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多年前，由于国共内战导致两岸分裂，我国几代领导人前赴后继，为祖国的统一呕心沥血。同时，这也是邓小平这一生的遗憾，关于此事，他曾这样说道：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
一、喘气之机
1949年渡江战役失败之后，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解放了南部大部分地区，蒋介石意识到大势已去，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了。在中国近代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议下，带着上百万人和数不尽珍贵财物，逃去台湾。
自命不凡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就这样输给了毛泽东，并一直谋划着要反攻大陆，甚至还说“不回大陆，棺材绝不入土”
可惜，一语成谶，蒋介石病逝近五十年，棺椁至今还摆在慈湖行馆。
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之后，台湾发生了剧变。蒋介石颁布戒严令，限制百姓自由出入，并隔绝与大陆的一切联系，自此开始了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长达数十年的分离岁月。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解放台湾就提上了议事议程。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就曾提到过要尽快解决台湾问题。次年5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以后，解放台湾的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新中国之初，局势尚不明朗，国际社会也是在观望之中。
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不会武装干预中国的局势。
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只有残余败将40余万人，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可谓是没有还手之力。
然而，正当人们认为解放台湾，统一全国指日可待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为了牵制解放军的军事力量，美国将军舰开到了台湾海峡，并声称，中国共产党如果占领台湾，将给太平洋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美国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号干预我国内政，这种行为极大地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领导人做出了“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重大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喘气之机。
二、两岸初接触
我国领导人一直没有放弃解放宝岛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内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针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武装解放台湾的计划也逐步调整为争取和平解放。
1955年5月，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
解放军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主张，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度和中国实现统一的希望。而这时的蒋介石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美国密谋扶持陈诚替代蒋介石。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让蒋介石产生了尝试与大陆接触的想法。
为了表明我党和平解放台湾的诚意，毛泽东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从香港带到台湾。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称呼蒋介石为“老朋友”，他了解老蒋是个孝子，在信中写道：奉化之墓依然，溪口之花无恙。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还告诉蒋介石，两岸统一以后，台湾还可以由蒋介石管理，台湾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中央政府拨款支持台湾的经济建设。
多疑如蒋介石，为了弄清楚毛泽东信上说得是真是假，为此他还特意拍宋宜山到大陆打探虚实。
宋宜山以探亲的名义来到大陆，还受到了周恩来接见。随后，周恩来安排李维汉与他进行了多轮会谈。
会谈中，李维汉清楚地阐述了我党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只要美国的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之间的问题怎么谈都可以。
此次回大陆彻底颠覆了宋宜山对于共产党的看法，他将与共产党会谈的内容和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汇集成一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报告里描写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小心眼的人，宋宜山这份报告让他觉得肯定是被我党收买了，他痛骂了宋宜山一顿，还说：“不必回台湾来见我。”
虽然蒋介石对于谈判久久未能表态，但是，我党还是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喊话蒋介石当局，希望能早日进行两岸之间的沟通。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请缅甸的总理吴努向蒋介石转达我们和平解放台湾的诚意。
周恩来还是那句话：“我们愿意和蒋介石谈，在统一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
三、爱国人士为两岸统一竭尽全力
1956年7月，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记者曹聚仁到北京采访，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重返大陆让他成为协调两岸关系的关键性人物。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曾经是国民特派的战地记者，与蒋介石是半个老乡，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多年来，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奔走呼号，通过自己的力量极力推动国共两党的谈判，
曹聚仁对祖国一片赤诚，身为记者立场中立，与蒋家关系密切，这也就是我党选中他作为国共沟通的中间人的原因。
周恩来在颐和园设宴款待曹聚仁，邵力子、张治中、陈毅等人作陪。饭桌上，大家讨论台湾问题，曹聚仁直截了当地问：“你们许诺的和平解放政策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周恩来很真诚地回答：“承诺的都是真实的，国共以前同仇敌忾，合作过两次，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呢？”
周恩来继续说：“台湾问题是我国内部问题，我们之间可以商量着解决，统一绝不是投降，是双方的合作，只要政权统一，一切都可以谈。”
此时，曹聚仁的恩师邵力子接过话：“你是记者，有便利之处，与蒋家父子都有交情，这件事还望你多做工作。”
曹聚仁感受到了我党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态度，在这次宴会之后，他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台湾的倡导和决心写成文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震动。
曹聚仁并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托付，回到香港以后，他将在北京与周恩来谈话的详细内容转告了蒋经国，蒋经国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蒋介石。
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曹聚仁再一次来到北京，这次他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当时，正逢印尼总统访华，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在所有出席的中央领导中，唯独缺少了毛泽东。
毛泽东这时正在中南海与曹聚仁会谈。作为国家主席推掉国际会晤而专门接见他，这令曹聚仁感动不已。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只要国民党答应谈判，他们不要派白色特务来，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
曹聚仁直接了当地问：“如果两岸统一，中央如何安排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
毛泽东说：“蒋介石可以到中央来，台湾继续由他管理，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来，陈诚如果来，他的位置绝对不会低于傅作义。”
中央领导人的大度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深深感动了曹局仁，回到香港后为两岸统一奔波了二十年直至生命的终点。周恩来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
另外一位为祖国统一呕心沥血，在生命最后一刻努力促成和平谈判的是著名民主爱国人士章士钊。
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不解之缘，他曾经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
1945年，蒋介石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询问章士钊意见。
早已洞悉蒋介石险恶用心的章士钊，在纸上写下“走”，并小声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以防突变，当晚毛泽东就离开了重庆。每次谈起此事，毛泽东都要说：“章士钊才是共产党真正的朋友”
章士钊与国共双方的高官交情匪浅，又德高望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一直为国共和谈牵线搭桥。他前后三次奔赴香港，为祖国的统一而努力。
1973年5月的一天，已经92岁高龄的章士钊乘坐专机抵达香港，老人此行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他一生致力于的事业——台湾问题。
此行章士钊是主动请缨，他想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量。
章士钊的到来也让处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暗自高兴，他此时也有了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却苦于没有中间人。
只可惜，正当章士钊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上了蒋介石的人，以为事情终于有所进展时，却病倒了。
当党中央派来的医疗团队到达香港时，章士钊已经带着未完成祖国统一大任的遗憾与世长辞。
四、两岸破冰
1975年，已迈入晚年的蒋介石思乡情切，再也没有了雄心壮志，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也是内外交困。而此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尼克松访华时，谈起台湾问题，毛泽东还称蒋介石为“老朋友”。
共产党不计前嫌的态度让蒋介石再次动了与大陆沟通的心思，他找到陈立夫，希望通过香港的秘密渠道，向共产党传递一个信息：希望毛主席能到台湾来访问。
而此时的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周恩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权衡之下，毛泽东说：“让小平同志代我去吧！”
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实在令人泪奔，一代伟人，也已经。
只可惜，还未等来国共两党的会面，蒋介石于当年4月5日逝世，沟通再次中断。
随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伟人的离世，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重任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为此不遗余力，在1979年的金门炮战正式停止后指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在莫斯科同窗，他托人给小蒋带话：“我们是都是70多岁的人，这个问题如果能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历史一定会说我们好话的。有任何的想法我们都可以谈。”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治国方针，虽然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业，却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统一的道路。
进入八十年代，海峡两岸的沟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和平统一的潮流下，蒋经国也对台湾人民也实行了开明的政策，海峡两岸实现了“三通”。
海峡两岸人民本是一脉相承，在被人为隔离40多年后，终于迎来了曙光。
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吾辈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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