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言咏/文 近日，一些育龄女性透露自己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被询问是否怀孕或有计划怀孕，有的还反复接到这样的电话。社区的行为被质疑是“电话催生”，引发关注。
客观地说，在促进生育方面，基层并没有指标压力。基层工作人员致电可能只是采集辖区居民婚育信息，录入人口监测系统，没有“催生”的意思。不过，这种方式的确值得商榷。很多育龄女性已经背负着来自长辈的“催生”压力了，社区再致电“关心”一把，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而且，直接询问个人隐私问题，也有越界之嫌。
国务院办公厅10月28日发布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逐步从碎片化的尝试走向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此前数年间，中央在人口政策上已经进行了诸多调整，各地政府也出台了很多促进生育的政策——从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到2021年全面放开“三孩”；从2021年四川攀枝花首开先河发放育儿补贴到其他城市的陆续跟进。这对释放人们的生育意愿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我们身边，二孩甚至三孩家庭越来越常见。
但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社会的生育意愿仍然低迷。2023年全国共有902万名新生儿，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纪录；中国人口自2022年起已连续两年负增长。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突破20%，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形势仍很严峻。
然而，往往越是这样的时刻，越要定下心来，讲究方法。我们要思考，什么样的人口支持政策，最有可能打通生育堵点，让人们愿意生也敢于生？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蓝图要如何才能实现？
好的生育支持政策必然是春风化雨的。它提供支持的环境，却恪守中立，不让人感觉被干涉。
比如，把辅助生育纳入医保，可以让有生育意愿却能力不足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发放育儿补贴、完善个税减免、健全托育体系等，可以让有生育意愿却忧心财力和精力的人减轻压力；在制度层面鼓励男女两性共担育儿责任，可以让那些顾虑母职惩罚而徘徊于生育门外的女性有勇气向前跨出一步……把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落下来，把环境搭好，但对政策效果不能太急功近利。虽然生育背后的人口问题是国之大事，但生育本身是家事，要充分尊重个人意志的自由。政策越春风化雨，越能促成民间愿望与国家政策的共振。
好的生育支持政策应该是视野宽广的，促生育不能只盯着“生育”。这是因为，生育这件事背后，影响因素很复杂。
它牵涉到教育——现在教育内卷，既费钱也“费妈”，让人们不敢生孩子；它牵涉到就业——选择生育是年轻人对未来投下的信心一票，人们愿意养育后代，是因为他们有信心给孩子好的生活。很难想象一个工作朝不保夕的人，还有心力再生育一个孩子；它牵涉到医疗——流感肆虐的冬季，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场景、父母焦虑而憔悴的面容，足以劝退未育的年轻人；它牵涉到公共政策——在中国，有很多背井离乡为子女带孩子的老人，如何让他们在异乡享受到同等公共服务？政府一直在推进异地医保直接结算，这样看似间接的政策，对人们的生育选择也有影响。
在中国的国情下，婚内生育还是占绝大部分，但当下结婚率也在走低。民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比去年同比减少94.3万对。如何让年轻人愿意走进婚姻？或者换句话说，在生活不断被挤压的当下，他们还有时间、有力量去爱吗？婚姻和生育，都是生活中水到渠成的一部分，当生活疲于奔命，谈婚姻和生育无异于无源之水。
因此，好的生育支持政策，还应该是立足于长期主义的。徐徐图之、久久为功。只有立足于长期主义，才不会因为急于求成而让政策变形。我们尤其要强调，生育与否是个体的权利和家庭的选择，任何政策都要以此为前提，切不可走偏。一个对生育友好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对“人”友好的社会，如何从内卷中抽身，共享发展的红利，让人们的生活拥有更多弹性和从容，这也是我们要破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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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文系毕业。08年入职机动记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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