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始末：是占了日本便宜，还是吃了大亏？看完才知日本阴险|亲日派|北洋政府|张勋|日本|段启瑞|西原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日本的“金元政策”在中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美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其回忆中，可靠地记录着“西原借款”时期整个北洋政府对日本态度的改变，以及日本在中国国内的势力膨胀情况：

1917年10月的局势，跟1915年4月和5月间的局势有多么不同啊！那时，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达最高潮，中国人民与政府团结一致。现在中国人的爱国心与那时相比还是一样；几乎所有政府要员全未更动；但是，少数亲日派已掌握了实权。那些控制着日本人供应资金的人的势力超过了大多数的官员。他们在禁止中国报刊自由发表意见方面获得了成功。由于日本的坚决要求和法国公使—一有些中国报纸批评了他们的态度一对这事的支持，有关外交谈判的消息被绝对禁止登载，人民群众得不到任何消息，感到烦恼不安。日本《国民》杂志编辑德富先生在北京接见记者时，鼓吹采取严厉的新闻管制。日本正在利用这场战争来排挤他的盟国在中国的势力，使自己独占优势。

芮恩施在这里还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前述借款，日本不但成功地诱使段祺瑞政府承认了日本在山东地区对德国侵略权益的继承，使日本获得了包括东北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和所谓的满蒙五路、吉黑两省的金矿、森林等在内的抵押权，而且日本还以“参战借款”、“军火、军械借款”等名义将大批日本顾问派进了段祺瑞的政府军队。

1、日本在中国的野蛮扩张

1918年3月，北洋政府参战督办处成立，段祺瑞自任督办处处长。在日本的支持下，段祺瑞聘用了大批的日本教官和顾问，利用日本人的借款和军火，组成了“参战军”三个师的强大兵力。

自此，不但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取得了消灭国内异己力量的重要资本；而且，日本帝国主义也通过增强亲日派的军事实力获得了一个可以由此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的傀儡。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军队中的扩张，在当时引起了国内普遍的反对和不满，西南的实力派人物和国民党人更是以此为契机，对段祺瑞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抨击，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曾经指出：

最足异者，该军队用日本军官教练。仅以日本军官教练之下士论，闻达数百名之多。夫国军而用多数外国军官训练，独立国家，罕此先例。惟保护国、殖民地为然。此不仅贻国家将来不测之忧；且使独立主权以生重大危险。

从1917年至1918年间，日本依仗其在列强中“唯一有钱出借”之优势，迅速地在中国确立了有利地位，其在中国势力扩张之猛，野心之大，已使得其他列强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不安”。因为，他们“生怕在战争结束以前，中国一切有价值的资源，都已押给日本了”。

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动荡，也使得急需外援的段祺瑞进一步投向了日本的怀抱。

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共同防敌”为名，唆使北洋政府与其一同出兵，干涉俄国革命，企图借此占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为将来进一步要挟苏俄政府割地作准备。

1918年5月16日，日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北洋政府代表陆军上将靳云鹏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十二条。

该条约议定，中国与日本两国陆军，“因敌国实力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现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其共同行动包括：

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内，可以进驻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出军队声援；在对敌作战期间，中日两国互相供应军器、军需品及军事技术人员，以及在作战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两国互相交换军事之地图及情报，协定共同使用之军事暗号等。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一份秘密文件，流露出“对俄防敌”的真正目的：

若以同盟的形式明白确立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帝国将根据盟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无须顾及列国及中国产生的疑虑，得以公开的推行我之对华政策…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之军队，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之发展。

2、西原借款的屈辱性

1918年5月19日，日本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再次与北洋政府海军代表沈寿坤等在北京订立《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月6日，日方代表斋藤季治郎与北洋政府代表徐树铮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之详细协定》，这些条约的议定内容涉及了中日双方军事动作和共同对抗俄国革命的各个方面的细则。

如：日本向中国海军派遣职员，提供军械，在华设置谍报机关，向日本提供中国海军水路图志及情报。甚至包括，参加统一对俄军事行动的中国军队，应任日本司令部指挥之下等等。

靠着段祺瑞北祥政府与之签订的这些条约，日本遂在中日两国军队“合作”的名义下，逐步取得了对于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并将七八万军队派驻到了中国的东北，把东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而按照“协定”条件的规定，中国方面却须承担这些驻华日军费用的相当一部分。

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支持的酬谢，段祺瑞同时期对日本方面在山东地区的要求同样作出了慷慨的允诺，这些承诺的内容包括：日本强占胶济路之军队，一部留济南，一部集中于青岛，再无撤退之说明；警备胶济路之巡警，以及各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等等。

日本对于中国山东地区的占领终因得到了中国北洋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而且，其在山东地区“自由行动”的区域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德国在这一地区原先的势力范围。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已基本上实现了在皖段执政之初所确立的对华外交目标——“逐渐增加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聘用日人的人数，使中央政府大量雇佣日人为财政顾问及其助手，以整顿中国财政”。

在这一时期段祺瑞的日本顾问中，青木、有贺长雄等人，不但“从各方面扶持帝国（日本）的政治势力”，而且深为段祺瑞所倚信，对这一时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势力的扩张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抗议。《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相继签字后，留日归国学生即致电全国高校联合会暨各省议会、教育会等机构，请一致坚决反对中日缔约，并联络上海各团体代表，拟共筹取消办法，以救危亡。

在此之前，留日学生因北洋政府对日密约签字，纷纷罢课返国，达3000余人，总计罢课学生占留日学生的百分之九十六强。罢课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救国会”，并在上海等地设立总部和支部，倡议号召全国学生，南北呼应，一致行动，阻止北洋政府出兵苏俄。

江苏省教育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组织，以及旅沪留日学生也同时纷纷致电北洋政府，并推选代表入京，向政府请愿，声明坚决反对政府投靠日本，誓不承认中日密约。侨居英、法的工商界10余万人，亦通电要求废除中日协定，支持和声援国内反对中、日签约。

这次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北洋政府对日签约运动终因没有引起广大社会的积极响应而日趋沉寂，以至消逝，但却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广泛关注国事，反对政府投降卖国的火种，从而为此后不久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3、美日关于中国的肮脏交易

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急剧膨胀同样也使列强长期以来在远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势力均势”格局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特别是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使美国所长期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早在1917年2月，日本就曾以祝贺参战为名，派遣特使石井菊次郎赴美密商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问题。但此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西方列强已处于欧战的干戈扰攘之中，根本无暇顾及与日本在远东的竞争，遂不得不以暂时的妥协，换取日本对其在远东既得利益的承认。

从1917年9月至11月，在历时近3个月的日美磋商中，美国政府一直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和“克制”，双方先后进行的十余次关于远东问题的谈判，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的：

日本强调，美国应承认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美国方面则坚持，美国已经在中国确立的“门户开放”政策必须得到日本的确认。

在此基础上，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与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正式就中国问题换文，条约规定：

合众国及日本政府均承认：凡领土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关系。故合众国承认日本于中国有特种之利益，而与日本所接壤地区尤然。中国之领土主权，当然完全存在，合众国政府以日本国与其地理位置之结果，有如右之特种利益，日本并无不利他国之通商与偏颇待遇，及蔑视条约上中国从未许与他国商业之权利利益。

条约同时声明，美国及日本两国政府：

——当于维持所谓开放门户又对工商业机会均等之主义，又凡特种之权利，又特关侵害中国之独立，及领土之保全，或有坊碍列国之臣民或人民商业上，及工商上完全享有均等之机会者，两国政府，不论何国政府，有是均得反对，互相声明。

不难发现，在这个条约中，日本事实上已把自己当作了中国的保护国。撤除了上述声明中关于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之类骗人的外交辞令之外，《兰辛-石井协定》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美国承认日本因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对于中国的“特殊利益”；二是，日本承认美国持之一贯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中国“商业上权利之益”。这二者则是互为条件的。

这是列强之间关于中国问题的又一桩肮脏交易。而这所有的一切交易都是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的。直至该《条约》生效的四天后(11月6日)，日本方面才正式照会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

尽管北洋政府在日美的外交照会之后，也曾煞有介事地声明：

“嗣后中国政府仍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而有所约束。”

但是，在美日两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压力面前，北洋政府并不敢得罪两国中任何一个在当时最有实力的强国。换言之，北洋政府几乎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兰辛-石井协定》这个明目张胆奴役中国的强盗协定。

美日两国无疑是一战后期最具实力的两个强盗国家，也是对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势力扩张野心最大的列强。《兰辛-石井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这个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已经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美国平分秋色的地位。当然这也不是美国所甘愿接受的事实。

于是，在条约签订不久，美国便积极地在中国国内扶持与皖系矛盾重重的直系势力，企图以此来遏制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在美日两个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具后台和背景的中国各政治派系势力，围绕着北洋政府这个大舞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4、孙中山的“扶黎抗段”

和西南各省的其他实力派不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早在护国运动之后便始终对段祺瑞保持着相当的戒备。因此，在段内阁成立不久的皖系势力的专制过程中，中华革命党人即表现了强烈的反对态度。为了抵制段祺瑞的军事独裁，孙中山从一开始便对黎元洪予以了积极的支持。

1917年5月，他致电黎及参众两院议员，号召“与宪法共死生”，“以保国民代表之尊严”，不能长“乱党”之骄气。

第一次黎、段府院之争起后，以皖系势力为中坚的北洋系各地方督军宣布独立，并在天津成立总参谋处，公开叛抗中央。孙中山当即与章太炎联名致电黎元洪，劝其坚定立场，维持国会，清除徐世昌、段祺瑞等祸国罪魁。孙中山同时致电陈炯明等西南方面实力派，号召出师讨贼，保障国会。

但是，此时的黎元洪并没有彻底和段祺瑞对抗的信心和勇气。

及至6月中旬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孙中山遂决意组织力量，北上讨逆，彻底根除北洋势力。1917年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至广州，会晤广东督军陈炳焜等人，宣传护法讨逆，并正式组建了由广东、云南两省组成的滇粤讨逆联军，公推广东省长朱庆澜为总司令，李烈钧为总参谋，缪荃为参谋长。正式发表通电，宣布出师讨逆。

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声潮，也加快了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护法讨逆的步伐。7月4日，张勋宣布复辟的第四天，孙中山即在上海邀集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萨镇冰、章炳麟等人会商，议决将国民政府移设于上海，迎接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督促全国讨逆。

上海会议之后，孙中山一面委派汪精卫、刘成禺、符梦松等人北上，迎接两院议员南下护法；一面致电西南六省（两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促其火速协商对策，建设临时政府，拒绝冯国璋代行职权，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嗣后(7月6日)，孙中山本人即自沪率“海琛”、“应瑞”军舰南下，经汕头于17日抵达广州，开始着手筹组临时政府。

张勋复辟于举事12天后失败。段祺瑞再次出任了国务总理。

而黎元洪因接受段祺瑞的劝诱，由日本使馆移居私宅，并通电宣告以后不再与闻政事。但讨逆战役结束后表现出来的段、冯勾结，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态度却坚定了孙中山继续护法讨逆的决心。

在7月18日一封致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通电中，孙中山指出：

在平息张勋叛乱之后，“北方窃权怙兵之徒，乘机压抑护法各省，推翻民国，遂彼私图。今者复辟虽败，叛者尚存，将来变端，可以预决。文等以为，吾侪当此难危之局，必当共同负责”。

5、护法战争的背景

孙氏将护法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窃取北洋中央政权的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并敦促陆荣廷赴粤，“共商要政，一致讨逆”。只是老奸巨滑的陆荣廷当时绝不愿在胜负未卜的赌局上押下自己的赌注，遂以“足疾未痊”，拒绝了孙中山邀其入粤讨逆护法的请求。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北洋政府前海军总长程璧光毅然率所辖舰队南下广东，加入了护法的行列。与程璧光一起南下的还有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7月21日，南下舰队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辅助舰四艘，正式启锚，途过浙江象山海面时，遇福安、豫章两舰，亦携之同行。南下当日，程、林等以海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讨贼檄文”，以三事自矢：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

海军的行动标志着护法运动的起步，也使冯、段北洋政府受到极大震动和威胁。在此后长达10天的航程中，北洋政府海军上将萨镇冰、海军总长刘冠雄等先后计五六次致电程、林等人，饬其将舰队驶回南京，服从政府调遣。

初始以劝诱，后继之以威迫，狡谋百出，冀阻止起义海军南下。但程、林毫不为所动，面着对北洋政府的屡屡通电，仅以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