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战役后的一起间谍案，创造了中国反特工作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在内地发现克格勃间谍；第一次在野外缴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专用通讯器材和计算机精确编制的密电码；第一次获取和破译了科技含量极高、制作复杂的读视工具……
从苏联非法入境的特殊乘客
1969年8月8日晚，陕西宝鸡军管会戴红袖标执勤的公安和民兵陆续从四面八方集结到火车站
。晚上9点整，他们在宣传车的配合下，将火车站广场封闭，开始清查非法持有枪支者和打砸抢分子
。
清查中，民兵李成永发现了一个坐着的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很奇怪，大热天里面一件衬衣外面还穿着厚外套。李成永向年轻人走去：“车票！证件！”年轻人掏出的是一张8月9日由宝鸡发往太原的246次车票。
他自称从新疆来，要去太原看望妹妹。他出示了一张落款为“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证明，上面写着：“证明我社周铜山因这里气候条件不适合，其身体发生恶化，不能继续工作，准予离职。在我社一切手续都已清楚，现迁移到山西省居住，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
“当局？当局？谁写的这证明？”李成永心想，这证明八成是假的。李成永觉得眼前这人可疑，就把他带到广场指挥车旁；当晚10点20分，将其送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候发落。
审核“周铜山”的是军管会政法组的政保组长于润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满。王光满从“周铜山”左上口袋底部边沿，摸到一根约3厘米长的条状硬东西，用大头针挑断缝线，那东西竟然是一根圆柱玻璃体物件。
问“周铜山”这是什么东西，他仿佛也一头雾水。两名公安人员对着灯光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个名堂。在检查“周铜山”随身携带的保温热水瓶时，于润民感觉这个空瓶分量不对，摇了几下，去掉了底座，秘密暴露了——瓶胆与瓶壳中间塞有一个纸包，掏出来一打开，竟然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票面每张5元，共90张。钱不仅新，而且都是连号，是1956年印制的。“周铜山”解释说，钱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藏在热水瓶下面，是怕丢。
从“周铜山”身上的火车票，可以勾画出此人的交通路线：7月29日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兰州，然后又去了郑州、北京、太原、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到宝鸡，短短10天，马不停蹄。不像旅游，又不像探亲，带着这么多钱跑来跑去，他究竟要干什么？
第二天晚上10点钟，精疲力尽的“周铜山”终于承认，他是从新疆非法入境的苏联华人；之所以跑过来，是因为他在苏联受到歧视，想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北京城。
这个时候，新疆的外调有了反馈：“周铜山”随身携带的户口迁移证，是1962年伊塔事件（1962年初夏，中国新疆约有6万多人，通过伊犁和塔城边境口岸，非法越境苏联的叛国事件）中塔城县公安局失窃的，早已作废；“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驾驶证，经查是假的；新疆墨玉县火箭人民公社户口新旧底册登记，也没有叫“周铜山”的人。
而“周铜山”手上持有的1956年版5元钞票，是前些年中国人民银行供给苏联驻北京商务办事处的。这样一笔连号崭新钞票出现在一个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人身上，足以说明此人有苏联官方背景。
陕西省革委会政法组立即成立了“6901”专案组，此案汇报到北京后，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林彪、陈伯达等人对此案都作了批示。
果然，这个所谓的“周铜山”交代，他真名叫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得，是苏联克格勃派到中国的间谍。
1955年夏天，王常玉一家四口人来到苏联，获准在西伯利亚州的阿尔克斯区居住。王常玉和哥哥在这里从小学上到了初中，然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中苏交恶之后，克格勃迫切需要招募一些派往中国获取战略情报的特工，王常玉被纳入视线，并被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吸收为成员。
王常玉被派到赤塔苏军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一个秘密培训基地，让他接受了情报收集、收发报、汽车驾驶、野外生存、绘制地图等各种技能的训练。此外，还让他看了中国纪录片，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和叛逃中国人的交代录音，并要求他背过几篇《毛主席语录》，学会了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曲。
王常玉以所有科目都是四分以上的成绩结业，克格勃向他颁发了少尉军衔任命书和二级报务员职称证书。三天后，王常玉由赤塔飞到阿拉木图，再坐汽车长途跋涉来到靠近新疆额敏县的苏联边防哨所。
7月23日深夜，王常玉被克格勃送到阿拉湖以东中苏边境200米的地方，然后进入中国境内。赶上“文革”混乱，王常玉在中国境内跑了那么多地方，无论坐车还是住店，都没人问他要过证件——尽管克格勃给他提供的是一套漏洞百出的身份证明文件。
特制的《毛主席语录》
在宝鸡火车站，王常玉被抓的时候，是在等一个名叫安大民的人。安大民是甘肃平凉人，新疆建设兵团某团的机械维修工，因为监守自盗被开除。在乌鲁木齐汽车站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时，王常玉遇到了牢骚满腹的安大民，给了他300块钱，将其收买。
王常玉被捕的同时，安大民也在旅馆住宿时被清查，因为没有出差证明，身上又装有300元新钱，派出所准备以盗窃罪拘捕他。
到案后，安大民交代出一个重要情况：到石家庄后，他们曾在一个名叫东风浴池的澡堂子落脚，王常玉从一本《毛主席语录》后面撕下了两页白纸，说自己的字儿太难看，让安大民替他执笔写了一封家信。收信人的地址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市297号信箱”，收信人叫“钟理”。
再次审讯王常玉，他终于交代，这本《毛主席语录》是特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后面加了空白页码。这种特制的白纸只需要用硬物就可以书写，写过之后也不留痕迹，密写的内容只有在紫外光线下才可以看到。而一开始查获的圆柱玻璃体物件是一个高倍数的专用读视工具，是当时最为先进的间谍工具。
到北京住下后，王常玉曾支开安大民，坐公共汽车到月坛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电线杆。他一只脚踩在水泥底座上，装作系鞋带的样子，用在旅社带来的白粉笔在距地面80厘米位置上，画了一道长度约五六厘米的横道，然后在横线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颗小石子。这个暗号，是王常玉向上级发出“平安顺利”潜入的信号。小石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请示他可不可以去北京卧佛寺取“泥石包”。“泥石包”是克格勃特制的一种密封容器。外形像鹅卵石，颜色与泥土、石头极为接近。王常玉不是武装特工，不需要暗杀、爆破、投毒等工具
。“泥石包”里，应该只是活动经费和密码。王常玉交代，“泥石包”和电台分别藏在卧佛寺和十三陵两个地方。
9月2日，公安部批准同意由陕西起获电台和密码的报告，并派员与陕西方面共同组成了起获小组。9月5日，小组在十三陵“五公里七号牌子”附近起获埋在地下、包在塑料袋中的一部电台。9月6日，起获小组动用红外探测器，在香山卧佛寺的一堆乱石中，将一个哈密瓜形状的“泥石包”起获，里面果然是一包人民币和两本密码。
王常玉被抓获半年后，克格勃边防工作站开通了“666”主呼电台，对王常玉的代号“777”电台进行24小时定时呼叫联络。此后，他们又开通了电台专频，对王常玉进行盲呼。从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苏方总台定时呼叫达54次之多。
“6901”案件的破获，为此后侦破苏联间谍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1969年10月19日，王常玉被秘密押解到北京，关进了公安部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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