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济学家、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针对电动车新国标公开发声。他表示:不能让平时不骑车的人来“闭门造车”,定标准之前要先征求老百姓意见。

此次新国标修订,仍然维持了25km/h的限速要求。并且,为了防止用户后期改装,还规定车辆本身与蓄电池、充电器之间必须带有互认协同功能,加强了防篡改性。很多人认为,这个速度比自行车还慢,还会造成电动车上坡、上天桥、出地库可能因为动力不足,需要下来推车。此外,新国标修订后要求强制安装北斗导航,每台车要增加200块成本,给老百姓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一、违规的普遍性

我自己家里有两辆车,但我还是离不开电瓶车。接孩子放学,校门口轿车停了一大圈,有时候没有车位,有时候需要停很远。电瓶车停车就很方便,我就骑车接孩子。但就这么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我必然会连续违规。

首先,从家里出门开始。有时候出门晚了,想开快一点,就会达到25公里的限速。我其实是新手,25公里也觉得还好,并不会觉得太快。

要接两个孩子,先接了小的,再带着小的去接大的,后座就要坐两个,或者小的坐前面的附加座位,大的坐后面。上海还好,基本上没怎么管。但我知道,很多地方的规定是,电瓶车不准带人,一个都不准带,也不准安装附加座椅。那么分开接呢?先接一个,送一个回家,再去接另外一个。且不说跑两趟会花更多时间,更关键的是,放学时间是同时的,其中一个孩子就得等。孤零零地等在校门口,家长也不放心。

下雨的时候,装一个雨棚,既能挡风,又能遮雨。到了冬天更麻烦,冷风扑面,冰冷刺骨,就要给电瓶车套上一个棉套挡风,把车把手和身体前方包起来,孩子也可以包在里面。即便如此,冷风也往里钻,手有时候都是麻木的。这都是很真切的生活需求,但是,雨棚和棉套,都是被禁止的。

孩子用手给妈妈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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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用手给妈妈挡风

我其实很少遇到这些情况,冬天或者下雨,我一般都开车。除非车都开出去了,才骑电瓶车,但这让我颇有感触,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有车呢?如果爸爸把车开出去了,妈妈骑电瓶车来接孩子呢?如果孩子的父母在上班,爷爷奶奶骑电瓶车来接呢?雨棚和棉套都不让用,电瓶车不让带人,他们该怎办呢?

规则就这样冰冷地横在现实中,不顾风雨中瑟瑟发抖的老人和孩子。所以,我们时常看到,在自己电瓶车被收缴时,声泪俱下哭喊的那些视频。我还记得一则视频中,一位年轻妈妈抓着自己的电瓶车不放,哭喊着:我就有这么一辆电瓶车,你收了,我骑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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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是不可穷尽的

严厉的管制,理由都是安全。

虽然在舆论中提到安全的时候,人们都会说“安全第一”。但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选择,安全从来都不是压倒性的、绝对的第一。人们的很多行为中,安全都会向需求、成本甚至方便做出妥协。比如,放学的时候,骑电动车来接孩子。再比如,顶配的汽车、更大的汽车,肯定更安全,但基于成本,人们会放弃大车、放弃顶配。更极端的,待在家里,肯定比坐飞机安全。如果一切以安全为压倒性的考量,生产和生活都无法持续。

电动车不仅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的一部分,也是快递、外卖行业的主要交通工具。通常电瓶车覆盖时速10-25公里,出行距离5-10公里的出行需求,如果速度更高,这个覆盖范围会更大。我知道很多人是骑电瓶车通勤的,每天往返几十公里。他们对速度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当然知道轿车更安全,但基于成本,他们只有选择电瓶车。

正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安全选择,是基于多方面的,所以,在制定电瓶车规则时,应该倾听多方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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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关于电瓶车的规则,会出现一种过度强调安全的倾向呢?

首先,安全事故造成会造成责任,会产生新闻事件,但另一方面,从方便中的获益,虽然是更庞大的,但却是无声的。这就会导致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会偏向安全。

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城市对电瓶车多是一种不太欢迎的态度,这与市容要求有关。曾经去北非国家摩洛哥旅行,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市容看起来破破烂烂,街道上摩托车也很多,甚至还有马车。我查了一下数据,摩洛哥的GDP为人均3000美元。中国人均3000美元,大致在2008年,那时的中国城市已经非常好了。我当时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城市景观,很多时候,其实是超过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于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逐渐演化和层层执行之后,电瓶车的规则,严重的偏向了简单粗暴的安全目标。这让普通老百姓怨声载道,导致严重的警民对立。

实际上,过度的安全,有时候,反而造成新的危险。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上就出现了非法改装,给电瓶车解锁速度设定,换上更大容量的电池。由于是黑市,非法改装质量没有保障,又导致新的安全隐患,导致火灾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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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制定电瓶车规则时,重要的是最大化协调各方利益,在诸多约束与需求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办法。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倾听各方声音。

三、讨论的不是车,是人

也有观点认为,电瓶车既然在非机动车道上走,那么,就必然按非机动车标准来制定,国标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必须“坚持电动自行车的非机动车属性”。其实,虽然讨论的是车的标准,但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是骑电瓶车的人。

我一向认为,很多时候,谈论地域、物、现象,其实真正的核心,应该是背后的人。比如谈拯救县中,其实归根到底是县中那些优秀的孩子,去到市里的中学读书,是不是一件好事。谈到拯救乡村,归根到底,是那些人去到城市,是不是一件好事。但现实恰好相反,比如,拯救县中舆论的后果,就是限制那些孩子去到市里读书,拯救的是县教育局的预算和权力。

同样的,当我们谈电瓶车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骑车的人。

实际上,这些人,是被从机动车道上“挤”下来的。对电瓶车的苛刻规则,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摩托车的态度。正因为禁摩,才把这个群体,从机动车道上挤下来,挤到了自行车道。

中国的禁限摩托车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对摩托车实行了更严厉的报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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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发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规定正三轮摩托车使用12年,其他摩托车使用13年。与此相对应的是,2006年发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仅对行驶里程限制为60万公里的私家车引导报废,而不强制报废。

但实际上,摩托车的重量小,排量小,运行的磨损、损耗也就相应小,一辆大排量摩托车骑行13年,其机械折旧情况只相当于汽车行驶两年。而且,摩托车一般不会跑长途。家用汽车一般一年行驶2万公里,摩托车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很多用户到了13年报废期,也才行驶2、3万公里。这样的摩托车拿去报废、拆解,是非常可惜的。摩托车的报废政策,本应该比家用轿车更宽松,但事实却相反。严厉的报废政策,增加了消费者的成本,抑制了需求和行业发展。

更严厉的政策是禁摩。80年代中期,一些城市开始禁摩。1986年,北京开始限制摩托车在三环路以内道路行驶。2000年,扩展到四环路以内。2007年,广州也全面禁摩。禁止摩托有两个原因。第一,摩托车难以管理,出事死亡率高。另一个原因是,摩托车往往会成为作案工具。

市场上出现一个品类,都是经过漫长的演化的,一定有其重要作用,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产品。一旦被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年因为治安问题,禁止了摩托,然后,才有了电瓶车的大发展。由于铅酸电池能量密度不够,加之国标限定了电瓶车的重量,锂电池近几年就越来越多,失火导致的惨剧,也越来越多。所以,以安全为诉求的禁摩、限制电瓶车重,实际上产生了更深远、更广泛的后果。

四、阶层偏见

实际上,对摩托车、电瓶车的态度,是一种阶层偏见。

防篡改是此次新国标征求意见稿的重点之一,其中包括电池防篡改、控制器防篡改、限速器防篡改。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执法技术化”,即把本来只应该针对违法行为的执法行为,转变为一个技术标准问题。这不仅让消费者承担了更大的成本,而且,这意味着先入为主地对所有电瓶车车主,实行了预防违法的预置措施。这是不合理的,也未必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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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法律却对轿车却更加宽容。中国的道路上,没有任何路段可以合法的开到120公里以上的,但是,中国的轿车却没有预置这种技术措施。轿车出厂的时候,可以合法地在技术上开到240公里甚至更高。此外,中国也没规定对轿车强制安装GPS。从这个角度,即便对轿车车主来说,现在电瓶车装上了,速度更快的轿车今后就更有理由装。

电瓶车和轿车,因为价格不同,待遇也不同。这背后,则是对不同群体的阶层偏见。

近年来,随着大环境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解禁摩托车。西安从2005年开始禁摩,2017年悄然解禁,成为全国首个摩托车解禁城市。此外,廊坊、济南、青岛等城市也陆续解禁摩托车。在这个背景下,对电瓶车安全的边界,也应该转化态度。

当然,电瓶车获得更多的路权,更高的速度,会有更大的风险,也会有更大的成本。但这个成本并不大。一辆50CC的摩托,商业性保额50万,一年的保费才83元,保额100万,也才120元。这可能和一辆电瓶车一年被罚款的钱差不多。

五、有更好的办法

长假的时候,上海南京路上,很多人横穿马路,上海警方应对的方法是设立警察人墙。不守规矩,这是中国国情,上海警方服从于这个大背景,其行动不是依据法规,霹雳手段,抓住就罚,而是采取人墙的方式,柔性执法。

针对一些电瓶车事故,上海实行了大型货车右转必停,避免“包饺子”,有效地降低了涉及大货车的事故。此外,上海还在右转路口设立隔离墩,减慢大货车和电瓶车转弯车速,增大转弯半径,并隔离双方,保护了电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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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对汽车限速的管理,是分路段的,不同路段不同速度上限。但对电瓶的限速,却是全国一刀切。大城市、小城市、农村;市区、郊区;白天、晚上,都是同一个标准。把本来应该因地制宜的监管与执法,通过产品标准,在全国层面一刀切。这显然是一种懒政。

台湾地区的人均GDP高达76858美元,位列全球第14名,甚至超过了日本(第36名)。但台湾的摩托车很多,台湾2300多万人口,将近1500万摩托车,每千人机车保有量超过600台,稳居世界第一。经济远比大陆发达的台湾城市中,也充满了各种摩托车,就是因为摩托是一种很便宜的交通工具,台湾的一个工人或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买得起。

日本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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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街头

现在,经济承压,电瓶车承载着不少人的生计和生活。很多人骑着电瓶车上班十几公里,更大的出行半径,意味着更多的生意,更大的求职范围。更低的行驶成本、停车成本,也意味着很多生意从不可行变得可行。放松管制,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复苏经济的手段。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目前国内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超3.5亿辆。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不仅仅是底层中国人,也有中产、富裕家庭。这几乎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概念。他们的诉求,应该被看到。

公共政策,应该给寒冷中的孩子递去一张毯子,而不是抽掉它。我家里有车,冬天骑着电瓶车去接孩子,孩子只会抱怨我,但她不会有心态上的感受。但一个孩子,家里没有车,看着同学坐在温暖的车里,而警察扯掉围着她的棉套、雨棚,看着她妈妈声嘶力竭的抗争。她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个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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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应该休戚与共、感同身受、将心比心。坐在车里的人,要能体会骑在电瓶车上的人。那位扯着电瓶车不放的年轻妈妈的哭声,应该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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