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因是一种温和的刺激性药物，通常是以咖啡或茶的形式摄取，但也会以咖啡因的能量饮料和可口可乐等软饮料获取。 每天都有数十亿人依靠它来增强精力，抵御困倦。它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良性的药物之一。
令人吃惊的是，咖啡因曾使军队保持清醒和警觉，使帝国和叛乱充满活力，并以其他方式动员了全世界的军队。美国陆军准将迈克尔·赖安·摩根在1896年提出：“当出现疲劳并且食物减少时，这种兴奋剂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必须成为每种储备和紧急口粮的组成部分。”
咖啡因最早于1819年由德国化学家费里德里希·费赫迪南·伦格分离。 咖啡因不是茶叶和咖啡豆所独有的，包括瓜拉那攀爬藤、可乐果、马黛茶树和番石榴冬青树等100多种植物也都含有。
1944年，第一批可口可乐到达了意大利，美军在意大利举行庆祝活动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软性饮料诞生了
咖啡因软饮料的先驱可口可乐以其两个定义性成分而得名：可口可乐叶和可乐果。 1886年5月29日，在《亚特兰大日报》上首次刊登这种饮料的广告：“可口可乐。 美味！爽口！ 令人振奋！ 令人振奋！ 新的和受欢迎的苏打喷泉饮料！包含了可口可乐植物和著名的可乐坚果的特性。”
佐治亚州药剂师约翰·斯蒂斯·彭伯顿于1886年发明了可口可乐，并将其誉为“有价值的大脑补品”，可治疗头痛，缓解疲劳和镇定神经。 然而，彭伯顿在1888年去世，并在此前不久出售了可口可乐的使用权，无缘看到可口可乐像他曾预言的那样成为“国民饮料”。
到1895年，可口可乐已在联盟的每个州出售，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饮料已经遍及沿海地区进入军事基地和营地。
1918年，位于得克萨斯州韦科的麦克阿瑟营地的第55步兵交换所的一名官员向当地的饮料公司恳求更多数量的可口可乐。“除非我们拥有可口可乐，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会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走向失败，”他坦率地写道。“军队受过教育，喜欢并想要可口可乐，因为可口可乐是一种健康的止渴饮料，代表四千名可口可乐饮者的交易所要求我们的供应量增加十倍，甚至更多。”
1943年，一则杂志广告大肆宣传可口可乐是美国海外战斗人员的“全球最高标志”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可口可乐在美国仍然非常受欢迎，并进入古巴，加拿大和德国。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巨大的刺激，将可口可乐转变为全球饮料。
正如马克·彭德格拉斯特在他的《为上帝、国家和可口可乐做的未经授权的历史》中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没有意识到轰炸珍珠港竟间接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并使其成为全球软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
抓住二战带来的机遇飞速发展
当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大胆地宣布：“身穿制服的每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会以每瓶5美分的价格获得一瓶可口可乐。”这种爱国主义的姿态也是明智的商业举动。
需求是肯定存在的：“我们真诚地希望贵公司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为我们提供产品，”一位官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认为，可口可乐可被归类为服务部门中男孩们必不可少的鼓舞士气的产品。”在军队的祝福下，可口可乐在1942年使用了100封这样的信件成功游说了国会山议员，使公司免于配给糖分。可口可乐公司的华盛顿游说者甚至设法任命了该公司的高管加入糖配给委员会。竞争对手的软饮料制造商没有得到类似的优惠待遇，因此不得不大幅削减产量。
二战期间，思乡成疾的美国前线士兵饮用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公司关于可口可乐不公平进入军事基地的抱怨在华盛顿被官员们充耳不闻。可口可乐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击败其国内竞争对手并促进国外销售。
但是，要把可口可乐送到超过1600万口渴的海外美军士兵手中，对于后勤方面却有不小的挑战：运送瓶子效率低下且麻烦，尤其是在战时。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尽可能在军事基地中建立装瓶厂，以便该公司只需要运送糖浆即可。
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248名员工，以建设和维护64个装瓶厂，大部分由军方支付，以此来确保在战争期间为160亿瓶可乐提供服务。可口可乐公司的代表甚至被认为是“技术观察员”，这是给予战争努力所必需的平民正式身份，穿着“T.O”作为他们军装的肩膀补丁，绰号为“可口可乐上校”。他们甚至开发了在丛林中使用的便携式苏打水分配器和精简型的苏打水分配器，可以挤压潜艇舱口。
在整个战争中，该公司甚至确保其产品可供居住在国外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的人们使用。因此，正如作者汤姆·斯坦迪奇在《六杯世界历史》中指出的那样，“从波利尼西亚人到祖鲁斯，世界各地的人们第一次品尝了可口可乐。”
1948年8月，伦敦奥运会期间的可口可乐摊位
可口可乐的档案中充斥着具有鉴赏力的军人的来信，这些军人将美国等同于可口可乐。
“在我看来，我在这该死的混乱中不仅要帮助保持喝可乐的习俗，而且要保持我们国家为国民带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利益……祝福我们。愿我们所有人很快用可乐祝酒胜利，” 一个写道。 另一位士兵写道：“如果有人要问我们，我们在争取什么，我们有一半人会回答，那就是再次购买可口可乐的权利。”
著名将军对可口可乐也情有独钟
不仅是普通士兵，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小乔治·S·帕顿等著名将军也都对可口可乐情有独钟。
1943年6月，艾森豪威尔为确保盟军在北非的战役中有可口可乐的充足供应，特意发出电报订购“三百万瓶可口可乐（已装满）以及相同数量的用于装瓶、洗涤和封盖的全套设备，每月两次。对于设备，首选10台单独的机器，用于在不同的地方安装，每台机器每天可装满2万瓶。还要有足够的糖浆和瓶盖。”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早期货运卡车运送可口可乐
美国各基地的军需者也竭力游说他们的可乐供应。1942年初，在荷兰圭亚那的美国基地的军需官，约翰·P·诺伊上校就恳求能提供装瓶设备，称这对驻扎在这个遥远哨所的军事人员维持知足和健康很重要。
在美国，该公司的广告宣传了爱国主义形象，突出了其对战争胜利的贡献。 一条广告描绘了美国水手在船上享用可乐，标题是“无论美国战舰在哪里，可口可乐就会也在那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此。”而战前曾进口可口可乐的德国和日本却带着醋意地谴责这种饮料。 日本宣传家宣称：“我们用可口可乐进口了美国社会的病菌。”而德国的同行则嘲笑美国，“除了咀嚼口香糖和可口可乐外，对世界文明没有任何贡献。”
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大陆都建立了公司
当战斗最终结束时，很少有公司能像可口可乐那样充分利用战后的商机。 毕竟，美国军方为该公司非凡的全球扩张筹集了启动费用。除南极洲外，可口可乐已在美国大陆上扎根，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大陆都建立了公司。用一位公司官员的话说，战争已经保证 “可口可乐的好处几乎被普遍接受。”
可口可乐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设了第一家瓶装工厂
甚至一些苏联领导人也成为可口可乐的饮者。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元帅乔治·康斯坦丁诺维奇·朱科夫，他在战争结束后带领红军进入柏林。艾森豪威尔在与战后德国进行的谈判中将朱可夫介绍给可口可乐，而苏联元帅非常喜欢它，以至于他问是否可以专门为他制作一个特殊的无色版本（看起来像伏特加酒）。 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提议下，可口可乐公司很高兴地遵守了这一要求，并向朱可夫寄出了一批未贴标签的瓶子，上面贴着带有红色苏联星的白色帽子。
在冷战期间，可口可乐受到谴责，被称为是接受美国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 可口可乐在战后大举进军海外市场的做法在许多地方都被解释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
尽管如此，可口可乐在整个西欧和全球各地都变得越来越流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很快便看到东柏林人站在行列中，从西柏林的箱子里拿出可口可乐，痛快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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