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雪
1911年，由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道德经》德译本出版，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欧洲知识界，再次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满足了人们探索深奥意义的需求。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德国汉学家、翻译家白嘉琳（Karin Betz），她谈到自己的中文学习之路正是从《道德经》开始的。白嘉琳说学习深奥的文本让她看到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必须解读每个表达和句子背后的含义，从而找到翻译的方法，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本，似乎冥冥之中自己就和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翻译理念、译者的使命感和个性，到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热，白嘉琳分享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展示了她如何将文化艺术体验融入文学翻译过程，以新鲜生动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带来流畅丰富的阅读体验。
■白嘉琳（Karin Betz)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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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言文开始的中国之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很想了解您的翻译之路。您是如何对中文以及翻译工作产生兴趣的？
白嘉琳： 1987年高中毕业后，我选择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中文，因为我对汉字深感着迷，也很期待能够有机会作为交换生到中国学习，当时的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充满了好奇。我来自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代几乎没有出过远门，但我对知识一直有着炙热的渴求。我们当时学习汉语是从古汉语入手的，《诗经》《论语》《道德经》这些中文典籍我都学习过。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虽然《诗经》历史悠久，但是其中的诗歌与我们所熟知的欧洲民歌非常相似。我当初并非想要成为一名翻译，研究生毕业后，我从事过多种不同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和国际协调方面的工作，最终成为一名翻译。如今，我仍然能够从学生时代对古汉语的深入学习中获益，因为在当代中国小说甚至科幻作品中，都有大量对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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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表达”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翻译过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翻译界普遍认为翻译难度较高，甚至让人惊叹为“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比如麦家《解密》里的密码和数学方程式，莫言《檀香刑》里的方言和戏曲，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里的天体物理学部分。您认为翻译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白嘉琳： 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不可完成的翻译”。每个文本都会给译者带来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因此译者必须有意愿和热情去进行研究、学习新知识。拿到一个新的文本，第一步是通过获取与术语、历史背景等有关的知识来理解原文，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过程。然后，译者还需要根据自身的情感体会和文学知识，将书的风格及其中的潜台词和氛围传达到相应的目标语言中去。理解源语言和创造新的目标语言文本，这两者都很不容易。
具体而言，虽然翻译麦家的作品需要研究大量数学术语，但他的写作风格非常现代，也很接近欧洲文学风格，所以从语言上来说，把他的作品翻译成德语更加容易。而莫言的《檀香刑》则故意采用或者准确地说是部分采用文言文写作风格，因此他的作品充满高度语境化的语言、谚语，并大量引用经典文本、诗歌和戏剧。这就要求从原文到最终译文经历多个修订阶段，逐步摆脱原文的句法结构，从而在语言层面上创造出生动的“德语表达”，同时保持内容层面上的所有“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翻译家许钧认为，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了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您如何选择自己想要翻译的作品？奉行什么样的翻译理念？
白嘉琳： 我做的翻译项目通常来自出版商的委托，我没有时间仅仅为了兴趣而去翻译一部小说，然后等它被人看中出版。有时我会向出版商推荐小说，但他们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代理人。当然，我选择作品也必须是因为喜欢那部小说，只有这样我才会去翻译它。翻译一部糟糕的小说对我来说是纯粹的精神折磨。毕竟，我会花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和一部小说为伴。在此期间，它会成为我的朋友和伴侣。就像生活中交友一样，尽管有些朋友有点不好相处或充满复杂感，你也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朋友，但如果你一开始不喜欢他们，你们就不会成为朋友。我喜欢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智力挑战的文本，他们让我学习和成长，值得我花时间去钻研出能够体现最佳语言解决方案的翻译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翻译学上有一种说法是只有永恒的作品，没有永恒的译本，一个译本只能活50年。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白嘉琳： 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每一次翻译都受限于特定的语言和当时的翻译风格，是为当下的读者准备的。对待翻译的态度和语言使用本身一直都在变化中。面对原著，读者会接受“古老”的语言，因为那是作者写作时流行的语言；而读翻译文本时，读者期望能够读到跟上时代步伐的新文本。比如现在，我们不会再称呼一位年轻女性为“女孩”。另外，现代的德语读者更愿意看到一些术语不被翻译，而是保留原汁原味的中文词汇，比如“道”或“饺子”，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术语或食物名称有一定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对于中国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所以我们不用翻译 “道”，我们就写“Dao”，这样保留这个词的原貌——道可道非常道。再有，人名也通常不再需要翻译，而一些较早的翻译文本是会翻译出来的。不过，即使只是作为参考，一些老的翻译版本可能还会长期存在，因为它们确立了某些标准，或者是过去优秀翻译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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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作者和读者的译者使命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家都很好奇，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作为一名译者，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原作、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白嘉琳： 我与作家的关系往往取决于对方，看他们是否愿意与译者交流。我知道有些译者喜欢向作家询问许多关于文本的问题，但我很少这样做。首先，每个读者，包括每个译者，对作品的解读都不同，而严肃的作家不会强迫读者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来理解文本。如果有我不理解的内容，如不寻常的表达或特定术语，我会自己进行研究并反复仔细阅读，直到理解透彻。
我认为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恰当的措辞，这方面作家是无法提供帮助的。我对原作的态度介于谦卑和勇敢之间。我尊重文本中的每个词，尽可能仔细阅读和感受，然后用我的勇气和语言能力去探索所有可能性，远离原始的句子结构和措辞，尽可能接近原始意义地用目标语言来诠释原文。
因此，我同时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我向读者们承诺要为他们提供一次愉悦且高度文学化的阅读体验，也向作家及其作品承诺将尽我所能地传达作品风格、文化内涵、美感、幽默、文字游戏或诗歌韵味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贴近原作、原汁原味呈现的同时，译者可以有或者应当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吗？
白嘉琳： 翻译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态度，因此，译者的个性自然会体现在翻译中。这种个性有时会非常突出。例如，中国读者曾告诉我，我翻译的金庸作品带有一种“女性主义”色彩，倾向于选择那些远离女性刻板印象的德语表达方式。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我下意识做到的。我确实不会“改变”角色，但我可能会通过微妙的差别或者我理解的文本来突出他们。
与此同时，有些事情我是有意去做的，比如出于对语言的热爱，我会去收集和使用我喜欢的德语表达方式，我一直在建立自己的语言词汇表，或者简单反思我的语言使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总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敏感性阅读”，这会让我更偏爱某些术语而非其他。最终，我的个性通过我为小说中每个角色、每个细节注入的同理心而得以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部作品翻译完成之后有什么感觉？是感到如释重负，还是有满满的幸福感？
白嘉琳： 当然是两种感受都有！每翻译完成一部小说，我都觉得自己又诞下了一个孩子，每部作品都是一个心爱的孩子，因此，我会继续珍视它，并在出版后继续关心它，比如通过公开演讲来讨论它。我想这对任何从事创作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见感受。翻译一部500—1000页的德语小说是一项长期且需要专注力的工作，所以每次完成作品后我都感到非常满足。在不得不与长时间亲近的故事和角色告别时，我有时候甚至会感到伤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麦家的《解密》让你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怎么会产生这个联想？您最喜欢的鲁迅作品是哪一篇？为什么？
白嘉琳：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但这像是我会有的联想，因为《解密》的主人公被他周围的人看成“疯子”，他也写了一本不容易破译但却是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关键的这样一本日记。麦家的写作风格与鲁迅的风格非常不同，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鲁迅拥抱现代性，而麦家也是如此。我们能从《解密》这本小说的开篇看到鲁迅个人生平的影子，因为容家发展成了一个数学家家族，并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树立了榜样。我比较喜欢鲁迅对个人和社会角色忧郁而富有哲理的思考，如《一件小事》《铸剑》和《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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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出海”提升中国文学知名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翻译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现在中国的网络小说，特别是武侠、仙侠小说在国外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您如何看待国际上的武侠小说热，或者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现象？
白嘉琳： 首先，我认为当下的网络武侠小说并不能与金庸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传统神话和哲学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受到这样的关注，受到年轻读者欢迎。网络小说的流行和它的娱乐性有望作为一个“开门者”，激发全世界范围内更多读者对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学的需求和兴趣。就像中国的科幻文学，特别是刘慈欣的小说，已经以积极的方式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读过哪些中国古典小说？有没有考虑过翻译它们？
白嘉琳： 我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和许多更古老的经典作品。我其实很愿意翻译它们，但它们要么已经被翻译过，要么很难找到愿意承担经济风险的出版商。有些经典作品确实应该重新翻译，因为现有翻译文本没有很好地展现它们的真正价值。至于小说，我本想翻译《水浒传》。但我最大的愿望是有时间和财力来翻译宋词，如辛弃疾、李清照和苏东坡的作品，因为我真的非常喜爱它们。翻译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时，我第一次领略了辛弃疾的诗词之美，例如《瑞鹤仙·赋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目前正在翻译哪些作品？
白嘉琳： 我一般都会同时进行几个翻译项目，在翻译一部小说的同时，另一部已经翻译好的可能需要我再做一些后期编辑工作，还要为下一个项目准备试译。目前，我完成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刘慈欣的几篇短篇小说与散文的翻译工作，接下来我将翻译韩松的《医院》，然后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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