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时整个八路军下辖就只有三个师，其中115师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的一部分，而120师则是贺老总的红二方面军的队伍，而129师整体则是由原来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组成。
这其中129师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936年秋，长征结束以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央军委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按照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应全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消灭马鸿逵地方势力、占领宁夏。
不过，因为张国焘的缘故加上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后来发出的命令屡有变动，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其实未能全部渡过黄河，11月11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及部队改称“西路军”。
尽管西路军浴血奋战，但因孤军深入，得不到补给，以至于遭到了惨败，除了少部分人幸免于难外，绝大多数壮烈牺牲。
为了增援西路军，1937年3月，以红四方面军未渡河的一部分兵力，即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为援西军部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因行至半途中，听闻西路军已遭到失败，便改为就地驻防，收容失散的西路军成员。
实际上也能看得出来，后来的八路军129师，基本上就是以援西军为主组建的。
刘伯承、张浩出任援西军司令员、政委，其实是属于临危受命。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已经随主力西渡黄河，河东部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中央自然要派出一员得力的战将来指挥这支部队。
刘伯承原来是红军总参谋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被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一直到1936年10月，刘伯承才又调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不久后又赴任红军总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张浩的身份则更加特殊，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代表，奉令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以及《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底，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毛主席那时考虑到，张国焘比较听共产国际的话，因此专门派张浩前往劝说，张浩明确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不仅如此，党中央还派张浩南下，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1月3日，张浩在同心城与朱德、张国焘会面，并且还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报告。
毫无疑问，张浩在红四方面军中，也拥有相当的威望。
也正因为如此，以援西军为主改编为八路军129师以后，指挥机关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是以刘伯承、张浩为主。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到陕北以后，出任了129师副师长。
有不少人认为，徐向前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129师就是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理应由他出任师长，可这其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却并不是简简单单一两句话就就能说得清的。
徐向前一路跋涉渡过黄河之后，先是到了援西军司令部。
一路走回来，徐向前其实吃了很多苦，加上西路军的失利，他的心情很低落，看到刘伯承的一刹那，两人都很激动，刘伯承热情的拥抱并安慰了徐向前：
“不要难过，你回来了就相当于是西路军回来了。”
刘伯承就徐向前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后，中央回复了一封电文：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那时徐向前的身体情况已经很差，加上西路军失利造成的影响，中央也有意让他多做休养，以便于观察。
毛主席仍然很看重徐向前的能力，后来两人见面后，毛主席还安慰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无疑，徐向前后来出任129师副师长，只是中央暂时做出的决定。
1937年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商谈红军改编事项，周恩来提出将红军改编为四个军、12个师，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指挥，其中四个军的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
那时，徐向前尚未回来，但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已经考虑到由徐向前独领一军的情况。
不过，因为蒋介石从中作梗，八路军的编制屡屡缩减，后来迫于无奈，中共中央又提出编为四个师。四个师的师长仍然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而且徐向前毫无疑问是出任129师师长。
因为双方就编制问题始终谈不拢，一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能够投入华北抗战，因此同意了八路军改编为三师六旅十二个团，并在师以上设总指挥部。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企图削弱红军可能的影响力。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致电军委会主任徐永昌，给红军中主要将领取了化名，而被蒋介石所提到的名字有七个：
（1）朱德即朱蹭陂；（2）彭德怀即彭特立；（3）林彪即林育荣；（4）贺龙即贺云青；（5）刘伯承即刘百诚；（6）萧克即萧格；（7）徐向前即徐象谦。
尽管这些化名实际上后来并未使用，但也足以看出，在蒋介石心目中，对以上七人的重视程度。
1938年春，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张浩病重，中央考虑再三，决定将他调回延安养病。
之前我们聊起过张浩出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原因，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张浩的原名叫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兄弟两人一个是115师师长，一个是129师政委，这种情形在我军建军历史上也不多见）。
张浩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骨干，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从这天以后，张浩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1937年8月，张浩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时，便忘我的投入工作中，因劳累过度，身体越来越虚弱。中央也考虑到张浩的身体情况，不得已之下将他调回延安休养。
这么一来，129师政委一职出现空缺。
需要指出的是，政委一职在我军建军历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八路军在改编之初，应国民党当局要求，曾取消了政委一职，张浩一开始出任政训处主任，是黄克诚在平型关战役后，在任弼时命令下，视察了115师两个团，发现取消政委以后，部队政治工作恶化，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尽管政训处主任同样要做政治工作，但是相比于同军事主官平级的政委，效果要差不少。
中央考虑了黄克诚的建议后，不仅恢复了部队政委职务，还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使得部队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
张浩离开以后，中央对129师政委的人选问题也经过了一番考虑。
据说在张海离开以后，刘伯承曾向中央建议，由自己出任政委一职。并且在当时，刘伯承向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一、自己仍然任师长，以副师长徐向前接任政委；
二、自己改任政委，副师长徐向前接任师长。
应该说这两个方案在当时都是合适的。
相比于以上两种方案，毛主席其实更倾向于让刘伯承留在军事指挥的位置，诚然作为一个从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同志，刘伯承的政治工作能力毋庸置疑，但作为一名川军名将，刘伯承的长处其实还是在指挥打仗上。
当然，如果把徐向前放在政委位置上，以徐向前的能力，未必干不了，但毛主席对徐向前的能力心知肚明。
尽管徐向前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但对他的军事能力，毛主席早就有所耳闻。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鄂东北，出任红31师副师长，当时鄂豫皖边区活跃着两支部队，一支是红十一军，下辖三个师（31师、32师、33师），另外一支是广济地区转来的红十五军。
红十一军改称红一军后，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军政委徐向前。
不过，因红军当时受到“左”倾错误影响，旷继勋被撤掉了红四军军长，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一直到后来，皖西成立红25军后，旷继勋才复任军长。
当时，接任红四军军长的就是徐向前。
不久之后，红四军与红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从鄂豫皖苏区再到后来的川陕苏区，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在劣势下越打越大，作为红军三大主力，红四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歼敌就达88万，是自身最多数量的十倍，前后共计走出了700余位将领。
相比于徐向前在政治工作上的能力，毛主席更看重他的军事实力。
更为关键的是，从1937年12月底，八路军129师就酝酿挺进晋东南、冀豫边以及太行山区，在这种情况下，129师势必要分兵，到时候徐向前要单独作为敌后根据地的负责人，毛主席自然不能让他出任129师政委。
于是这个方案基本上就被否决了。
那时，中央考虑的另外一个备选人是任弼时，任弼时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不过，任弼时的这个位置相当重要，八路军恢复政委制度以后，八路军总部其实一直没有政委，任弼时这个政治部主任主要负担的就是政委的工作，因为就在同年10月，中央军委设立了总政治部，任弼时出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显然无需在单独设立政委。
也因为任弼时工作太忙，而129师又急缺政委，因此党中央毛主席特意安排，让任弼时的副手，即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到129师去担任政委。
在许多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称是刘伯承回延安推荐了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就连影视剧中也有持此类观点的。
可自从抗战爆发后，刘伯承基本没时间会延安，一直到1943年秋接到中央命令，才随彭德怀一起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以及即将召开的七大。
所以就这个情况来看，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只有可能是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的。
从后来结果来看，这显然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毛主席之所以不选徐向前出任八路军129师政委，自然是对他另有任用。
1938年4月，就在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后，徐向前率领129师一部分兵力加115师一部分兵力挺进冀南。
徐向前出任129师副师长期间，也只是配合指挥了几次伏击战，尽管效果是有，但毕竟很难发挥徐向前的才干，徐向前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长处不仅仅体现在扩军建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同样也是一把好手。
徐向前到冀南地区之初，虽然该地区的抗日工作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处境依然很艰难，日伪军盘踞在各个县城之中，时刻威胁根据地的腹地，更为关键的是，冀南地区地处平原，很方便日军机械化部队行动。
尽管红军很擅长打游击战，但那也是在充分利用地理环境的作用，真正如果在平原与强敌硬碰硬，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徐向前创造性的提出了在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办法，即创造平原地区的“人山”
据宋任穷回忆徐向前在冀南地区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平原虽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但是如何通过认真发动群众，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争上来，创造出平原地的“人山”，那它就是无敌的，是坚不可摧的，自然界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人山”好。”
当时冀南地区地处平原，人口稠密，当地老百姓都对日寇的侵略恨之入骨，只要稍加宣传教育，就是一支不弱的力量
怎么样才能发动群众呢？
徐向前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政治工作上的才能，要求党、政、军、群的领导干部全部投入人民之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
宋任穷多年后回忆称：
“向前同志还提出了创造“人山”的具体办法。冀南的同志们完全拥护向前同志的上述意见，党、政、军、群各部门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地进行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日益高涨，组织起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和团体，青壮年纷纷加入八路军，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亲如鱼水，创造“人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徐向前在冀南地区前后工作只有一年多，但取得的效果却很辉煌，而且并不是单一的军事上的建树，而是根据地党政军建设工作的全面开花。
1939年6月，徐向前调赴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1940年，徐向前回到延安，准备出席即将召开的七大。
考虑到山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毛主席打算再调一些干部到山东，徐向前专门抽出时间去送，不料他面前的一匹马突然受惊，一脚踢在徐向前的左腿上，导致他左腿腿骨骨折。
因为延安那时医疗条件也很差，徐向前受伤后，在医院躺了半年多，身体素质也每况愈下。
一直到1946年11月，徐向前身体大致好转，才向中央提出到前线的要求，毛主席考虑再三，决定派他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半年后，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徐向前率领晋冀鲁豫军区剩下的6万多部队，一声不吭，在山西苦干了一年多，连续打了晋南战役、晋中战役，解放了大半个山西，阎锡山也被他揍的没脾气。
太原战役之前，徐向前其实已经旧病复发，身体难以支撑，只好委托路过的彭老总代替指挥，但因为当时前线战局基本上大局已定，彭老总虽然接替了徐向前指挥，但下达作战命令仍然沿用的是徐向前的名义。
败退之际，阎锡山也忍不住感慨：
“山西文有薄，武有徐向前，如果都为我所用完全可以一统天下，可惜他们都跑到对手那边去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