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地名浅论|大明一统志|少数民族|广东|铜鼓山|马援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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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有不少地名以铜鼓命名，这些地名数量相当多，分布有一定范围，历史缘源久远，具有特定的意义，是调查研究地名不可不探讨的课题。铜鼓地名是一个比较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为了引起重视，现以笔者孤陋寡闻所见，作一初步论述，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铜鼓地名的种类及其分布

初略统计，以铜鼓为称呼的地名在六十处以上，这些地名都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依据铜鼓地名的不同含意，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七类：

1.山岭类：是数量最多的一种铜鼓地名。常见的有铜鼓山和铜鼓岭，约在二十四处以上。此类地名，多分布于广东和广西两省区，贵州、江西等省也有。另外，还有铜鼓坡（湖南麻阳县）、铜鼓嶂（广东五华县）、铜鼓岩（贵州玉屏县）、铜鼓口（湖南沅陵县）等与山岭相关或相似的地名，亦应归于这一类铜鼓地名。

2.河水类：包括河、滩、潭、塘、泉、井、湾等类地名。其中有广东台山县的铜鼓河，广西桂平县、柳州市和广东南海县的铜鼓滩，广西博白县、北流县的铜鼓潭，广西合浦县、湖南湘潭县的铜鼓塘，广西武鸣县的铜鼓泉，广西合浦县的铜鼓井，广西陆川县的铜鼓湾，约在十一处以上。

3.海角类：数量很少，广东台山县有铜鼓海及其突入海中的海角——铜鼓角，海南岛文昌县亦有一海角称铜鼓角。

4.村镇类：数量多且较复杂，包括村、寨、圩、市、坪、堡、铺、峒、洞类地名。这类地名有：广西合浦县、钦县、容县、平南县、永福县、湖南通道县的铜鼓村，广西昭平县的铜鼓圩，贵州安顺县的铜鼓寨，广西永福县的铜鼓市，广西桂平县、湖南宝庆县的铜鼓坪，广东台山县的铜鼓堡，贵州铜仁县的铜鼓铺，广东海南岛的铜鼓峒，湖南桂东县、贵州安顺县的铜鼓洞，约计在十五处以上。峒、洞为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村落组织，直到现在海南岛的黎族仍然沿用这一称呼，因此也应属于村镇类。广东信宜县有一圩镇单称铜鼓，虽无表示地名属性意义的名称，显然亦应归入此类。

5.营厅类：甚少，仅见广东文昌县铜鼓营和江西铜鼓厅二处。

6.县城类：亦甚少，贵阳有铜鼓城，江西有铜鼓县。

7.亭路庵类：广东台山县有铜鼓路，广西桂平县有铜鼓亭，昭平县有铜鼓庵。

从以上七类地名所在位置看，铜鼓地名并非漫无边际，而是有特定的范围，即集中于长江以南、江西以西的中南和西南地区。其中铜鼓地名最多的广西和广东，分布并不平衡，广西多集中于东半部，广东则多集中于与广西相邻的西半部。除此之外，贵州和湖南西部亦比较多。

二、铜鼓地名的得名缘由

铜鼓地名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现有文献资料及铜鼓出土情况分析，有以下一些得名缘由：

1.因发现出土铜鼓而得名。

《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三柳州府山川条云：广西融县铜鼓山“旧传诸葛亮散埋铜鼓以魇蛮僚，后有得是山者，故名。”屈大均《广东新语》铜鼓条指出：“廉州有铜鼓圹、钦州有铜鼓村、灵山有铜鼓岭······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鼓而名。又博白县北有铜鼓潭，向有铜鼓没其中，弘治巳未得其一，以献两广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献县。”《大清一统志》卷百七十七鬱林直隶州条说：“铜鼓湾在博白县北二十里，相传旧有汉时铜鼓，浮在水面有声，久之复沉，明弘治十三年，乡人获一铜鼓。”民国四年修纂的《武鸣县志》卷二载：“铜鼓泉，相传昔有人于其地掘得铜鼓，故名。”《广东通志》卷二百一十五金石略云：“广州府本州永乐乡团光村有铜鼓井，塘曰铜鼓塘。相传掘地得铜鼓，遂成井塘因名。”《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十五金石考方国瑜《铜鼓考》亦说：“按柳州有铜鼓滩、博白有铜鼓潭、安顺有铜鼓山、浔江有铜鼓滩，凡此并以获铜鼓得名。”此类记载还有不少，不一一赘述。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凡属山岭类、河水类的铜鼓地名，几平都因从地下掘得铜鼓而得名。

2.因保存铜鼓而得名。

这类记载极少，仅见于铜鼓亭的记载：“广西节署之东南隅有铜鼓亭，庋大铜鼓一，当是西粤之鼓。”“金鉷得之（铜鼓），不私于己，建亭安置，古道未泯也。”（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二十古迹）由铜鼓亭得名的记载，使我可以了解到村镇类、营厅类和县城类地名中，有些可能是因为有铜鼓或存置铜鼓而得名。

3.因铜鼓地名而间接得名。

间接得名多数因铜鼓山或铜鼓岭而来。如广东台山县有铜鼓山，山下的海叫铜鼓海，伸入海中的狭长土地叫铜鼓角，流经这一带的河叫铜鼓河，座落在河岸边的圩镇叫铜鼓堡，村叫铜鼓村，通向铜鼓堡的道路叫铜鼓路等。（清《赤溪县志》卷一舆地上）广西昭平县的铜鼓庵亦因“在上五都铜鼓岭下”而得名。（清光绪《平乐府志》卷31古迹）贵州安顺铜鼓山下有铜鼓寨、铜鼓洞，显然也是因山而间接得名（见《大清一统志》）。

上述地名中的台山铜鼓海，《赤溪县志》认为“风涛触石，声如铜鼓”，是以声似铜鼓之声而得名。其实不然，应先在山坡上掘得铜鼓而有山名，进而才会感到涛声若铜鼓声而有海名。《大明一统志》卷83云：广西“武宣县西一十里亦有铜鼓山，下有铜鼓滩，或谓马援铸铜鼓于此，或谓滩声如鼓。”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东汉马援铸铜鼓之说，前人早已指出其谬误，马援不是铸铜鼓，是把得到的骆越铜鼓改铸为“马式”，铸铜鼓的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故所谓因马援在此铸铜鼓得名是不可能的。至于“或谓滩声如鼓”得名，亦似台山之铜鼓海，缘于铜鼓山而有滩名。“滩声如鼓”不可能凭空想出来，必先有铜鼓山为诱因，进而联想到声如铜鼓之声，故仍应属于间接得名一类。

三、铜鼓地名产生的时代

铜鼓的起源较早，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最早铜鼓是云南的万家坝铜鼓，时代可到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距今二千多年左右。铜鼓地名的形成则晚得多，目前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6温水条引《林邑记》的记载。其文为“《林邑记》曰：‘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籍度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马援取其鼓以铸铜马。”这里的铜鼓显然是一铜鼓地名。

除郦道元的《水经注》之外，其它关于铜鼓地名的记载均相当迟。一般来说，元代以前的文献多记载使用、铸造和发现铜鼓，极少见以铜鼓为地名的资料，到明代以后则常见以铜鼓为地名的记载。我们所见到的铜鼓地名，多记录于《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有关的地方志和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调元《粤笔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中。从这一记载情况分析，当明代以前，在铜鼓地名分布的范围内，曾出现过一个喜以铜鼓为地名的社会风气。这一风气的出现可追溯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之前，至唐宋时期，发现和掘得铜鼓越来越多，故以获得铜鼓而得名的地名及其派生的间接得名的地名，相映产生和增加，随后被明清文人学者载于史籍之中。因此可知，铜鼓地名的出现和增加，是以铜鼓埋藏于地下时日长久无人知晓，偶然获得视为祥瑞和珍宝所致，与铜鼓起源和盛行的时代并无直接联系。与使用和铸造铜鼓的古代少数民族也无直接联系。这些民族把铜鼓作为财富和权势的标志，埋藏铜鼓需要绝对安全和保密，故不可能把铜鼓作为地名。铸造和使用铜鼓盛行于宋代以前，以铜鼓为地名则盛行于宋以后，两者盛行的时间虽有交叉，但截然不同，后者是前者的间接结果。是否有因铸造和使用铜鼓直接得名的地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铜鼓地名的重要意义

铜鼓地名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经过若干阶段形成的，研究这些地名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和古代民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铜鼓是古代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极其宝贵的重器，用于祭神、歌舞、庆典和战争等重大事情。《晋书·食货志》记载：广州夷人因“宝贵铜鼓”，不惜高价换取铜钱为铜料，“铸败作鼓”。《隋书·地理志》指出：“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竞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这些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古代少数民族是何等的崇敬铜鼓，它的价值比钱高，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主要的是权势的象征，有鼓就可成为头人，击鼓就可发号司令，群情就要推服。这些古代民族的历史情况，在很多地方已经被湮没，通过铜鼓地名的研究，弄清他们活动和居住的地方，对探索他们的历史和当地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其次，铜鼓地名的研究是铜鼓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我国出土和收藏的铜鼓初步统计有一千三百多面，研究铜鼓是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去年三月我国的铜鼓研究会在南宁正式成立，开始比较系统和全面的铜鼓研究工作。传世铜鼓很多搞不清出土地点和来源，文献资料中关于铜鼓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借助铜鼓地名的研究，才能比较全面的探索铜鼓的分布、出土、族属和影响等问题。

再次，以铜鼓为地名的地方，现在多数都是汉族活动的区域，虽然铜鼓地名的缘源来自古代少数民族，而以铜鼓命名的绝大多数为汉族人。因此，研究铜鼓地名对我们了解古代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变化亦有重要意义。

最后，我国现存的少数民族中，苗族、瑶族、布依族、壮族和佤族仍然使用铜鼓，研究铜鼓地名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这些现在使用铜鼓民族的历史及其与古代民族的关系也有一定的意义。

（编写本文得以参考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印的《古代铜鼓历史资料》，从中得益甚多，在此顺致谢意。）

作者：徐恒彬

来源：《地名知识》1981年第3期第23——25页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王利飞

审订：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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