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经历了好几次大的调整。对于年轻干部而言，最美好的无过于“年轻化”这一措施。该措施让许多熬资历、攒人望的年轻干部得到了“火箭”式的提升。
比如贵州的龚贤永，就成为这一措施的典型代表，仅用3个月时间就从县委副书记破格提拔为省委常委，完成了至少“三级跳”的跃迁。
1942年，龚贤永出生于贵州遵义。说起遵义，其在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遵义这个县城，红军迫于形势所逼，共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人数较少的政治局会议，一次是包含一线指战员的扩大会议。两次会议，让红军在遵义停留了许久，也间接在当地传播了红色文化，深深改变了遵义群众不信任红军的现实情况。
尽管后来红军离开了此地，但遵义人民还是将红军的故事传颂成故事，龚贤永从小就听说了红军是一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扰民”的军队。新中国成立之时，龚贤永已经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倒也懂得一些大道理。为此他还立下了志向，当一名好干部，造福于贵州人民。
龚贤永家庭条件不错，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定的读书环境，让他不用考虑一日三餐。在老师的教导下，龚贤永很早就展现了聪慧的天赋。1960年，18岁的龚贤永考入了贵州大学中文系。在那个教育不发达的时代，龚贤永称得上是“时代骄子”。
四年的大学生涯转瞬即逝，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龚贤永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成为社会上的有机知识分子？“高级”二字体现着学业能力，而“有机”二字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但由不得龚贤永思考，他就被国家分配到贵州省黔南州财经学校，当了一名三尺讲台上的老师。
教书育人，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为国家培养懂得经济专业知识的学子，不也是大功一件吗？想到这里，龚贤永也就释怀了。可是时间的指针走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特殊时期，阶级斗争是主线。龚贤永因出身不好，又是知识分子，故而被彻底打倒，发配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五七”干校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积极目的是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这一点，龚贤永再清楚不过了。他不像别人，充满了怨恨，而是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思考。思想上没有达到大彻大悟，却也安下心来，积极适应这里的生活。劳作了7年，社会的秩序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龚贤永回到黔南州党校，干起了老本行。
这之后，龚贤永就如同鱼入大海、鸢飞青天，再不受羁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龚贤永那颗踏入仕途的心被重新唤醒。先是从黔南州文化局副局长干起，这个岗位任务不重，最适合新手干部了。
八十年代，龚贤永调到瓮安县任县委副书记。他赶上了干部“四化”，全都符合要求，因而于1983年被破格提拔为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宣传，牵连意识形态，这和党校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龚贤永，倒是专业对口。三个月后，让龚贤永没想到的是，自己宣传部长的位子还没坐热，就又选进贵州常委。
1988年，龚贤永升任为副省长。在任期间，他曾视察了赤天化公司。还告诫公司众人，要管好自己，不要人为制造谣言，引起社会恐慌。同时，在民生方面，龚贤永多次看望留守老人，给老人带去了礼品。
到了九十年代，龚贤永很遗憾没有更进一步，进京履职。一来是由于年龄，二来是其本人身体健康堪忧。随后，组织上为了减轻他的工作压力，将他调到人大，做好了法律监督，倾听了民意。2016年3月8日，居住在贵阳的龚贤永因病逝世，享年七十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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