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马
FEI'S TALK
在沙白事件引发舆论风暴长达一周之后，终于有了一篇建立在采访之上的正式新闻报道——《真实世界里的逝者沙白：对话沙白父亲、朋友、前同事、学生、邻居》。至此，公众终于可以确认沙白（真名郑丰）身患红斑狼疮20余年、并于10月24日在瑞士结束生命一事为真。在众人讲述中，“沙白”的面目更加立体丰富，沙白父亲也解释了沙白母女关系的谜团等。
作为一桩现象级的公共事件，目力所及居然只有一篇新闻采访报道刊发，一些最基础的事实信息到这时才终于得以确认——这在我做记者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我至今记得当年还是特稿记者的我，每回出去采访“大事”，都会被我的头儿再三叮嘱：同城各家媒体都去了，你一定要挖掘出深料。而如今的“新闻现场”却唯余荒凉。环顾四周，没有“对手”。
这似乎再次印证了“新闻已死”的时代趋势，但它也同时提醒着时代中的我们：新闻不能死。
沙白事件带给社会的反思当然不止于此。从舆论风暴中的沙白和沙白事件上，我们看见时代，也看见了历史境遇下的个人。
1，“后真相”时代中的“沙白真相”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在2016年因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而使用率飙升，入选《牛津词典》的年度词语。它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换句更直白的话讲：“真相不再那么重要，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
时任牛津词典部总裁的Casper Grathwohl说：“后真相”或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8年过去，他的这个判断依旧适用，特朗普也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唯一能够百分百确认的真相大概就是：没有绝对真相。关于“沙白真相”，亦如是。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沙白——无论是真实世界中，还是网上。你眼中的“沙白”什么样，取决于你所“摘选”或接触到的“沙白片段”，以及你的个人视角、立场、三观，乃至当时的情感、情绪。即便沙白本人对自己的认知（比如她在个人视频中的呈现和表达），也经过了她的自我筛选、自我阐释。
如尼采所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后真相”一词的思想资源，也的确包含尼采的“视角主义”。视角（perspective）决定事实。客观真相本不存在，你以为自己是在“看见或认知”真相，其实不过是在“制造”真相。
沙白事件中的“沙白”，亦是被“制造”出来的。无论是赞扬她的人，还是批判她的人，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有意或无意间依据自己的“偏好”摘选、重组了“沙白片段”，“构建”出自己眼中的沙白。
不同视角之下，意见分歧是必然的。但分歧并不可怕，也无需回避，它恰恰提醒我们要保持开放，愿意去理解其它视角的生成原因，以及，合理性。公共议题中的“沙白”，其作用更像是一个容器，也是一面镜子。在她的“议程设置”之下，也的确引发了很多重要的、有价值有见地的思考和讨论。当然，承认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然认同沙白的所有言论和做法。就比如我个人，我尊重她的个人选择，但并不会赞美她，她的有些价值观和言论我也不认可。
关于沙白事件，我们还要承认的一点是：伴随着传统新闻业的衰落、自媒体的全面崛起，“后真相”的时代特征愈发显著。在人人渴望被听见看见的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放大自己的“音量”和影响力，在刻意地运用“后真相”规则，选择性地忽视人与事的多面性、复杂性，选用片面信息导出片面观点，再以情绪做燃料引爆舆情，从而谋求尽可能多的“转赞评”。甚至，还有谩骂羞辱诽谤造谣的。这些，对于逝者沙白和她的父母很不公，也是伤害。
2.沙白之争：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
批评沙白的人和赞美沙白的人，我认为他们的核心分歧，其实非常适合放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之争”的框架下来看，两派观点都有深厚的思想资源做基础。
赞美沙白的人，主要是认可其高度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生死、诊疗、生活方式上，坚持了充分的自主性。她始终将自己放在首位，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用萨特的话来讲：你是你自己唯一的立法者，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用当下中国的流行语来讲，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理解不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沙白，不妨想想上面这两句话是否曾经打动过、至少是在某些时刻打动过你。
而批评甚至审判沙白的人可能会有多重理由，其中很核心的一条批判便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典型的社群主义视角。
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译作共同体主义、社群共同体主义、合作主义。它虽然正式出现在1980年代，但思想传统可追溯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它主张将个人的善与社群的善统一起来，并用这种共同的善作为评价社群生活方式的标准，因此共有价值高于个人自由选择的价值。”社群主义强调群己关系，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为了国家和社群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社群有大有小，家庭是最小的社群单位。许知远在《十三邀》最新一季中采访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就被学界视作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备注：桑德尔在国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蜘蛛侠》里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很社群主义。再看好莱坞的主流英雄片，虽然很个人英雄，但往往都在赞美推崇为了个人帮助和拯救“社群共同体”（亲朋、社区、部落、民族、国家、世界），甚至不惜为此自我牺牲的精神。
虽然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之争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但这两种思潮对当下中国社会无疑都有深刻的影响，何况中国素有儒家传统，有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沙白是个颇为典型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某些地方还有“唯我论”的倾向。结果就是，她严重冒犯到了社群主义者所珍视的一些价值观。比如，她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优先于父母和家庭责任之上，没有顾及自己的选择对父母亲造成的情感创伤。她以一面之词在网上抱怨母亲在她病后“不闻不问”，甚至问责母亲将有病的基因传给她。而她父亲接受采访所披露的信息，也并未替她挽回多少“人心”，反而是更加深了这部分公众对她“精致利己”的印象：她在市中心的住处是父母提供的，她在市中心的工作室原是父母的住所，父母为了支持她创业才从市中心搬去了郊区，甚至她的创业启动资金也是父母提供的。她是得到了父母很多爱与支持的。连她的父亲也会说：这时候再去抱怨妈妈就没意思了。没有她同意，他一个人也给不了这些。
在我看来，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沙白的人，各有思想资源和伦理依据，也各有其合理性。我们也得承认，任何一种思想流派都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局限性，而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论其实恰恰起到了互相“矫正”的作用，让彼此都有了自我调整发展的可能。比如新社群主义者就会注意到社群可能是压迫性、权威性的，可能侵犯到个人，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尊重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多元三原则，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分歧，更加愿意聆听。连学术界最杰出的大脑之间、哪怕是同个流派同个谱系的学者间，尚且互相argue争论不休，我们普通人存在分歧、表达分歧也再正常不过。表达自由，赞美自由，批评也自由。不论是学界争论，还是此番围绕沙白所展开的争议、讨论（谩骂攻击羞辱除外），恰恰形成了开放社会中必要的“对话”关系，构成了维系社会均衡所必须的张力。对话与张力，都非常珍贵。
“对话”，无论是如哈贝马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如查尔斯·泰勒这样的社群主义者，都会高度强调它的重要性。无论是“自我的构建”，还是社会共识、共有价值观的达成，基础都是开放平等自由的对话。为了达成有效的“对话”，哈贝马斯更是有创见地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虽然从争吵不休的舆论现实来看，沟通理性在各个社会里其实都很稀有，但它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正如哲学家本雅明所言：“正是因为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我们才获得希望。”
3，“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在“热点”快速更迭的时代，沙白事件的所谓热度已然过去，但我依然想要完成这篇文章，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个人会觉得，沙白事件带给社会最重要的反思，不止是关于人可以如何死，更是人要怎么活的追问。生命的意义，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最深刻、最基本的问题，但也是现代语境下最难的问题。
上帝已死，人从上帝那儿夺回了主体性和自主性，看似拥有了自我创造、“成为自己”的自由，可自由同时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偿付自由的代价，这是现代性的困境。当消费社会不可阻挡地来临，人们不知不觉地陷入马尔库塞所说的商品拜物教，陷入了“舒适的不自由”。消费主义用消费和享受来“贿赂”大众，用满足无尽的消费欲望来“收买”普通人。人们不自觉地陷入单一的生活模式思维模式，在“努力赚更多钱”和“享受更优越的消费”之间无尽循环。消费主义社会“制造”了一大批“单向度的人”。
讲真，我在追求自由的沙白身上的确看见了耽于消费和享乐的“舒适的不自由”。当她骄傲地讲述自己拥有两个独立衣帽间、悉数自己拥有多少大牌的包包、衣服和鞋子时，我在她身上看见了时代的印痕。而桑德尔所批评的精英的傲慢，沙白的身上也有。比如她认为哲学不是什么人都能学、都能懂的，将自己和“普通人”之间划出了界限，带着阶层和智识的优越感。这些特质，显然不独属于沙白，它们指向个体背后的社会结构。而在这些细节上，我个人赞同那些批评意见，因为它们是对“赞美”的矫正和平衡。到底怎么才算“我过了极好的一生”，它应该是个开放式问卷。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是太缺少关于“生命意义”的教育和探讨。我们小时候经常被问的是：你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往往是成为各种“家”，或者从事什么职业。它指向的是一种世俗约定下的成功观，最多也就是关于未来职业的想象。我们当然也有美德教育，但它似乎又很少和生命意义相勾连。可我们其实特别需要直截了当地对孩子问出这个问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这里我想特别提下日本作家吉野源三郎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它入选了日本小学教科书，也是日本中学教师票选“送你一本书大奖”的第一名。曾经深受此书影响的宫崎骏，还以此书为灵感制作了同名电影。这本书是真正把孩子当成了“生活哲学家”在对待，既关乎伦理学，也关乎认知方法论，它鼓励孩子思考生而为人、思考贫富差异和怎样理解对待所谓穷人，如何理解自我和他人，如何看待人的过错与伟大等等。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种终极问题或许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回答，但重要的是早点埋下问题的种子。因为，真的有很多人甚至一生也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无识无觉中就这么过完了一生。从某个层面讲，我们的社会系统愈来愈趋于把“人”只当做“人力资源”来看待，它把人看做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并不真正鼓励人思考“意义”的问题。但越是如此，我们就越要警惕陷入无识无觉，不是吗。而所有的“反思”，都只能来自于对话——我们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与他人和外界的对话。而聆听，是所有对话能够发生的基础。共勉。
谢谢你耐心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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