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在致辞中说，本次大会的主题“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实际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古今有别，但是古今之变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古人与现代人对生活方式嬗变的思考有什么不同呢？澄清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理解古典学至关重要，1821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相对，但是古典学恐怕还很难与古典学问完全划等号，所以没有搞清古今之别也就很难鉴定古典学问，更难讲清楚古典学问在当代的意义。
刘小枫说，公元前3世纪，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而且特别针对当时文化人的文章，其中就说到了“上古、中古、近古”而且与当今之事进行对比。韩非说的守株待兔的寓言，在我看来与两千多年后的某一些现代观点非常相似：每个时代的都会有自己面临的特殊情势，现代人不应该死守古人之道，韩非说的不仅是人世的物质生活方面，政治方面同样如此。韩非由此推论，仁义道德机智善变之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这就是“古今易俗，新故异备”。所以主张不应该追慕古代，也不要相信有这么永恒不变的常规可以效仿，而是应该采取因时制宜的措施。
可是韩非的老师荀子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天下有古今不变之理，比如说以德兼人，古今一也。天下也有古今不变之道，因为人之为人者，不仅在于有分辨能力，更在于有道义。上下亲疏的人伦秩序就是超越古今之道，我们借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荀子相信有永恒不变的自然正道，道是衡量古今最为正确的标准，世人如果离开正道，任由自己的内心选择行为，是祸是福那就难料了。
荀子还相信古往今来，天下的善恶之分永恒不变，合乎法度，遵守秩序是善，背道作乱就是恶，现在看来荀子与他的学生韩非的分析从理论上讲可以算作一场寓意深远的古今之争，这场论证已经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已经解决了，因为它发生在战国末期，随着汉代政局的奠定，荀子的观点得到了确认。荀子并不是僵化的，他抨击教条的俗儒，认为他们用荒诞的学说和杂乱无章的行为扰乱天下，真正的儒者懂得从古代把握现代，用他的话说是以古持今，如果想要了解过去的千年历史还得从现在出发，欲观千岁，则数今日。
11月7日，嘉宾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现场听会。新华社照片
面对闻所未闻的离奇事物，或者怪诞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具备判断善恶美丑的能力，并运用基于自然正当的纲领法纪应对如今之变，荀子的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得到确立以两个例子为证。
首先，司马迁对于夏商周三代治理著名的历史评价，可以证明这一通古今之变的道理，三代治理的具体规定因时代变异而有所不同，因为“究天人之际”，所以能顺应古今之变。在隋代建立科举制度的时候，就要求“以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为标准，来先把治国贤才，这是第二个例子而且是制度性的例子打通古今，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德性的政教系统。
中古的欧洲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又有古今之别，更不用说14世纪以后，欧洲王国的兴起与古希腊罗马乃至中古都有古今之别，但是古今之别没有改变荷马和柏拉图在西方文明教化传统中的权威地位，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发生在巴黎和伦敦的著名的古今之争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由此看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古今之变，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而西方的古典学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为建制性的学科。虽然中西有别，但是中西方的古典学说面临的问题却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古今之争，是否可以引出真正的古今之变，它的限度在哪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是否仍然需要遵循某种古今不变之道和理，就此而言，中西方的古典学都不仅仅是惟古之学，还是惟今之学，共同承担着连接古今，承担融汇古今之变的历史重任，所以任重而道远。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张向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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