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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初年对西川、夏绥、镇海等一系列藩镇斗争的胜利，使宪宗对全面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更加增强了信心。
宪宗认为似乎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来对待藩镇的挑战。
因此，当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拒绝朝命时，宪宗决心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河朔三镇问题。
然而，宪宗显然低估了解决河朔方镇问题的难度，终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平定河朔三镇的契机
自建中三年(782年)成德镇招讨使王武俊杀李维岳自任节度使后，成德曾一度归服朝廷。
贞元十七年(801年)，王武俊去世，德宗认为“武俊竭忠奉国，宜赐谥忠烈”。
任命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德、棣等州观察使。
王士真即位以后，虽在辖区内仍然自任官吏、不上供赋，但却年年向朝廷纳进奉数十万，比幽州、魏博对朝廷的态度要恭顺得多。宪宗即位以后，加王士真官职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王承宗被三军推举为成德留后。所谓留后，这是成为正式节度使之前的一个过渡职务。
当宪宗接到王承宗要求继承父亲节度使职务的奏章以后，没有马上批准王承宗的要求。宪宗认为，自曾祖父代宗、祖父德宗父亲顺宗以来，河朔三镇割据一方，专横跋扈，与朝廷相抗礼已有五六十年。
长期以来，三镇不纳贡赋，不受命官，对朝廷喜则阳奉阴违，怒则联手作乱，从未将中央的权威放在眼里。天下方镇，也都把河北藩镇对中央的态度，当做自己处理与中央关系的晴雨表。
当然，相比较而言，成德自王武俊以来，对朝廷较为恭顺，可这并没有改变成德仍是割据一方、与朝廷相对抗的方镇这样一个事实。
三年以来，朝廷已经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等方镇，现在，解决河朔三镇的问题，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利用成德节度使更代的机会，着手改变河朔三镇节度使世袭的弊端，使河朔三镇的控制权重新归于朝廷手中。此外，宪宗还听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幽州节度使刘济也都身患重病，不久，也都会有一个节度使更替的问题。
现在如果不乘成德王士真去世之机，废除节度使世袭的制度，将来朝廷还会陷于更大的被动。
2、李绛的方镇策略
宪宗的想法得到不少大臣的支持，他们主张“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
由于意见不一致，宪宗向翰林学士们征求意见。翰林学士李绛为此四次上书，坚决反对对成德采取强硬态度，更反对现在用兵成德。
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出身于下级官僚家庭。进士及第，登制举宏辞科，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等职务。元和二年(807年)任翰林学士，开始参与中枢决策。元和六年(811年)后任宰相。李绛历来“孜孜以匡谏为己任”，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李绛认为，取代王承宗的时机尚不成熟：
一是成德割据已历多年，人们已习以为常。二是王承宗掌握军务已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任他人，很难取得成功。三是一旦兴师，将帅要加官晋爵，士兵要供以衣粮。四是江淮遭水灾，国家开支有困难，兴兵大事，不能不慎重。
元和四年(809年)七月，宪宗再次提出，现在魏博田季安、幽州刘济都已有重病在身。如果他们病亡，朝廷难道也要授他们的后代承袭节度使吗？如此下去，天下何时可以平定？
李绛再次上言，重点指出河朔三镇与西川、镇海等方镇的不同，反对轻易用兵。
李绛认为，宪宗由于平定西川、镇海的成功，而轻视了河朔方镇的困难程度。
他指出，西川、浙西（即镇海）从地理位置上讲，都是孤立的，周围处于忠于国家的州郡的包围之中。
从叛乱人员的构成上看，叛乱者主要是刘辟、李錡等少数上层人物，大多数将士并不愿意参加叛乱。
河朔则不同：
几十年来，内部胶固岁深，外部蔓连势广，他们的将士与节度使关系深厚，不知君臣逆顺的道理，既不听劝谕，又不怕威吓。
从地理位置上看：
河朔三镇互相连界，平时也许有矛盾争斗，但在共同对付朝廷这一点上，他们却是一心的。朝廷如果轻易用兵，诸方镇会联为一体共抗朝廷。另外，吐蕃、北狄等民族的军队也有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入侵，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李绛也并不反对在时机成熟时用兵：
“国家财力渐丰，德化渐及，他时制置，必易指挥。”
李绛的方镇对策，中心思想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处理方镇问题，绝不能对所有方镇都一概采用征讨的办法。特别是对待几十年来已经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河朔三镇，用兵要格外谨慎。
3、唐宪宗的方案
李绛对朝廷与藩镇情况的分析，指出了不可马上对河朔用兵的原因，对此宪宗也是表示赞同的。
但是，宪宗在取得平定三镇的胜利以后，决不肯像父祖那样，轻易地承认成德王承宗世袭节度使的权力。
宪宗认为，即使朝廷不以命官取代王承宗为节度使，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王承宗对中央的权威表示尊重并作出一定的让步，使天下方镇都认识到：
宪宗将不会无条件地承认和放任方镇自行决定对节度使权力的世袭。
为此，元和四年(809年)七月，宪宗提出一个解决成德问题的方案，即王承宗必须像元和元年(806年)李师道那样，承诺向朝廷交纳两税，接受朝廷命官（尽管这种承诺仅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另外，王承宗必须割取成德的德（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棣（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归还朝廷，由朝廷另立一镇。
对于宪宗提出的这一方案，李绛仍表示反对。
李绛认为，德、棣两州归于成德的岁月已久，现在一旦割取，王承宗及其将领必然会产生犹疑怨望，河北其他方镇也会因担心他日被分割而感到不安。如果王承宗不接受这一条件，朝廷必然要兴兵讨伐，那时朝廷将陷于被动。
李绛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派吊祭使前往成德，不要正式地提出割地纳贡的条件，而采取暗示讽喻的办法，请王承宗主动割地纳贡。这样，王承宗“听命于理固顺，若不听命，于体无损”，朝廷不会陷于被迫用兵的地步。
针对宪宗急于以武力讨伐方镇的愿望，李绛提出，如果用兵，首先应当对淮西用兵。李绛指出，淮西吴少诚病重，讨伐淮西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
从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到七月，宪宗迟迟不发布批准王承宗袭封节度使职务的诏命。王承宗不免有些焦急与恐惧。他一再上表，陈述自己对朝廷的忠顺之心，希望及早得到朝廷的恩命。
为此，八月九日，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今河北正定）宣慰。
裴武到达真定，王承宗迎接款待十分恭敬。经裴武的讽喻，王承宗上表，一方面检讨自己没有等待朝廷之命，擅自掌管成德政务的过失；另一方面表示愿意献出德、棣二州，交纳赋税、接受命官，以表达自己真心归服的诚意。
4、魏博的挑唆
元和四年(809年)九月，裴武从成德返回京师，宪宗听说王承宗愿意割地纳税，十分高兴。九月七日，宪宗发布诏令，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期为保信军节度使，德、棣二州观察使。
在宪宗的诏书中，宣布以成德新割让的德、棣二州另立保信军，以薛昌期为节度使。宪宗的这一任命也是有深意的。薛昌期是王承宗的女婿，宪宗任用薛昌期，显然有照顾王承宗的意思，使他更加便于接受割让二州的事实。
当宪宗任命薛昌期的诏书已经拟定，但尚未发至德州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事先已得到消息。他当然不希望成德从此与朝廷的关系好起来。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奔赴真定，对王承宗说，薛昌期暗中与朝廷勾通，因此朝廷才以薛昌期为保信节度使。
听到田季安的挑拨，王承宗大怒，赴即派出数百名飞骑火速驰往德州（今山东陵县），将薛昌期加以拘捕，押回真定关入大牢。
消息传至朝廷，宪宗极为震怒，认为王承宗原来是在欺骗朝廷，其实并不想献出二州。
薛昌期既经朝廷任命，便已经是朝廷钦派的命官。王承宗拘捕薛昌期，公然违抗朝旨，性质是极为严重的。这是对朝廷、对宪宗本人的公开藐视。事已至此，如果听之任之，朝廷的权威将不复存在，宪宗本人也会因之威信扫地。因此，宪宗只有讨伐这一条路可走了。
5、吐突承璀的盘算
半年以来，宪宗与大臣们反复讨论成德的问题，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等大批朝官坚决反对用兵讨伐。支持出兵讨伐的只有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及少量朝官和个别方镇官员。
吐突承璀，字仁贞，福建人。宪宗即位，重用心腹，将吐突承璀提拔为左监门将军、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街功德使，成为宦官中地位最高的人。
吐突承璀坚决主张讨伐王承宗：
一是“揣帝锐（意）征讨”希望通过征王承宗进一步获取宪宗的宠信。二是可以通过征讨王承宗获取更大的军事指挥权。作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固然掌有禁军，但毕竟无权指挥外朝军队，在朝野人士眼中。吐突承璀虽权势炙手可热，也不过是皇家内臣而已。吐突承璀希望通过征讨王承宗，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三是通过征讨王承宗，可以进一步排挤裴垍等宰相的权力，甚而可以“夺裴垍权”。
除宦官和部分朝官以外，坚决主张讨伐王承宗的是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等。
虽然有人支持宪宗讨伐成德，但宪宗为避免战争的爆发，仍进行最后的努力，于九月下旬再次派遣使者持诏书前往成德，渝令王承宗释放薛昌期，遭到王承宗的拒绝。
最后一线避免战争的希望破灭，宪宗终于下定决心：征讨王承宗。
宪宗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令的同时，发布另一个诏令，任命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宪宗的诏令一出，舆论大哗，朝官们对由吐突承璀担任征讨军的指挥大感意外，议论纷纷，一致表示反对。翰林学士白居易率先反对。
白居易的上表，代表当时众多朝官的意见，随后，谏官上章者相继不断。
在众多官员的压力下，宪宗不得已，只好下诏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马使的头衔，改镇州以东招抚处置等使为宣慰使。
6、战事的不利与朝臣的反对
自宪宗于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发布讨伐王承宗的诏令以后，南北两路招讨军马行动都比较迟缓。河东、河中、振武的军队直到元和五年(810)正月以后，才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定州。
元和五年正月，朝廷征讨成德的战争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
在南部战场上，战事一开始就不顺利。吐突承璀到行营以后，威令不振，屡次与成德军交战都遭失败。
不久，官军出战失败，曾在征西川时活捉刘辟的著名勇将郦定进战死，南线官兵士气大受影响。
北路的招讨战事也不理想，正月二十六日，河东将王荣率军攻破成德洄湟镇（今河北新乐市西南），败敌六千人。宪宗下诏予以表彰。
但这次战斗以后，北路招讨军进攻成德镇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北大门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新城铺）的战事严重受挫，官军久攻不下，王承宗反而出击，攻占义武镇的深泽县（今河北深泽东南)，卢龙的乐寿县（今河北献县）也被王承宗出兵攻占，卢龙军收复乐寿的努力失败，形势对官军日益不利。
随着战事的无明显进展，朝廷中要求罢兵的呼声再起，其中罢兵呼声最高的是当初即反对用兵的白居易等朝臣。
继白居易上书后，兵部侍郎权德舆也上书指出：
神策兵都是些市井屠贩，不习战阵，怕苦惮远，没有接战，就要逃散成为盗贼，而成德恒冀之地，骑壮兵多。官军久战无功，西戎如果乘虚而入，京师将无力防守。
权德舆认为，“山东、疥癣也，京师，心腹也”，不能不从长远考虑。
7、抓捕卢从史
白居易等大臣的上言，宪宗并没有采纳，宪宗仍指望战场上的形势会有好转，然而前线将领的表现，却使宪宗越来越失望了。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战前极力主张征讨成德。来到前线后，却一直逗留不进。柏乡之战，虚报战绩，其实则在暗中与王承宗往来。卢从史军队士兵随身都藏有成德的军标，战时只要出示军标，双方便相安无事。
朝廷为供给卢从史军粮草料，在河北当地购买粮草，卢从史却故意操纵市场，提高粮草价格，使朝廷购买粮草的开支加大。
不仅如此，卢从史又向朝廷暗示，请求出任平章事（即宰相)的职务。对于自己开战以来屡次失利的原因，则一律归结为其他方镇与王承宗连通。
自战争开始以来，宪宗已有所认识，鉴于战争尚在进行，宪宗只好隐忍不发，但同时命令宰相裴垍加强对卢从史部下的争取工作。
裴垍利用王翊元出使京师的机会，努力做争取王翊元的工作，取得了成功。王翊元不仅将卢从史的不少阴谋报告朝廷，而且主动出面，将昭义都知兵马使乌重胤争取到朝廷一边。
在争取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的基础上，裴垍向宪宗提出建议，采取诱捕的方法将卢从史除掉，否则讨伐成德的战争终难成功。
对于卢从史，宪宗的确有加以制裁的想法，但以诱捕的方式解决卢从史，宪宗却从未想过，听了裴垍的建议，宪宗感到愕然。
但是，想到卢从史在征讨成德王承宗前后的种种表现，特别是想到卢从史的玩寇纵敌，为了征讨王承宗的大计，宪宗终于下定决心：除掉卢从史！于是，他批准了裴垍的计划。
卢从史自从到前线以来，从不把讨伐成德之事放在心上。却时常到吐突承璀的营中戏玩，把吐突承璀视作婴儿一样，亲昵无间，从不设备。
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十五日，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事先在营中埋伏好甲士，然后召卢从史来营中博戏。卢从史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来到吐突承璀营中，这时，伏兵齐出，将卢从史擒获。吐突承璀下令将卢从史囚于监车中，立即飞速押向长安。
发现主人被擒，卢从史的亲兵前来营救，吐突承璀下令斩杀十几人，同时宣布宪宗关于拘捕卢从史的诏令。
自卢从史被拘捕以后，昭义军形势一直不稳定。宪宗为嘉奖乌重胤的功劳，准备任乌重胤为昭义节度使，翰林学士李绛认为不妥，他主张将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孟元阳调任昭义节度使，而以乌重胤出任河阳节度使。
8、最后的罢兵
在乌重胤与孟元阳互调的空当时间，宪宗虽命令吐突承璀暂时宣抚昭义军，务使安宁，但昭义军还是出现变乱。五月六日，昭义军三千多人趁夜晚逃奔魏州。所在将士也心存疑惧，许多人仍计划逃走。得到这一消息，宪宗十分焦虑：昭义军一旦失控，南路招讨之事必将付诸流水，南路失利，将意味着整个征讨成德军事行动的失败。
宪宗立即派人持诏书前往昭义军所在地潞州（今山西长治）宣慰昭义军将士，宪宗希望昭义军的将士们要“辨邪正之两端，识逆顺之大义”，不可轻信流言。
经过宪宗“三下诏书”的不懈的努力及对昭义军将士一再颁诏予以安抚，由拘捕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所引发的变乱终于得到平息。
元和五年(810年)六月，征讨成德王承宗的战争已进行了8个月。北路招讨军自四月木刀沟战役后，没有新的进展，而南路招讨军，自郦定进战死以后，诸将畏敌，不敢再战，昭义军卢从史被朝廷拘捕以后，昭义军将士人心不稳，战事处于停滞状态。
事情的发展，果然像李绛、白居易等大臣早先预料的那样，陷入了进攻不能取胜，相持财力难以维持的局面。
六月十五日，翰林学士白居易第三次上疏，请求罢兵。
白居易的这次上疏，言辞激烈，又请宪宗“读臣此状一二十遍，断其可否”，如果认为疏中所言正确，即应罢兵，如果认为所言非忠、所言非是，“臣即合便得罪”。
白居易的疏文，几乎已到了非要宪宗罢兵不可的地步。
白居易的上疏，对形势的分析，总的看是正确的，当然疏文中对幽州刘济的评价多少有些偏激，实际上，刘济对唐朝廷的态度，在河朔方镇中应算作比较恭顺的。
七月二日，王承宗派使者崔遂入京上书谢罪，自称当初拒绝朝廷割让德、棣二州，主要是由于卢从史的离间。
王承宗表示，现在自己愿意向朝廷交纳两税、接受朝廷命官，希望宪宗能给予宽免。在继续征讨已没有胜利希望、大臣一再请求罢兵、王承宗已进表请罪的情况下，宪宗终于下定决心：停止征讨成德。
9、罢兵的影响
征讨成德的战争，是宪宗第一次以武力解决河北方镇问题的努力，也是宪宗解决藩镇割据问题遭受的第一次大的挫折，对河北藩镇的局势及唐朝廷以及宪宗本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政治上看，讨伐成德的失败，使唐中央的权威有所削弱。
在军事上，朝廷“举天下之兵，不能破一方镇”，“为天下笑”，也使中央的权威受到打击，使宪宗即位以来连续平服藩镇的势头受到抑制。
讨伐成德的失败，也使朝廷在财政上受到巨大的损失。征讨王承宗，九个月的战争消耗了中央税收的大半，由此而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及对中央财政的严重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罢兵以后，宪宗听从群臣的意见，罢去吐突承璀的左神策军中尉一职，降其为军器使。对于多次批评宦官的李绛，则在元和六年(811年)十一月任命为宰相，同时，又以刘希光受贿牵涉吐突承璀为借口，将其调出朝廷任淮南节度使。使宦官的势力有所削弱。
此后，宪宗虽然还曾重新起用吐突承璀，以宦官压制朝官，但像讨伐成德那样明显地以宦官代替朝官的做法却再也没有出现（宪宗晚年倚重宦官，但在形式上仍以朝官为主)。这反映出宪宗自讨伐成德失利以后，在政治上也更趋于成熟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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