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一个时期西方汉学界主流观念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在中国国家历史的开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地位、中国上古传世史料的价值等方面，都同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在中西学者间引起很大争论。争论涉及史观、史料、编纂体例诸多方面，但本质上是历史话语权的问题。
拥有“话语”权才拥有“历史”
学术话语包括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核心范畴、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及相应的表达工具等，这些元素的系统性复合构成话语体系。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群体，都希望自己书写历史，这种书写不是说必须要由自己人亲自动手，而是要使自己的话语在书写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即占据历史话语权。历史话语权事实上是世界解释权的一部分，谁拥有了“话语”权，谁就等于“拥有”了历史，那些任由他人书写历史的人群或社会，往往陷于别人的话语场中无力自拔，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被溶蚀，自我认同的基础丧失。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在一定时期内，一些国家和地区凭借物质文化先发优势，书写和评价他人的历史，并利用学术网络、出版机构、科研平台、舆论工具、语言传播条件等学术话语权的附属体系，成为所谓“国际主流学术”，而这种书写如果不尽客观，事实上等于形变和讹传了他人的历史。
比如，中国有关夏代的历史，自先秦时代就一直流传于《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上古文献的记载中，到司马迁作《史记·夏本纪》，则形成了有一定系统的记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年代范围和地理位置都与夏代历史文化相当的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使夏的存在更得到相当程度的证明。而《剑桥中国上古史》对于夏代，基本停留在20世纪前半叶的认知，甚至停留在顾颉刚、杨宽诸人质疑夏史可信性的“疑古”水平上，对王国维以出土文献证实古史的“新证”成果、徐旭生从遗址发掘追索夏史的“考古”成果都没有吸收。除了张光直在《历史前夜的中国》章节里有少许文字提到夏代并做了谨慎的表态之外，夏代在该书中基本“消失”了。
再如，中国有发达的记实史学传统，《礼记·玉藻》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都表明中国史学从根本上源于对前人言行的记录。记录的目的并非为了制造奇谭或保留历史研究的素材，而是被高度伦理化，成为后世治乱得失的镜鉴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这些记载难免有一些历史想象的成分，但以记实为根基，并不会动摇整体历史记载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在西方上古史学中，历史想象与文学是难以区分的。傅斯年就说：“当希腊诸城邦独立时，诸城市、贵族、教士，多有种种记载……当时历史记载方式多出之于采风问俗，这种历史很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始终有其浮夸处。欧洲史学有一特别现象，始自希腊即文史不能分离，史学独立，是晚年之事。为荷马之诗，文学兼史学，实则史学不过文学之一附庸而已。”西方学者囿于自身史学经验，不能接受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记实精神，不承认中国古代历史作品的合法地位。美国汉学家史嘉柏即表示，除非能证明传世文献“可能而且令人满意地”产生于对历史言行有高度准确记载的环境下，否则“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关于这些文献出处的令人信服的记述的证实”。而要求历史资料都“令人满意地产生对于历史言行高度准确记载的历史环境下”，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史料浪漫主义，脱离了历史学科是一门人类对自己的过去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的本质。
自18世纪后期，西方凭借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拉大与中国的物质差距之后，便开始将“文化”与物质文明等同，连同学术水平、道德水准、价值观诸方面的优越感，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为应批判、待解放的对象。中国传统史学所反映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也被贬低为“停滞性”。法国哲学家孔多塞所谓“在这些土地辽阔的帝国中，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些帝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辱”，黑格尔所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它却没有过去……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都是典型的历史话语傲慢。
历史感是民族文化的基石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一些学者出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景仰”，对西方学术也多持仰视态度，以欧美中国史研究的理念范式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用西方史学话语评价中国史学得失，一度成为时尚。马克垚先生曾忧虑地说：“我们学习了人家的理论和方法，不可避免的也就被别人的话语控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们制定的规范内行动，只能循着别人的路径前进。”历史学家并不能超越自身的思想水平、感受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去解释历史。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很多西方史学家以西方的历史轨迹为规范，中国的案例若不符合他们的认知，就一定是中国出现了偏差，给中国打上“本土主义”“前现代”等政治化标签，实行话术上的矮化。德国史学家罗梅君坦言：“这些西方史学研究者把中国研究仅仅视为参考资料，基于西方理论和方法中的新趋势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美国史学家柯文也说：“长期以来，美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超越将中国视为无力创造自身历史而必须依赖西方的偏见。”
如此背景下，以中国为出发点，提炼数千年传统史学精华，深入精密地发掘中国上古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依据自身社会与文化特性设计历史研究框架，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范畴、概念和语言风格，构建中国上古史自主话语，就不仅必要，而且迫切。以往的中西学术交流格局基本是西方冲击，中国反（响）应，现在可以尝试另一种格局——中国冲击，西方反应，中国学术界也应对国际学术进行引导，让西方学界领略中国的理论创见、研究范式和风格风尚，恢复学术交流多元并立的本质，平等互鉴、互补短长，走遵循中国历史自身脉络探索其发展进程的道路。
我们重视中国的史学传统，目的并非翻找证据以证中国过去的光辉，而是不希望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史学，在近现代西方话语的笼罩下自我菲薄，以致扭曲变形。史学传统关乎一整套文化价值系统，作为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国上古历史的内容对以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都有强大的规范作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解释，可以延伸到包括近现代在内的各个阶段，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中国文化形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对于民族文化价值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剑桥中国史》总主编崔瑞德也认同：“我们不仅不可能将我们自身与自己的文明基础分割开来，这样做还会产生十分消极的后果。在保存对国家的认同感时，理想化的和延续性的历史感是不可缺少的基石。”
海外学术界承认，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很多民族文化的自我形象遭受侵蚀，但在中国，它的认同感反而增强。构建中国上古史自主话语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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