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今年8月写过《“红色女作家”曾遭遇骗婚生子，25年后方知，骗自己的男子叫沈醉》一文，文中提到，大特务沈醉能在军统局迅速崛起，他的姐夫余乐醒功不可没。
余乐醒的名字一看就知是脱胎自楚辞《渔父》中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一名句。
不用说，起“余乐醒”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个文化人。
沈醉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沈醉晚年自承，“沈醉”这个名字是母亲给起的。
沈醉的母亲名叫罗裙。
“罗裙”这个名字也很独特。
罗裙是南社的成员，擅长诗词。
她给儿子起名“沈醉”，是攫取了李清照《如梦令》词中“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前面的两个字。
罗裙很早就教儿子读书识字，还让他背诵唐诗宋词，本意是想培养他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知书识礼的谦谦之士。
哪承想，沈醉在姐夫余乐醒的引领下，走上了一条邪恶的道路。
不过，沈醉身居魔窟，却没有沾染上魔窟中人都有的赌博、酗酒、抽鸦片、嫖妓等恶习，这一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最难得的是，沈醉还一直酷爱作诗填词。
沈醉早年的诗作，已百不存一。
沈醉在1949年担任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长时，被迫接受卢汉的要求起义。
但卢汉随后却把他关押入了陆军模范监狱。
大西南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陆军模范监狱。
沈醉接受了新中国的劳动改造，他在狱中的作品，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得以保存了下来。
现在读他的这些诗作，明显可以看得到他从“魔鬼”重新变回“人”的心路历程。
比如说，他在入狱之初写的《对镜无言只自伤》，表面上是写弃妇、怨妇，实际上是不愿意像别的犯人那样积极配合改造，他消极地说自己得了前朝的巨大恩泽，“懒从邻院学新装”，什么也不想说了。
后来在狱中看到有人向政府交出贪污的财物，又用王昭君的口吻写下了《佳丽三千入六宫》，对人家进行嘲讽，说人家这是“不惜金钗赠画工”。
甚至还写《环佩声飘逐队来》来挖苦那些积极要求进步、向劳教管理所汇报思想改造的劳教人员，说人家是惺惺作态，像古代后宫女子那样献媚争宠，“跚跚莲步轻移缓，知是庭前献舞回”。
不用说，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知道，沈醉在一开始是非常抵制改造的。
但是，随着改造的深入，他的思想渐渐发生了转变。
比如说，1956年春节过后，政府把战犯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又把他们安排到重庆各地去参观。
在朝天门码头，沈醉看到工人们自由自在地干活，一片热火朝天；在重庆大学，看到了校园整洁，师生无忧无虑……还有，细心的沈醉发现：过去铁路上只会为富豪权贵们专门设置候车室和头等车厢，而在新中国，劳动人民、妇女、儿童都有了自己的候车室，甚至还有专门设立的母子候车室，最主要的是，他看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实现了当家作主，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沈醉不禁由衷赞叹：共产党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1957年的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8个国庆节。
沈醉对新中国有了深深的爱恋之情，诗兴大发，情难自抑，一连填了两阙《念奴娇》。
前一阙中的“六亿人民同感戴，各族空前团结”是无限的赞美，深情的祝福。
他还用了“领导英明，辉煌建设”这样的字眼表明他自己对新中国领导人的才干心悦诚服。
后一阙以反思、忏悔为主，自言“屠杀人民，摧残革命，两手尽鲜血”，羞愧、懊悔之情尽露笔端。
他给自己鼓劲，要求“加深改造，早入建设行列”。
1957年冬，沈醉被转到了北京功德林，见到了宋希濂、王陵基、杜聿明等人。
宋希濂、王陵基、杜聿明等人在功德林进步很快，沈醉在他们的带动下，思想更是发生了质的转变。
1958年春，他和其他劳教人员参加了植树活动。由树及人，他一口气写了八首《植树诗》，称赞领导这是用心良苦，“半培树木半培人”。
1959年春，他有幸参观了开设在地坛公园的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又写了六首诗，大赞这是“喜看朽木变良材”，从内心深处强烈地迸发出要从“朽木”变成“良材”的愿望。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毛主席决定对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进行特赦。
沈醉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一年特赦的名单中。
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认真自我批判，总结错误。
1960年11月28日，他终于出现在了第二批特赦人员之中。
当日，他又写了三首《西江月》，庆祝自己“苦心换骨脱胎”，重获新生。
平心而论，沈醉诗作虽多，最动人心魄的还是他在1975年偷偷写给周总理的《祈祷诗》。
周总理的病情在这年冬天非常严重了。
沈醉从秦城出来，听说了这个消息，六神无主，如丧失考妣，信笔写下了这28字的七绝诗。
诗的第一句“割股疗亲效若何”，讲的是古代有过“割股疗亲”的传说，说的是亲属如果舍忍得从自己的身体上割下一块肉来制作成肉汤给病人喝，病人就会很快病愈。他用这一句起问：不知道“割股疗亲”的奇效是不是真的？
第二句“愿输肝脑起沉疴”是对上一句作出了回答：如果“割股疗亲”真有奇效，自己愿意输出自己的肝胆和脑汁帮助病人驱除病魔。
第三句“更捐十岁增公寿”写得尤为诚挚，意思是愿意用自己的10年阳寿为换给病人，使得他“好为人民造福多”。
虽说沈醉与周总理的真正交往是从1961年春节期间开始的。
但在长达10年的劳动改造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的爱护。
1961年春节的正月初七，沈醉他们第二批被特赦的人员和首批特赦的在京人员受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到中南海聚餐，受到了周总理、陈毅、罗瑞卿的亲切接见。
李维汉、徐冰、薛子正、童小鹏等人也都参加了这次聚餐。
聚餐后，周总理还邀请沈醉他们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
中南海西花厅可是周总理的办公地点和居住地，他这么做，显然是把这些特赦人员当成了知心朋友来对待的。
周总理还特别关照沈醉，要他把军统的内幕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沈醉铭记周总理的指示和教诲，回去后很快就写好了《我所知道的戴笠》。
周总理读了这本书，称赞写得好，对沈醉说：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
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共二十余人，周总理让沈醉坐在自己身边，频频和他碰杯。
在周总理的指示和鼓励下，沈醉笔耕不辍，把军统的黑色内幕曝露无余。
1976年1月8日，沈醉在广播电台中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他整个人呆住了，眼眶里的眼泪成线地从脸颊上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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