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之旅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 1952 年，考古人员在滕县岗上村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片，但因仰韶文化的彩陶极具代表性，便将其误认为是仰韶文化的遗物。1957 年，在山东安丘发掘出七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又因出土遗物与龙山文化较为接近，被归之于龙山文化的范畴。
直到 1959 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泰安宁阳县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根据暴露于地面的彩陶片及其它遗物，确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随后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大汶口文化才逐渐被世人认识。首次考古发掘从大汶河南岸开始，后扩大至北岸的大汶口镇，面积达 5400 平方米，发掘出 133 座墓葬以及大量随葬品。出土的 1000 多件陶器中，有红、灰、黑、白各色陶器以及精美的彩陶，还有丰富的石器、骨器以及制作相当精细的玉器和象牙器。
1962 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确定了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适时提出 “大汶口文化” 的命名，并利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碳 14 测年数据，把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 4300—2300 年之间。此后，大汶口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其历史意义也愈发凸显。它将黄河下游史前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0 多年，为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独特的文化特点
（一）丰富的陶器艺术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的数量较少。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轮修技术已普遍使用。纹饰有弦纹、划纹、乳丁纹、绳索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以及指甲纹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其中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文化庙地沟文化类型相似，可能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中期以夹砂红陶的数量最多，次为泥质黑陶和灰陶，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的数量最少。中期还出现了一些火候较高、质地较为细密的灰白陶。陶器以素面为主，部分器形表面磨光，发现有繁缛的编织纹图案，有少量的彩陶。
晚期的制陶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轮制技术已用来生产大件陶器。烧窖技术有了改进，烧制出的额薄胎磨光黑陶，胎厚仅 1—2 毫米。通过提高窖温，已能烧出薄胎、质硬、色泽美的白陶、黄陶和粉色陶器。晚期出现了大宽肩壶、瓶等新型器形，中期已出现的仿兽型陶器在晚期又有了创新，彩陶到晚期减少，但仍有纹样复杂的多色陶器。
（二）奇特的习俗传统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是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某些个体臼齿外侧严重磨损甚至内缩，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这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也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少见。
（三）多样的建筑风格
大汶口文化发现的建筑遗迹不多，属于早期的仅有几处残迹，不得窥其整体结构。中期建筑遗存，在呈子遗址发现一座 20 平方米许的方形地面房基，门向南，平地挖槽筑基，槽内竖柱，填土后锤打，室内的 4 个柱洞里填有碎陶片、石子、灰土，紧密坚实。大墩子墓中出土 3 件陶屋模型，有方形、圆形两种，都作攒尖顶，有的有门窗，四周有檐，屋外壁上刻有狗的轮廓线，它提供了中期住屋的立体形象。晚期建筑，在三里河遗址发现 4 座房基。一座保存较好，平面椭圆形，亦为挖槽筑基，室内有 1 米多深的圆形窖穴，内有朽粟，发掘者认为是座库房。
（四）鲜明的墓葬文化
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的较多。早期文化遗存墓葬头主要朝向为东，也有朝向北的。葬制以单人葬为主，也有较多的合葬。合葬以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为主。多人二次合葬墓的人骨排列得十分整齐。早期墓葬在后期随葬品出现多寡不一的现象，并且表现得比较显著，多者达四五十件，寡者一件都没有。随葬生产工具的情况男女也不相同。男性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女性多生活用具。用狗殉葬的多为男性。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还普遍使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随葬，同时还普遍存在对成年男女拔除门齿和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等现象。拔牙的年龄都在 15—20 岁之间。
中期文化遗存墓葬头大多朝东或朝北。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有同性合葬，一定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大人和小孩合葬三种。其中以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最多。二次合葬墓相比前期减少。中期同性合葬墓数量很少，大多都为两男性合葬。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区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都在男性一侧。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达六十余件，寡者则一无所有。富有的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而且很精致，并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和猪头随葬，甚至用整猪、整狗随葬。中期的部分大墓和中型墓设有二层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
晚期文化遗存墓葬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合葬墓。该期的合葬墓多为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个别一对成年男女和小孩合葬，同性合葬消失。头向一般朝向东，胶东半岛的部分的确则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凡是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随葬品一般都集中在男性边上。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灵魂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这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贵，均得到了厚葬。
三、重要遗址的魅力
（一）焦家遗址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焦家、苏官、董家和河阳店等周围几个村庄之间的农田区域，于 1987 年在考古调查时被发现，是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处重要古文化遗址。
历史沿革：焦家遗址是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行动的关键阶段被发现的远古遗址。1987 年被发现，1992 年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2017 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夯土墙、壕沟、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年代距今约 5300—4600 年。2019 年，焦家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文化遗迹：遗址面积达 24 万平方米，南北长约 600 米，东西宽约 400 米，中心部位较高，四周略平。内有一周夯土墙和壕沟、215 座墓葬、116 座房址和 1 座陶窑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涵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文化的灰坑 974 座。采集的遗物有石器、陶器，以及鹿角、蚌壳等。陶器中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有鼎、壶、背壶等，陶色有灰、黑、黄褐等色，器表装饰以素面、素面磨光最为多见，亦有附加堆纹等。
旅游信息：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保护措施：2019 年 10 月 7 日，焦家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二）王庄遗址
考古发现：王庄遗址是河南境内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入选了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4 年，联合考古队在王庄遗址新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 45 座，已清理 27 座，部分墓葬等级较高，出土器物丰富。其中，M27 是一座特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总面积逾 17 平方米，出土各类陶器、玉饰 300 余件，包括代表财富的猪下颚骨、纹饰繁复的象牙饰品，以及具有浓厚礼制色彩的石圭、玉钺等。
独特葬俗：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以成组的方式出现，且每组墓葬都是上下叠压，上下层的墓葬人骨几乎在同一直线上，墓葬垂直距离只有十几厘米，且随葬陶器连续堆放。初步推测同组墓葬间墓主或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目前已提取部分墓葬的古 DNA 样本送检。
重要文物：国内首个新石器时代的 “玉覆面” 在王庄遗址被发现。2023 年 11 月，在清理标号为 ⅣM6 墓葬时，发现墓主头骨附近有一件由 30 余件玉器和绿松石片组成的随葬面饰，形似 “玉覆面”。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多件玉钺，钺是一种礼器，特别是玉钺代表着军事权力。
学术价值：王庄遗址并非普通聚落，而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城所在，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提供全新样本。王庄遗址文化面貌复杂，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又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南方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因素，为研究史前不同区域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标本。
四、为何是文化典范
（一）艺术成就斐然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艺术丰富多彩，从早期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到中期出现灰白陶和少量彩陶，再到晚期发展出薄胎磨光黑陶、白陶、黄陶和粉色陶器，以及创新的仿兽型陶器和复杂的多色陶器，展现了高超的制陶技艺。纹饰方面，从早期的弦纹、划纹等，到中期的编织纹，再到晚期虽彩陶减少但仍有复杂纹样，体现了不断发展的审美追求。此外，彩陶上的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文化庙地沟文化类型相似，又体现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魅力。
大汶口文化的建筑风格多样，从早期的几处残迹，到中期呈子遗址的方形地面房基和大墩子墓出土的陶屋模型，再到晚期三里河遗址的椭圆形房基和库房，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居住条件上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同时，陶屋模型上的门窗、檐和狗的轮廓线等细节，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住屋立体形象。
（二）技术发展迅猛
在制陶技术方面，大汶口文化经历了从手制为主到轮制技术普遍使用，再到轮制技术生产大件陶器的发展过程。烧窖技术的改进，使得能够烧制出薄胎、质硬、色泽美的各种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用瓷土烧成的洁净白陶，更是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具备了陶瓷的质地，是陶瓷的先驱。
在玉器、骨牙器工艺方面，大汶口文化也取得了突出成就。玉器从早期数量不多，到中晚期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了独特的玉器文化。开料技术由线切割为主向片切割为主过渡，玉器功能由装饰为主转向礼仪和装饰并重。骨牙制作技艺精湛，大象、鹿类、野猪、熊等大型动物的骨骼和牙齿被精工细雕，采用多种工艺制作成象牙梳、骨雕筒等精美器物，并镶嵌绿松石等彩色石饼。
（三）社会演变深刻
大汶口文化见证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墓葬文化中，早期以单人葬和同性合葬、多人二次合葬为主，随葬品多寡不一；中期出现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数量最多，随葬品多寡差异更加突出，部分大墓设有二层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晚期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合葬墓多为一对成年男女合葬，随葬品集中在男性边上，且晚期氏族墓地出现小片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出现贫富分化。这些变化表明私有制逐渐萌芽，社会阶层开始分化。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青春期拔牙和口含小球等奇特习俗，以及死者随葬獐牙、獐牙勾形器和龟甲等物品，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少见，反映了当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信仰观念。同时，大汶口文化时期相对发达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文字的创制、礼制和宗教的形成等方面都走到了同时代文化的前列。
综上所述，大汶口文化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先进的技术发展和深刻的社会演变，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范。
五、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汶口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大汶口文化将中华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了两三千年。从考古发现来看，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墓葬、陶器及石斧、磨制骨器等生产工具，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自 1959 年大汶口遗址首次发现以来，共探明遗址区面积 82 万平方米，出土随葬品 2100 余件。这些丰富的文物和遗迹，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为我们探寻古老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其次，大汶口文化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大汶口文化全面系统地记录和展示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无文字历史的史前文明向有文字历史的文明社会转变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例如，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海岱地区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 —— 古国时代。城址、王墓、刻画符号及显著的阶层、贫富分化等现象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工。
此外，大汶口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不断增强，在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还局限于京杭大运河一线的西侧。中期开始，大汶口人掀起了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和发展的浪潮，占据了皖北和鲁西南地区，并迅速推进到豫东的商丘和周口地区，极大拓展了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同时，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彩陶艺术相互交流，大汶口人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和风格的彩陶艺术，如多种彩色绘就的八角星、云雷纹以及各种风格的几何形纹样等。
大汶口文化还为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研究表明，汉文字起源阶段为距今 8000 多年至大汶口文化早期，汉文字形成阶段为大汶口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山东宁阳于庄东南遗址、山东莱州吕庄遗址以及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时期文字，这些文字的释读之一为 “昊”，据推断与东夷太昊氏、少昊氏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大汶口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范，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宝贵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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