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香港。
曾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包惠僧怀着复杂的情绪，给为人和善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在表达了祝贺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委婉的表达了回党的意愿。
然而，周总理看完信，回想起包惠僧脱党叛党的经历后，一时无法决定。再三考虑后，周恩来将信转交给了毛主席，最后毛主席深思斟酌后，回复了四个字“欢迎北上”。
后来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对毛主席带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创造出来的新时代充满信心，倍感欣慰。同时对于回党后的状态却说“精神上温暖，但内心惭愧”。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包惠僧的革命意志逐渐动摇，最后脱党，甚至叛党呢？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最终决定回归呢？回归后的包惠僧又是如何对党交代呢？
结识陈独秀，进入政坛
1920年2月，陈独秀应邀到达武昌文华大学进行演讲，当时在武汉担任记者的包惠僧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了这场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精彩演讲，被深深感染。
随后，包惠僧又以记者的身份对陈独秀进行了专访。两人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谈到婚姻自由。这样直率热情、文化功底扎实的包惠僧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夏天，让包惠僧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名为刘伯垂的中年人找到了他，并将一封陈独秀的亲笔信交到了他的手上。信的内容正是商讨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陈独秀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包惠僧能加入，一起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意愿。
1920年8月，在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还当选为了书记。
可以说，陈独秀是包惠僧的政治领路人，此前两人的谈话，深深影响了初出茅庐的包惠僧，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出席了大会。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包惠僧结识了毛泽东，当时的包惠僧27岁，毛泽东28岁。虽是同龄人，但包惠僧却被毛泽东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远大的抱负深深吸引，经过这次深入交谈，两人成为了好友。
1922年5月，包惠僧被调到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兼职以掩护他的身份。随后不久，包惠僧又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开始崭露政治头角。
此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包惠僧不断进步，兼任多个重要职位并为大革命的发展立下大功劳。
1927年4月，蒋介石秘密开始筹划反共行动。当时，陈独秀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还联合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说蒋介石并没有驱逐友党。
“四一二政变”后，包括陈独秀次子陈延年在内的300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另外，被拘捕和流亡的人数也达到6000之多。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相继发生政变。在得知这些动乱的消息后，包惠僧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内心深处对于革命道路产生怀疑，他的革命意志也开始有了动摇的迹象。
意志消沉，脱离共产党
1921年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惠僧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参与了多项事务的讨论与决议。当时的包惠僧在陈独秀的引领下，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兴趣，也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心。
而此时，“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来，包惠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鲜血和尸体，革命竟然如此惨烈，这实在是太出乎他的预料了。在工作中讨论当下的形势时，他表现的时而冲动，时而沮丧，竟然乱了章法。
不久，南昌起义爆发了，周恩来决定带领起义军撤出南昌，再次北伐。而碰巧的是，包惠僧生病了，没能参加此次运动，周恩来还安排他到南昌的一个亲戚家中养病。
病愈后的包惠僧，便开始了辗转躲躲藏藏的生活。从南昌逃离到九江，再回到老家黄冈，之后又逃离到江苏高邮，两个月后又转到了上海。而此时从香港转到上海的周恩来找到包惠僧，让他参加工作，可包惠僧此时已对共产党失去信心，敷衍周恩来的工作安排，逐渐脱离了共产党。
可是，面对越来越窘迫的经济状况，包惠僧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写文为生。但微薄的收入逐渐难以为继，为了提高升入，包惠僧又托关系进入国民党混事儿，还主动托人找到蒋介石进言谋取更高的职位。
蒋介石破例任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惠僧欣然接受了，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他不仅已经脱党，还走向了叛党的道路。可这时的他不知道的是，蒋介石的内心还是提防着他的，给他的这个官职并没有实权。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大肆宣扬，一些报纸还把这件事情宣传为“共产党元老包慧僧弃暗投明”。
渐渐的，包惠僧也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别有用心，内心苦闷不已。有一次去探望同样脱党的陈独秀时，两位共产党人谈起往事时，都感叹不已，两人当年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人，可两人都没有持续走下去。
1948年底，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国统区局势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包惠僧见机决然逃离到澳门，隐居在郊区的一处僻静小楼，静观时局变化。此时的包惠僧，不但生活窘迫，还每日提心吊胆。
从“四一二政变”到“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的追杀中，包惠僧害怕、迷茫、苦闷、失望，逐渐对共产党失去信心，最后退党。
而迫于生计，又投身国民党寻求职位，可这样一个叛党分子，蒋介石也是提防的，郁郁不得志的包惠僧每日在苦闷中挣扎生存着。
悔恨愧疚中走向回归
1949年10月，包惠僧从收音机中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顿时百感交集。如今他的处境非常艰难，国民政府所在的台北他本想去，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他又不敢去。
再加上每况愈下的经济条件，每天要为柴米油盐操心，长此下去，只能坐吃山空，流落街头了。
再三思虑后，他想到了周恩来。当年包惠僧能进入黄埔军校的原因是，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而前线战事吃紧，周恩来去往前线后无法分身管理学校的事务，才任命包惠僧负责后方，周恩来继续负责前线事务。
在这期间，两人的往来逐渐多了起来。
后来在抗战期间两人也有过接触，有一次在重庆，周恩来遇到过包惠僧，短暂的交谈间，还向他表示了欢迎归来的意思。此时的包惠僧，非常想念原来的中共友人，但他又不确定中共这边的态度如何。
思虑斟酌后，他写了一封电报直接打给了与人为善的周恩来。电文中先是表达了对于革命胜利的祝贺，又委婉表达了自己想要北上回顾的愿望。
电文发出后，包惠僧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回复，他认为新政府刚刚成立，应该会有宽大的胸襟来接纳犯过错误的同志，可内心还是隐约不安的，直到不久后，收到了回信。
抵达北平之后，包惠僧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这让他深受触动。董必武还告诉他：“你回来是党中央的决定。”包惠僧感动不已，也实实在在感到了这是一个真正为人民做事的好政府。
几天之后，周恩来又邀请包惠僧夫妇前往中南海赴宴，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与包惠僧进行了单独交谈，周恩来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
听到这话，包惠僧内心赶到强烈的震撼，继而是深深的感激、愧疚。在自己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脱党、叛党后再次回归，老朋友还如此真诚坦荡的接纳了他，在落魄的这些年里，内心淤积的苦闷一下子全部倾泻了出来。
两人的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最后，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一大家人，也要生活嘛！”很显然，周恩来说了这句话，就代表已经原谅了包惠僧那一段历史。随后，周恩来又对包惠僧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要对党有个交代。
《包惠僧回忆录》中对这一部分也描述到，他对于周总理的礼遇和关怀让他激动哭了出来。
1950年1月，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报道，在这里学习了长达半年后，包惠僧写了一封《思想总结》，以极其真诚的态度检讨了自己的前半生，并深入认识到了自己每个阶段的错误极其根源。
之后，周恩来还安排包惠僧在内务部工作，从开始的研究员到参事。晚年生活安康，于1979年7月2日病逝，享年85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