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帘玉幕》剧情越来越精彩了，武陵一战，燕子京再次以身设局，引诱崔八公对商队和崔十九下手。
在这个过程中，端午从始至终都没有放下燕子京，其他人逃出矿洞后，端午并没有一起出去，她一个人去找燕子京了。
得力于张晋然带兵赶到，康总领他们又杀了回来，杀死了黑山后，救出了端午和燕子京。
经此一战，端午和燕子京表明了心迹，公开了关系，端午正式成了准老板娘。
崔八公的武陵矿山，用的矿工，都是西域骊龙盗半路劫财掠人后，送来的商队成员。这些人被劫掠到矿山后，被迫签订卖身契，成了奴隶。
当年，燕子京的父亲到大唐献莲台飞天像和藏宝图（藏宝图就在端午的血珠里），半路被截杀不说，莲台飞天像和其他珠宝也被替换成了赝品。
莲台在崔十九父亲崔敬初手里，飞天像在越云岫的养父越族长手里。也就是说，当年勾结骊龙盗的，肯定有崔氏和越氏。
截杀扬州燕氏后，燕氏的合浦珠场，就成了崔家的。崔氏夺了合浦珠场后，放弃了自愿采珠原则，开始野蛮地用珠奴采珠。
当然了，崔氏背后，还有潭王。
燕氏还是西域康国和大唐的交流特使，承担着两国交好的重担。那么，崔氏为什么要嫁祸于燕氏，为何要破坏康国和大唐的关系呢？
除了要夺取珠宝和珠场外，这里面还有地缘大战略，也就是海权和陆权的冲突和争夺。
关于《珠帘玉幕》中的地缘大战略问题，首先要看看燕子京一行的行程，以及张晋然的所作所为。
燕子京一行的足迹是从广西合浦，再到广州，然后再到韶州（韶州应该就是广东韶关），然后再到武陵（武陵应该就是福建的武夷山区）。
在武陵解决了崔八公后，燕子京端午的行程先是到了汴州（应该就是河南开封），然后再去了西域。
崔氏垮台后，按照圣人（也就是大唐皇帝）的意图，张晋然的做法肯定是，珠场的珠奴和矿山的奴隶，都被解散释放了。珠场需要休养生息，矿山也不可能被无限开采。这些奴隶回去后，不是种地，就是种茶，要不就是养蚕和烧瓷去了。
燕子京对付崔氏、越氏，主要是为了报仇，张晋然调查崔氏、查办崔氏，是为了国家。燕子京和张晋然出发点虽然不太一样，但却是殊途同归。
初唐时期，大唐和波斯的贸易往来，已经非常频繁了。波斯和大唐的商路，有海路和陆路，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对于广东、广西、福建这些华南地区的商品来说，走海路到波斯，肯定比陆路要方便很多，成本更低，利润更大。
对于波斯的海运商来说，如果大唐的商品都走海路，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站的波斯，海运商把商品用船再运到欧洲，就可以独占大部分利润。
所以，对大唐华南的海运商和波斯的海运商来说，要是把陆上丝绸之路破坏了，他们就垄断了商路。
垄断了商路，就拥有了巨额利润。
就这样，大唐的海运商、波斯的海运商、崔氏、越氏就联合起来，扶植或勾结了骊龙盗，通过破坏大唐和西域国家的关系，通过劫财掠人，既掠夺了财富和劳动力，又切断了陆上商路。
这就是崔氏被灭门的地缘大背景。
大唐的首都在长安，除了关中和中原地区是大唐的核心区外，广东福建广西都属于边缘地带，朝廷对这里的掌控力比较弱。
要是这个地区垄断了商路，控制了经济的话，完全可以跟朝廷对抗。所以，对大唐来说，必须打通陆上商路，同时要控制南方的采珠业、矿业，以及养蚕、烧瓷和茶叶。
除了崔氏、越氏、南方的海运商要想保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在朝廷，尤其是皇室，必须有强大的后台，这就是崔氏为何攀附着潭王的原因。
同时，潭王为了和郢王争位，也需要地方上的人配合。就这样，以潭王为首，就形成了一个海运利益集团。
郢王要扳倒潭王，就必须找到突破口，而突破口就是和骊龙盗勾结的崔氏、越氏，这就是郢王派义弟张晋然南下的主要目的。
张晋然和燕子京联手打垮了崔氏后，解散了珠奴和矿奴，减少珍珠和玉石的产量，重点发展农业（包括香料、茶叶）、养蚕、烧瓷，不再用珍珠和宝石与波斯竞争，这算是集中力量发展核心竞争力。
瓷器，尤其是精美超薄的瓷器，容易破碎；丝绸、茶叶、香料、粮食产品，尤其是高端丝绸、、茶叶、香料和粮食，更怕潮湿。这些产品，走陆路，虽然时间长，但产品质量能得到保障。
同时，随着工艺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唐的商品肯定越来越高端，越来越精致精美，对运输条件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大唐集中力量发展这些产品，通过商品结构调整，为打通和拓展陆上商路打下了基础。
大唐输出的商品，尤其是高端和中端产品，要是必须走陆上商路的话，作为大唐都城、交通枢纽的长安，就是最重要的集散地，以后只会越来越繁荣。
所以说，对大唐来说，打通和拓展陆上商路，是适应发展趋势的必然战略选择。
燕子京消灭骊龙盗，除了报仇外，也是为了打通大唐和西域的商路，作为商人的燕子京，他的布局能力如此之强，他又怎么会看不到这种大趋势呢。
所以说，燕子京和张晋然虽然在争端午的芳心上有矛盾，但是，燕子京的商业利益和燕子京的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俩，都是跟着当时的时代大趋势，做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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