交锋。
1934年1月，英国入侵班洪，是为“班洪事件”，而这场入侵也让中缅南段边界勘界问题重新提上日程，但因为地理界线与行政区域线依然存在矛盾，中英仍没有达成决定性的边界协议。
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横扫西欧，法国亡国印度支那沦为日本阶下囚，中国对外联系的通道除了驼峰航线，就只剩下途径缅甸的滇缅公路。
然后，英国以封锁滇缅公路为威胁，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在中缅南部划界上做出让步。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南京国民政府只能对趁火打劫的英国妥协。
1941年6月18日，中英以外交部换文的方式在南段未定界划了一条极端有利于英国的边界线，即“1941年线”，根据此线，班洪地区被分裂，中国还失去了户算、班个、南大、炉房等地。
至此，南部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可以说，无论北部中部还是南部，中英都是在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交锋，我国的丧权失地成为必然结局。南京国民政府面对英国穷凶极恶的入侵，固然有国力不足的客观因素，但主观上的无所作为以及自欺欺人的地图开疆，则必然不可原谅。因为它在忽悠并“安抚”了当时民众情绪的同时，却极大地误导了后人，甚至给新中国和缅甸的勘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建国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于领土这一敏感问题采取的是“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原则，坚持维持原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恢复，中缅边界自然也是如此。
但1955年发生的黄果园事件，再度将中缅划界问题推到了前台。
话说1950年2月云南解放后，国民党第8军为主的残部逃往缅甸。虽然在国内战五渣，但是面对缅甸军队则所向披靡，缅甸很是无奈。所以面对越过“1941年线”追击的解放军也采取沉默态度。
但在1955年11月，相互认为对方是国民党残部的中缅将军在大雾中交火，这就是“黄果园事件”。
虽然是一场误会，但缅甸依然胆战心惊，毕竟当时中缅两国体量悬殊，国内共产党正在积极夺权，所以缅甸最希望的就是划定边界。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曾说：“中国就像大象一般巨大，而缅甸犹如羔羊十分弱小，羔羊会时刻想着它什么时候发怒，这会让羔羊整天提心吊胆。”
所以从1956年开始，在国内暗流涌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时刻，缅甸开始与新中国协商解决划界问题，经过三年多的谈判，双方最终取得了一致的结果。
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同周总理于1月28日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标志着两国正式达成边界协议。
按照协议，中缅两国在三个争议区各有让步，
首先是缅北争议区：
鉴于中国拿不出以巴特开山为界的法理依据，且南京国民政府早已在事实上承认了英国对缅北地区的占领，更认可了缅甸对英国遗产的继承，所以最终中缅双方划界情况为：
自尖高山起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全部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遵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
因为条约规定“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所以这也意味着新中国从缅甸收回了1911年英国通过“片马事件”武装侵占的领土。
其次是中部争议区：
鉴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在地图上主动将南坎地区划入缅甸，所以周总理提出“中国考虑到缅甸在孟卯三角地修筑的公路是连接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交通命脉，中国愿意把这一地区交给缅甸”。
当然，作为交换，缅甸应将“1941年线”以西的班老地区划归中国。
最终缅甸同意以189平方公里的班老地区换面积为220平方公里孟卯三角地。中方在面积上稍显吃亏，但此举解决了“永租”问题，且班老矿藏丰富，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最好结果
最后是南部争议区：
虽然新中国不承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为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但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我国主张按照现状进行边界谈判。
虽然“1941年线”是国际公认的趁火打劫，但新中国依然基本坚持以“1941年线”为界。
概括起来，通过友好协商的原则，新中国从缅方手中收复了片马、班老等地区共约342平方公里，减去划给缅甸的220平方公里“永租”之地，实际领土增加了约122平方公里。
在中苏交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险恶的大环境下，中缅两国的成功划界，除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为随后中缅合作剿灭国民党残余部队提供了理论支持，更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从而为新中国和广大第三国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铺平了道路。随后，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陆续划界。中缅划界不仅为后面的划界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意义，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作为“1941年线”广义上作为麦克马洪线的延伸，其尊重现状的解决方式给了印度有样学样的机会，并加速蚕食藏南地区，但很快印度就在62年的战争中认识到了什么叫做“以德服人”。
所以，新中国丧权辱国论可以休矣，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军处理国际事务的成熟稳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之幸。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