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
本文作者为北大国发院（CCER）2004级经济学硕士柴桦，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深经济学家。
绝处逢生
2003年8月10日，为参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的前身，以下简称CCER）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我第一次来到未名湖北岸庭院深深、古色古香的朗润园。
那时我还是一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即将升入大四的本科生。因为喜欢经济学，我打算出国继续深造。我自知申请到国外好学校的博士项目并不容易，所以另一方面也准备开学后在上海找工作以为退路。之所以没有考虑在国内读研，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经济学总体水平与国外还有差距，而且三年硕士的学制也似乎过于漫长。夏令营的通知上说有争取保送CCER硕士研究生的机会，但我只是单纯地想去CCER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学术机构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已。
然而短短几天我便彻底动摇了。为了三十名本科生，林毅夫老师领衔的海归教授们几乎倾巢出动，轮番上阵，对我们进行了日以继夜的知识轰炸。那架势仿佛末世即将来临而我们被选中进入诺亚方舟肩负“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除了把经济学各领域一网打尽的专题讲座之外，海闻、李玲等几位老师全程陪伴，慷慨分享了自己人生选择的心路历程。煽动力爆表的陈平老师号召大家“勇攀科学高峰！”让我大为感动——还没走到科学的山脚下就已被寄予厚望，怎能不让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热血沸腾！在这洋溢着学术热情的氛围中，我像颗小行星不知不觉地被中心的强大磁场所捕获。刚从CCER毕业、即将奔赴芝加哥大学读博的王勇师兄从上海特地赶来现身说法，详细介绍了CCER教学上的领先优势，帮我最后下定了决心先到CCER读研然后再出国深造。
可惜一切都晚了。
夏令营的倒数第二天，李玲、平新乔、卢锋、赵忠等几位评委老师坐镇万众楼，听取申请保送的同学们报告自己的论文，从中择优录取。大家都是有备而来。浙大李冠一同学的开场相当震撼——“这是本文第十七稿。”毫无准备的我只能坐在观众席中暗自懊悔。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想到这就要与CCER擦肩而过，倍感惆怅。在告别晚宴上，我给平老师敬酒，不料他突然问我：“你们两个复旦的同学怎么都没有申请保送啊？”（另一名复旦同学卢杨，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我有点不好意思，答道：“没来得及准备。”没想到他当即说：“九月份还有一次招收北大校内保送生的面试，你准备一下，到时再来。”我既惊喜又感动，一时语塞，急忙连连点头。
人不能两次浪费同一个机会。回到复旦，我废寝忘食地在经济学院清静的阅览室里绞尽脑汁炮制论文。一个月后，带着这篇速成之作，我再一次回到了朗润园，忐忑地走进了面试所在的办公室。
房间不大，里面坐着李玲、平新乔老师，好像还有海闻老师。关于面试过程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记得面试结束后我去游览离北大不远的颐和园，接到从不过问我学业的老爸来电询问面试情况。不知哪儿来的底气，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这样，第二年的秋天，我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级硕士研究生的新身份，第三次来到朗润园。
负重前行
CCER2004级硕士共四十人左右，大约四分之一是夏令营中就认识的老朋友，包括我的室友翁翕、章林峰、江宇。因此，虽然初来乍到，我倒也没有什么陌生感。万柳研究生公寓孤悬在北大校园西南五公里开外，几乎擦到了北三环的边。每天坐公交车赶去学校上课，行色匆匆，无暇驻足欣赏沿途的风景。研一的上课地点并不在朗润园，而是散布在校内各个教学楼。第一学期核心课程“三高”的三位授课老师各有各的风采。年轻的沈艳老师刚刚海归，临危受命主讲高级宏观。第一堂课她一上来就表明了决心——“我一定会try我的best！” 这混搭的表达方式令全班忍俊不禁。多年以后我的中英夹杂症比沈老师更为严重，总算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平老师每次高级微观课都带着一沓泛黄了的手写讲义，像是从考古系顺出来的古籍。他不紧不慢的浙普让我倍感亲切。教高级计量的沈明高老师与助教李嘉师兄举手投足有点像漫画人物，自带喜感。开学不久正逢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朗润园张灯结彩。新生们也有福共襄盛举，沾沾喜气。
然而好景不长。刚开学的新鲜劲儿很快被越来越沉重的学习和竞争压力驱散。硕士同学们多半有志继续深造，因此非常重视成绩，学习气氛就一个字——卷！中心第一年的学术训练参照国外博士项目标准，对数学的要求很高。这是当时CCER研究生教育独树一帜的特色，而我也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大四保研后我旁听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老师组织的研究生数学系列讲座，也自学了一些国外经济学数理方法的讲义。此外，研一上汪浩老师的数理经济学课也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家整兵备战，以应对“三高”的考验。即便如此，当看到高微期中考题的第一眼时我还是震惊了——整张试卷就算借给数学系使用也绝不会违和。其他课程的风格也大致如此。我原本对自己的数学水平颇为自信。然而人外有人。同学中不少本科来自北大数学或物理等理科院系。与他们扎实的数学功底相比，我那一招半式纯属班门弄斧。这种差距自然体现在了考试成绩上。出师不利让自信心倍受打击。与不少不习惯落于人后的同学们一样，我也曾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你说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是那时我们“失意者联盟”最爱互相诘问的难题。
那不是一段轻松的时光。躺平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这个词。重压之下除了负重前行，别无选择。再不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就会丧失“自生能力”。据我观察，CCER的研究生是北大最辛苦的。万柳公寓巨大的自习室里，我们像是负责看场子的一般，总是来得最早又走得最晚。
众所周知，高强度的学习时常会伴生走火入魔等副作用。某个冬夜路过未名湖时，南方来的我第一次见到湖面结冰这等奇观，激动不已。可是月色之下光滑如镜面的未名湖，让我想起的不是任何浪漫的诗句，竟是高微教科书MWG数学附录中著名的“分离超平面定理”。天上的圆月与其倒影构成两个不相交的凸集——恰被平整的湖面一分为二！
虽然精神时而游走在失常边缘，但是努力付出得到的回报也是肉眼可见。我不但慢慢适应了漫山遍野扑面而来的公式、定理、证明，甚至还开始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不知道这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作为一门非典型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技术门槛虽高，但一旦跨过去，可是别有洞天。在各位老师的指引下扒着门槛一窥“高级”经济学的真容，不亦乐乎。第一年的训练也帮我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因为复旦陈钊老师引人入胜的信息经济学课，我原本是个微观经济学爱好者。谁知中心的沈艳和霍德明老师展示了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宏观经济学世界。于是我毅然转投宏观阵营。霍老师讲新古典宏观模型时，最讲究经济学直觉与数学推导需要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直到今天，写模型推公式时，我仿佛还会听到霍老师的提醒“你理解公式背后的经济学含义了吗？”
近水楼台
随着研一的结束，笼罩在万柳公寓上空的愁云惨雾一扫而空。我们2004级研究生也搬回到了北大校内或西门外的畅春园。虽然离朗润园的距离缩短了，但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距离还很遥远，迫切需要导师指点迷津。
我有幸加入了林毅夫老师的“发展战略组”。刚入组时我曾一度怀疑，林老师蜚声中外，事务繁忙，能有多少时间指导学生呢？很快这种担忧就被彻底打消。首先，我们每周都有两门林老师的课——中国经济专题和发展经济学研讨。当时还没有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但林老师的思想体系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已经基本成形，正在为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做进一步的梳理和完善。课上的参考文献很多。林老师对经典文献强调批判地吸收，反对盲目崇拜，包括今年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赖以摘下诺贝尔奖的那篇关于制度与增长的经典论文。当年课堂里对这篇文章的激烈讨论至今言犹在耳。林老师对方法论非常重视并且不厌其烦地反复阐释，金句频出，比如著名的“不要坐着金矿挖煤矿”。但让我觉得最耳目一新的，还是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阐述经济学治学之道，例如《道德经》中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保持“常无”的心态，直面现实，不囿于任何理论是我从林老师这里得到的最大启发。
除上课外，每周的重头戏要算发展战略组的组会。林老师组里汇聚了一批学术热情高涨的硕博研究生。当年那批师兄弟姐妹中的大多数一直留在学术界深耕不辍。霍德明、巫和懋老师和刚海归的“青椒”龚强、余淼杰老师也是组会的常客。组会的内容通常是由一两名学生报告自己的论文。而组会的最大特色是其火爆的争论气氛。只有直言不讳、毫无保留的批评才是对报告人的负责和尊重——据说这是林老师从芝加哥大学的seminar带回来的传统。因此，不论谁作报告，被群起而攻之都是难逃的宿命。数人争先恐后挤到台前对着屏幕上的公式指指点点、唾沫横飞、火星四溅是组会循环播放的名场面。“你的结论完全是假设出来的！”“你的假设太ad hoc!”之类的指控在万众楼小教室里此起彼伏，余音绕梁。在这里报告论文有如从事极限运动，直到最后一刻都是生死未卜。根据我的经验，组会过后报告人往往头脑麻木、目光呆滞，唯一的念头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然而神奇的是，尽管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大家都觉得这是做研究理所当然的态度，因而也丝毫不妨碍同门之间的情谊。
组会一般从晚饭后开始，往往直到深夜才结束。会后林老师经常跟大家一起去北大西门外的小饭馆享用著名的西门鸡翅。哪怕在夜宵时间，林老师的话题也从来离不开学术。唯独有一次，他反常地询问现在女生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我一惊，难道林老师也是会八卦的普通人？转念一想，终究还是我肤浅了。林老师的老师Gary Becker早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了婚姻与家庭，林老师也一定是在思考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术资源是中心研究生的最大财富。近水楼台先得月。朗润园方圆几里内名家云集，人力资本密集度奇高。姚洋老师的发展经济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老师的经济增长等课程带我领略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学术前沿。我还去隔壁的清华旁听过许成钢、朱晓东老师的系列讲座，受益匪浅。暑期不时有国外的教授来中心开设短期课程。2006年夏天还在读博的王勇和郭凯师兄也先后回来讲课，分享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近年所学的精华。中心每周经济学各领域的workshop开一时风气之先，令人应接不暇。一年一度的NBER-CCER年会更是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的经济学家，让初识学术的研究生们也有机会现场观摩高手过招，一饱眼福。2005年第七届年会上NBER主席Martin Feldstein介绍美国宏观经济情况时，我举手提问为何美国产业大量外迁而国内劳动力需求却保持强劲。没想到我无知无畏的提问却引得前排的李玲等几位老师转身投来赞许的目光。他们不知道，这小小的鼓励极大振奋了我在CCER的第一年里几近隐入尘烟的士气。
我们也是CCER推动全国范围内经济学变革的直接受益人。由CCER发起的中国经济学年会始于2001年。我有幸作为本科生参加了2003年12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年会，报告了那篇为保送CCER而作的小论文。巧的是，那一场的评论人之一是中心的赵耀辉老师，同场报告的还有赵忠老师和王格玮师兄。印象更深的是2005年研二时与众多CCER师生一起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年会。我们的研究生团队是全国各院校中最庞大、最活跃的。在报告论文体验学术盛会之余，我和几位2003级的师兄师姐租船出海想抵近金门一览。可是稍遇风浪我们就晕得七荤八素。我一边强忍呕吐，一边不禁感慨，能从金门劈波斩浪徒手游到厦门的，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CCER当年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北大校内存在感很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受欢迎的经济学本科双学位项目。CCER的研究生大多担任过“经双”的助教，我也不例外。林老师中国经济专题课之火爆让我大开眼界。虽然身为助教却常常被挤到五百人大教室的门外，几无立锥之地。2006年当选北大十佳教师的姚洋老师人称“北大梁朝伟”，他的发展经济学自然也是经双的热门课程。有一次课上姚老师谈及人生忽然有感而发，说即使同学们现在不觉得，到了他的年纪一定躲不过关于“意义”的问题。如今我正好与当时的姚老师同岁，果然被他言中！
蓦然回首
在朗润园的最后一年像是开了倍速。时间在申请国外博士项目的繁琐准备中匆匆流逝。林老师、姚老师、沈艳老师和复旦的陆铭老师百忙之中帮我写了推荐信。2007年的春天，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实现了四年前夏令营时构想的蓝图。
告别朗润园之后时间彷佛从未停止加速。蓦然回首，CCER已悄然走过硕果累累的三十载并升级成北大国发院。我们2004级研究生入学竟然也已是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毕业以来大家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奔波。虽然人生之路是一连串随机事件，但对我来说，大的方向是在朗润园的那三年里有了定数。
三十周年的盛大庆典又一次开启了岁月的记忆。谨以从盛夏到深秋断断续续敲下的五千文字纪念那段并不漫长却意义非凡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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