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公安部江西省办事处协同江西景德镇的当地警方共同抓获了一个瓷器店老板，不久之后千里之外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却对这件事情给出了批示：“该和他算账了”。
要知道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国内百废待兴，国际环境更是纷繁复杂，那么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偏偏会对发生在江西的一场抓捕感兴趣呢？被抓捕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周总理又为什么给出了“该算账了”的批示呢？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这场发生在建国后不久的抓捕开始说起。
1950年3月8日，新中国迎来的第一个妇女节，上午时分江西景德镇大街上人头攒动，全民都在庆祝节日。此时有两个书生模样的人推开了一家瓷器店的大门并用景德镇当地的方言礼貌恭敬地向站在内屋门口的中年男子问道：“请问，是陈老板吗？有个生意跟您谈一下。”
内屋门口的中年男人姓陈，是这家瓷器店的老板。他看两位来者斯斯文文又操着本地方言，便没有多想地回道：“好的好的，来屋里坐。”
来者拒绝道：“还是出来谈吧，我们这有货。不方便见人。”
于是，陈老板见有大生意上门，便忙不迭地跟着两个来者出了门上了一辆别克车。谁知上了车之后，两个来者立即变了脸，问道：“陈敬斋老板，好久不见。”
陈敬斋见状立刻慌了神，要知道这二十年来他都一直在使用“陈福生”这个名字，“陈静斋”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可刚想否认，他突然想到既然对方是有备而来，那么言语上的辩驳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便只好默不作声。
“陈敬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我不...不知道...”
“好，那我提醒一下你，邓演达你还记得吗？”
“邓演达？”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些什么，陈静斋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下了头……
那么，邓演达究竟是谁？他与陈静斋又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一、孙中山的追随者，蒋介石的反对者
邓演达14岁进入陆军小学学习，17岁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教练官，五四运动前后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便回到广东。
邓演达曾前后两次率军讨伐叛徒陈炯明，因此深得孙先生的嘉许。孙中山曾说：“干革命，看两达（分别是邓演达和近代民主革命家张民达）”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有多么器重邓演达。
其实，除了卓越的军事领导能力，对于革命理论尤其是对“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邓演达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所以用文武全才来评价他一点也不为过。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校来培养革命志士，当时的邓演达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部副主任。也正是在此时，他开始与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了交集。邓、周虽然所属政党和主义理念有所不同，但二人都怀有一腔救国救民于水火的赤子热血，故而在黄埔期间二人算得上是惺惺相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反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行为引起了邓演达的强烈反对、眼看国内革命形势愈加严峻，坚持三民主义的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执委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文章后便远赴欧洲考察去了。
他先后旅居莫斯科、米兰和柏林等地，在柏林的时候，他曾与宋庆龄先生说：“各种反动势力均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由此可见邓演达内心对于革命事业的坚贞不屈。
而为了完成践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并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此来组织反蒋活动。当时，邓演达积极联系国民党左翼势力和其他革命人士，于当年8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会，会上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表示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
随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革命行动》报纸作为机关刊物宣传思想。邓演达更是以真实署名先后在《革命行动》报上发表了多篇反蒋文章。
期间，邓演达利用自己对“三民主义”的深入理解，从多方面阐述了蒋介石政府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
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中国到哪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等文章。最后还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作为该组织的基本政治纲领。
同年11月，邓演达还联络了滞留在上海的黄埔毕业生，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志会。次年，他又亲自主持开办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他所有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培养反蒋实力，为日后的反蒋活动储备新鲜血液和干部力量。
但是，邓演达的所作所为到底还是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二、邓演达的革命活动引来杀身之祸
邓演达革命事业的如火如荼惹得南京的蒋介石等一票反革命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尤其是在1931年前后，邓演达领导的政党不但在政党组织上取得了突破，还利用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演说能力争取到了国民党左派军官的支持。如此一来，身居高位的蒋介石感到了真正的威胁。于是，他责令陈果夫、陈立夫两人，就算是挖地三尺也要抓到邓演达。
就这样，得到命令的陈氏兄弟便开始了“抓邓行动.”1931年,陈果夫秘密将王柏龄派往上海，同时命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积极配合王柏龄工作，并发布通缉令，以20万元赏金缉拿邓演达。于是一时间对于邓演达明里暗里的侦查、监听、跟踪开始多了起来。
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也在上海，他在得知消息后也劝邓演达要小心行事。不过邓演达富有革命精神，他坚持不离开上海，还说道：“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呀！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
邓演达说得义正言辞，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殊不知，正是一时的大意，给了居心叵测的人机会，以致最后被害牺牲。那么，杀害邓演达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1925年，有一个来自江西名叫陈敬斋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大革命期间其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月刊部担任编辑与国民党江西党支部人工部秘书处秘书。由于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陈静斋逐渐锻炼出了很强的革命理论能力。
他1927年在江西时受大革命鼓舞加入我党，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却立即脱党以求自身平安；后来在别人介绍下加入了第三党。然而此人毫无组织纪律可言，加入后不久就被停职检查。停职检查期间陈静斋经常出没于烟花柳巷，因此还落得了一个“窑公子”的绰号。
虽然陈静斋的人品堪忧，但邓演达看中了他的理论能力，于是便把他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
然而，这份工作不仅事儿多而且钱少。于是，陈静斋为了能够经常逛窑子，居然厚着脸皮向同志、下属甚至邓演达借钱。不但如此，此人还擅于搬弄是非，只要谁得罪他，那他就会挑拨离间来报复他人。由于他的存在，闹得当时第三党机关乌烟瘴气。
以致到了最后邓演达也忍无可忍，只能将陈敬斋停职并调离上海，去往十分偏远的福建省工作。面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陈敬斋起初拒不接受。因为当时上海是全亚洲出了名的花花世界，而福建省则是穷乡僻壤。可是，没过多久陈敬斋就一反常态，他不但欣然接受了调往福建的处理结果，还表明态度要在临走之前聆听邓演达的最后指导。
而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思想转变并不是陈敬斋良心发现觉悟提高，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张针对邓演达的20万元悬赏通缉令。
于是主意一定，1931年8月13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通过书信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之后便由中统方面在一家名为一品香的旅社与陈见面接头。
见面之初，陈敬斋跟中统特务讨价还价，声称必须要拿到美金，还要国民党方面安排他出国留学。而对于这些要求，中统特务满不在乎的满口答应，然后便催促陈敬斋说出关于邓演达的所有行踪。
就这样，在与国民党特务初步接触以后，陈敬斋认为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翻身机会。于是便下定决心出卖邓演达。
8月16日，陈敬斋接到通知，次日邓演达将在一所私宅给干部训练班讲课，邀请陈敬斋去听课并做临别前的工作指导。
17日，干部训练班的讲课如期开始。在邓演达正激情澎湃地讲课时，陈敬斋谎称肚子痛去厕所，然后溜出了房间。他偷偷地跟早就在暗处埋伏好的中统特务碰头，之后不到三刻钟，邓演达便被捕了。
被捕后的邓演达对于国民党的诱降行为不为所动，这让蒋介石一时之间束手无策。眼看着国民党内也有诸多势力在试图营救邓演达，这彻底让蒋介石恼羞成怒。
于是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之后被特务杀害。
就这样，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仁人志士又少了一个。而这也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难道出卖同志的叛徒就有好下场吗？
三、邓演达牺牲后叛徒陈敬斋的下场
陈敬斋在邓演达被捕后的第二天便被带到南京，当时是南京政府秘书长、中统三大头目之一的叶秀峰接待了他。
刚见面叶秀峰就不咸不淡地问陈静斋：“这次抓捕行动你算头功，留在中统工作怎么样？”
一听国民党可能要反悔，陈敬斋赶忙明确地说：“我要去美国留学。”
此话一出，叶秀峰眉头一锁，紧接着语气一变说道：“去美国没可能，出国护照不好办。”
这一下陈敬斋有点着急了，连忙说：“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替你们卖命的，事先说好的怎么能食言？”
见陈静斋没有按照自己给的路走，叶秀峰脸色瞬间阴沉了起来，用威胁的口吻说：“出国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再次重复！你自己考虑，要么留下来工作，要么拿一万元滚。”
此时陈敬斋彻底傻了，他心想这个秘书长是不是没搞明白情况：通缉令上说的悬赏可是二十万啊！
仿佛看出了陈静斋的疑惑，叶秀峰不耐烦地说：“只有一万，你要嫌少，可以不要。”
说完，也不等陈静斋回话，叶秀峰就命人把陈敬斋带走了。
此时陈敬斋终于明白：自己是一个叛徒，而且抓捕行动已经结束，自己没有利用价值了，能拿到一万元已然算是万幸。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说好的一万元在中统侦缉队长邓景明给他的时候却只剩下了8000元。尽管这种明目张胆的敲竹杠让陈敬斋怒火中烧，但想到自己无权无势就只好隐忍不发，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
从那以后，陈静斋只要夹着尾巴做人。上海是说什么也不敢再回去了，但还要生活，于是便索性一路南下回到江西老家，在景德镇的乡下开了一家瓷器店龟缩了起来。
本以为自己这样的生活会落个安然终老，但精明的陈敬斋如何也没想到，身在狱中的邓演达在和一同被捕入狱的同志们分析了暴露的原因后，居然一下子就锁定陈静斋。于是，邓演达把这一消息通过狱中关系传递出去，收到消息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便开始了在上海大肆搜寻陈敬斋的行动。
但是，搜寻行动开始的时候，陈敬斋已经离开淞沪地区回到了景德镇。所以搜寻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竟没有查询到丝毫关于陈静斋行踪的信息！而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搜寻行动被迫中止。
直到1950年初，时任中国农工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突然向公安部提供了陈敬斋最新的行踪线索！于是，对此事十分关注的周恩来总理便责令公安部成立临时办事处，协同景德镇当地警方共同抓捕这个逃脱了20年的革命叛徒。于是，出卖革命同志逍遥法外20多年的陈静斋就此落网。
1951年4 月 25 日，经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审理，当庭宣读了关于陈敬斋《军字第245号判决书》。而对陈敬斋也做出了如下判决：“陈敬斋，江西都昌人，53 岁。该犯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
判决之后没过多久，陈敬斋便被押出法庭，执行了枪决。而关于邓演达因被叛徒出卖以致牺牲一案也终于尘埃落定。
结语：
在中国的革命道路中，有许许多多的先烈用生命做代价来推动整个社会的不断向前，对于他们，我们应当是充满崇敬；但是对那些在革命事业当中意志衰退，中途变节的叛徒，除了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外，他们还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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