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秋，中央红军经过了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今天的历史总结来看，似乎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胜利告一段落，开启了下一个伟大的征程。可是，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真正地回看，其实并不尽然，中共中央，中共的武装力量依旧面临着如何保存和扩大革命火种的困境，与此同时，更要承担起一致对外，为民族独立而挺身而出的重任。
万丈高楼平地起，夯实这一切的基础便是自身队伍的建设，中央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固，除了看得见的军事上的，更要面对看不见的人心、敌特和新的根据地建设问题。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
而曾经的从中央特科
（根据目前的党史一致认为，中央特科时期应该是周总理撤出上海之时进入尾声，1935年9月以后，作为组织形式，不复存在）
到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共已经在情报与保卫系统中，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因为战争和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很多在白区隐蔽战线的归口领导单位错综复杂，需要进行梳理、整顿和垂直领导。
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共中央扎根在陕北阶段，也成为领导全国军民抗击外辱，以及波澜壮阔的掀开解放战争的总指挥部。而情报保卫系统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全系统的提升，精细化、专业化和正规化。
下面就简要地梳理一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在陕北的历程：
1935年11月5日，以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干部为底子，于陕北瓦窑堡组建了西北局政治保卫局，虽然在名称上看上去是一个中共大战略区的机构，可实际上，在当时担负着全党全军的政治保卫、肃反、情报侦察，首任局长为王首道。
王首道，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很少被提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后来被称之为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在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当时，王首道不仅成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执掌人，更是直接管理着当时红军与外界联络的最高机密电台，直接向中共最高首领汇报（另外，中共中央还有军委二局、三局的军台作为重要军情联络之用）。老前辈在长征途中与其妻王泉媛老前辈（后来的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的爱情故事，也让后人足以唏嘘，鞠一泓泪。
当然，敌工（后来的统战、策反等）等一切事宜归口为中央联络局（1935年秋冬之际成立），局长便是赫赫有名的李克农。在党史和军史上有着很大影响的“策反东北军高福源”（对以后团结张学良起着至关重要的杠杆作用），便是李克农在中央毛、周的领导下做的具体工作。（1936年12月，吴德峰接任局长）
1936年2月，周兴接任局长，从此开始了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最为津津乐道的“周半城”的传说。
1936年6月，西北保卫局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至延安。
1937年9月，国内外形势正是风云激荡，全面抗战业已爆发，为了全民抗战，抵御外辱，中共放下前嫌，与前十年来生死厮杀的对手国民党谈判成功，在陕北的中国军队刚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又编为第十八集团军）。陕甘宁地区根据谈判结果，成为由中共管理的区域，陕甘宁边区。根据此形势，西北保卫局相应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即中共情报保卫史上赫赫有名的“边保”。
在周兴的领导下，西北保卫局的规模日益扩大，一大批保卫（侦察）战线上的精兵强将充实到其中。陕北期间，周兴一直担任着处长（后因“劳山事件”，中共决定成立边区保安司令部，周兴兼任副司令），副处长前后有杜理卿（许建国）、谭正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壁、李启明，李甫山等一批情报保卫线上令人闻风丧胆的老前辈们。
到了1941年，“边保”下辖五大分处（区）（即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属），建立了最早的中共行政区内武装内卫保卫队伍（也可以说是今天的武警的雏形或者说前身）。有着自己的电台和在边区内密布的秘密情报网，对以后粉碎国民党中、军统特务历次渗透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北保卫局更名稍前的时候，1937年7月底，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这可以说是中共最早的系统的培养情报侦察干部的学校。指定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领导此项工作，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负责筹办。11月，陕北公学正式成立，成仿吾任校长兼党组书记，邵式平任教务长。公学以短期培训干部为主，重点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学员经过培训后，即分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后该校经过合并，复建，再合并，历史使命于1941年8月底结束。
1937年12月，根据分工，“边保”的任务立足保卫陕甘宁边区及辐射周边区域，对于中共在全国的隐蔽战线斗争的领导，则需要高度统一，统一管理。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由中共领袖之一，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之父周恩来亲自兼任主任，张浩（林育英）为副主任。不久，因周恩来赴国统区工作，张浩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接任副主任。
于同月，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系统，中央交通局复建，中共红色交通线的创建人之一吴德峰任局长。对外称“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开始了恢复因白色恐怖和战争隔绝，各地隐蔽战线，秘密党团组织（幸存者）与中央的联系。包括重新打通，建立新的交通线，向各地输送新鲜的红色血液，及各地中共领导、人员，物资与陕北的往来。后中央交通局根据战争的发展和中共工作任务需要，历经了交通科，复为交通局等历史过程。
1938年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完成组织架构，下设四个部，即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后潘赴敌后主持南方情报工作，由副部长汪金祥主持工作）；干部部（部长陈刚）。后根据工作需要，又设立了中央保卫部（部长由杜理卿兼任）。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撤销，另成立了在中共情报保卫史上与“中央特科”齐名的“中央社会部”。康生任部长，副部长三人：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兼、及李克农。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不久，孔原，潘汉年也任副部长。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实行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它既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机构，同时又是中共西北局社会部。
这里，特别要补充的是，中共曾经在陕北建立过最重要，也是最高决策的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
起因是1941年初，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同情报相关的任职。
中共中央调查局也可能是中共历史上级别最高的情报保卫机构。
1943年3月20日，经研究决定，中央调查研究局完成历史使命，其相关的以后的工作分别进行了各个部门的归口工作，精干部分缩减为“中央研究局”，局长由刘少奇兼任。
中央调查研究局虽然历史不长，但其却是在中共里程碑式的七大召开之前，中央调查研究局实际上承担着中共对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各类信息，情报资料进行分析判断，为中共的战略走向提供了决策依据。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局领导），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是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自觉，坚决实现由“防”转“攻”。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较多部门的工作任务重叠，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
在中情部成立之初的干部里，有一个刚完成在西安隐蔽战线任务返回延安的年轻人，是自1932年就参加革命，不久后就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罗青长，当时年仅23岁。曾任李克农秘书、科长，第一室副主任、主任等职。从战争年代到建国后和平建设时期，逐渐成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的领导者之一。
中共中央自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率领下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在黄土地上整整战斗了13年，在这里，毛泽东等一代中共领袖们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将彼时还弱小的中共党人，中共军队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直至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朝着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奋进。
这其中，中共在陕北的情报保卫系统的领导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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