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因为周总理逝世，联合国将位于纽约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从未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有此殊荣。
许多国家愤愤不平，外交官们聚集在广场前质问联合国总部：这数十年间，我们国家的元首离世也没见过联合国有什么反应，凭什么中国的总理去世就为他下降半旗呢？
原因就是周总理作为新中国外交第一人，无数次凭借智慧和个人魅力，在外交工作上赢来了无数人的尊重，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了敌人。
周总理向世界展示出了新中国友好但坚守底线的强硬姿态，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原则与基调。
直到今天，周总理仍然对中国外交有着深刻的影响。翻阅历史，通过一桩桩总理处理的外交场面，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随机应变，风趣幽默，处事不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多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安排在中南海勤政点设宴招待。
这次招待宴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外交宴会，为了展现中国风采，宴会菜品很多都极具中国特色。众多菜品中有一道汤特别瞩目，里面有蘑菇、冬笋、荸荠等多种食材雕刻而成的各种图案。
酒席进行到一半，接待人员开始为汤进行加热。在这道汤沸腾以后，里面的冬笋片翻了个个，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许多外宾当即变了脸色。二战刚刚结束，各国代表心里还残留有法西斯带来的阴影，场面顿时冷了下来。
周总理也十分意外，随即他泰然自若地笑了笑说道：“这可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符号，念做“万”，是福运绵长的意思，代表着对最尊贵的客人的美好祝福。”话头一转，总理接着打趣道：“就算这真的是法西斯的标志又何妨，我们一起把它消灭掉。”说完这句话总理直接夹起冬笋片，一口吃下。
在场的外宾哈哈大笑，冷凝的气氛一扫而空，不一会的功夫，这道汤便被在场众人喝得干干净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这个主席向总理提出了许多援助要求，要知道此时的中国刚刚起步，家里还不富裕，偏偏这个主席的请求太过不切实际，国家根本无法满足，双方场面一时有些僵持。
总理也有些苦恼，国家确实需要这些小国在国际会议上的支持。但怎么才能不伤和气，委婉地拒绝他们的请求呢？
周总理灵机一动，指示外交部的同志邀请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于第二天访问大寨，嘱咐明天的晚餐主食就吃清粥、玉米，并且再准备几道简简单单的素材和一道荤菜。
接到此通知的负责接待的人也愣住了，招待外宾这么低的标准合适么，但总理既然这么要求了，负责人只能照办，只是多准备了两道简单的素菜，总的来说这一餐算得上简朴。
从大寨访问归来，周总理就无奈地对代表团说：“中国目前刚刚起步，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是支援朋友义不容辞，我们勒紧自己的裤腰带，多支援阿尔巴尼亚一吨大米。”
阿方代表听闻此言也不好意思，自觉降低了要价。总理就这样用简简单单的清粥小米就化解了这次矛盾。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位美国记者主动来和周总理握手。这次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重大会议，显然这个美国记者不怀好意。
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哪成想这位握手时还满面笑容的美国记者握完手就变了脸，他高声喊道：“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了手呢，真不应该！”然后他竟然还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着那只与周总理握过的手，然后把手帕塞进了兜里。
因为美国记者的高喊这时已经引来的很多人在围观，其中大都想看中国的笑话。周总理眉头微皱，从自己的口袋中也掏出了个手帕，随意的在手上扫了两下，然后一转身将手帕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还随口说了句“这手帕可洗不干净了”。
美国记者见状满脸尴尬，偷鸡不成蚀把米，在众人戏谑的目光中灰溜溜地跑走了。
周总理外交工作活跃的年代，正值新中国在蓄力腾飞之际。西方国家多多少少都不愿意看到一个东方雄狮就这么顺利地觉醒。
但走在腾飞道路上的中国已经无法抵挡，他们只能在外交言辞上下绊子，看中国的笑话。然而有周总理在，他们连笑话都没得看，多数时候自己却成了笑话。
一次外事采访中，有位外国记者处心积虑地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要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呢？”
“马路”其实来源英国的约翰·劳登·马卡丹，这个人在18世纪末为了应对在工业革命中飞速膨胀的运输需求，经过多次实验设计，最后用碎石铺路，完成后的路面中间高两边低，且道路宽阔平坦，这样的设计被当时的人们称为马卡丹路。
到了19世纪，西方列国强占中国土地开辟租界时把这种修路方法带到了中国，被人们简化成为了现在的“马路”。
这样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隐含的深意极其恶毒。这位记者其实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人像牲口一样走在“马路”上。所以即使周总理真的从马路这一名词的起源来解释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
然而，周总理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所以简称马路”。这一十分贴合中国国情的回答堪称无懈可击，令这个外国记者无话可说，即使他还想继续刁难总理也只得作罢。
无独有偶，在走什么路，怎么走路这方面中国总是被不停地刁难。
一次美国代表团访华时，一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问道：“为什么中国人走路总是低着头？我们美国走路都是抬头走的。”话一说出口全场哗然，面对这种十分无礼的行为，周总理没有丝毫生气的迹象，反而面带微笑地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上坡的人都是低头走路，下坡的人才需要抬着头走”。
此言一出，美国人就像搬起石头，面子里子丢尽了。
然而美国人作死的心思是永不熄灭的，在另一次采访中，美国记者一如既往地寻找着攻击中国的理由。在他不断地搜寻下，突然发现周总理办公桌上有一只美国产的派克钢笔。于是那记者带着讽刺的口吻开口了：“请问总理阁下，你堂堂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不用中国人自己的钢笔，反而用我们美国的钢笔呢？”
这记者说完还洋洋得意地等待着总理出现无法反驳，哑口无言的尴尬场面，然而他的想法注定要落空了。
周总理风趣地说：“说起这支钢笔，是一位朝鲜朋友送我的抗美战利品，本来我以无功不受禄为由拒绝了，但朝鲜朋友一再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这支钢笔。”
这支钢笔一下从记者讽刺中国贫穷落后的象征变成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历史证物。而说是朝鲜朋友送来的也代表了中朝两国不畏强敌保卫国家，粉碎美国阴谋的友谊见证。
以上种种，尽是周总理外交史上展现智慧的名场面，与这些事件的场面多到数不胜数。周总理作为新中国外交第一人实至名归。
195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哈尔德见过总理后不禁感慨：“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就连言辞犀利的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曾公开表明：“你们如果认为我是难对付的，那等你们遇到了周恩来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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