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总理的能力没有一个人会质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建国后，他始终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在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上，毛主席曾经点名过另一个人，表示他也十分适合这个职位。这一看法，还得到了其他中央首长的一致认同。
毛主席说的这个人选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能力？又做出过哪些贡献？
进步的教育先驱
这个人，就是我们熟知的董必武老先生。
董必武先生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董必武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
他是湖北省黄安县人，出生于1886年，原名贤琮，号壁伍。
在1911年参与辛亥革命后，董必武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便将“壁伍”谐音“必武”作为名字。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当时刚从黄州府中学回到家乡黄安，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
为了表示与清王室势不两立的决心，董必武当场剪掉脑后的辫子，随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连夜赶回武昌，投身革命。
在革命中，董必武虽不是战斗员，却同样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粮食弹药的运输工作。
同年12月，董必武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官，并加入同盟会。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消沉了一段时间。但他很快便振作起来，决定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他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分析，明白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失败。
一方面，我国通过革命成为强国，这是帝国主义绝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阻止革命，他们会做出拼命污蔑革命行为、鼓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之类的行径。
另一方面，革命者自身还没能很好地团结起来，力量自然也就不强。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主要是各地的会党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会党组织不严、也没有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而他们当时喊出的革命口号，在宣传效力上也不够有传播性。比如说，“创立民国，平分地权”，听起来当然很好，但是革命者具体打算怎么“平分”地权呢？
当时的革命者，对类似句子的解释并不清晰，因此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加上革命在经济上对华侨的依赖：因为革命经费基本都是靠华侨的捐助得来，这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来源很不稳定。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革命者内部对革命的理解也有所偏差。有不少人都只想着推翻清王朝，那之后的事完全没有想过。
在他们看来，只要把清王室赶下皇位，一切就都好了。但我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最后，他们的革命对象过于强大。尽管我们如今一直用“落后”“愚昧”等贬义词形容清王朝，但放在当时来说，清王朝的势力在国内依然庞大。
清朝末年的新政，培养出了十多万新军，此外还有本就盘踞多年的大量地主、满洲勋贵等，都是清王朝所依托的强大力量，这让清王朝依然能够掌控整个国家。
而且，自从《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人民要面对的敌人就远不止清王朝，还有拥有先进工业体系和强大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
想通了这些，董必武认为必须先用头脑和理论武装自己。在1914年1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张谐英等人一道前往日本求学。
经过三年的勤工俭学，董必武在1917年从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回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们表面上是律师，实际上这一职业只是一层伪装。董必武、张国恩等人利用律师职业作掩护，暗自从事革命活动。
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全部被他们用作革命经费。
在1919年1月28日，护法军发生了内讧，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川军唐克明等人杀害。
董必武闻之悲痛不已。他受同事委托前往上海，向社会各界申诉，试图为蔡济民讨回公道。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经友人介绍，董必武前去拜访了孙中山先生。
在了解到董必武到上海的来意后，孙中山表示大力支持。随后，董必武又认识了住在附近的同乡李汉俊。
那时候，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见面，董必武一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听李汉俊讲十月革命、救国道路、马克思主义……
在2月21日，董必武在《大汉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蔡济民被害的经过。
在5月17日，董必武和其他革命志士在报纸上联合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呼吁伸张正义，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
然而，蔡济民被害一案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
在经过一系列努力后，董必武确定了下一步行动。
他现在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坚信若要完成革命，就必须先让广大人民理解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
他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商量，最后决定要办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办一所新式学校，让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传播。
办报纸和办学校，都需要大量资金。当时，这些革命者的经济情况都不容乐观，他们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只好自己想办法。
他们商量着每人出一部分办学校的费用。董必武几乎典当了所有值钱的财物，这才勉强凑够了自己那份。
在学校成功开办后，董必武成为校董事会的一员，并在经过大家一致同意后将学校命名为“私立武汉中学”。
这就是董必武在教育事业上走出的第一步，也是他对革命新的尝试。
“我们想在旧社会办点新事。”多年之后，老年的董必武回想起这段时光，这样总结道。
私立武汉中学的办学宗旨，就是多发展革命志士，教他们革命道理、革命方法，让他们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强大助力。
为此，他们制定了许多规则：
这里的学费远比其他学校便宜，哪怕是家境贫寒的学生也可以负担得起；
这里的教师等工作人员，每月只拿很少一点薪水，这些钱将被用作革命经费，或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学校进行白话文教育，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学生适应白话文。
董必武亲笔为这所学校题了字：“朴诚勇毅干革命”，他希望所有学生都能保持朴素诚实勇敢的优良品德，以坚强的毅力干革命。
学校很快步上正轨，董必武松了口气。现在，他们要做更重要的事——成立一个新的党派。
在1920年8月，我党在武汉的早期组织成立了。组织此时的规模还非常小，只有7个成员左右，但它很快就会在众人的努力下逐渐壮大。
董必武主要将注意力放在青年学生上，他积极在校内校外开展青年工作，并筹建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董必武和其他红色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私立武汉中学成为了湖北地区的红色思想中心。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年，一直到1927年春季，党的中央机关迁到武汉，武汉一时间成为了全国进步人士的焦点。
我党与国民党左派相处融洽，和他们站到一起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革命形势看起来前所未有的好。但是，在一两个月后，蒋介石发动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之后，我党人士和国民党左派遭到大肆抓捕，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在汪精卫也进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成为白色恐怖的中心区。
董必武却没有被这艰难的处境吓倒。当时党还没来得及发布撤退工作，董必武便义无反顾地留在了武汉，利用自己的人脉继续进行工作、帮助撤出同志。
在工作基本完成之后，董必武才接受组织安排，悄悄登上名叫“安庆号”的英国客轮离开武汉。
“谍王”董必武
除了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外，董必武还有一项相对来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能力：他在党内向来有“谍王”之称。
众所周知，我党情报工作的创始者和领导者是周总理。但是，董必武同样在隐蔽战线上活跃，是一位伟大的情报工作者。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一直到1949年建国，董必武一直与周总理在武汉、南京等地奋战，主管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工作。
周总理在国民党高层布下的“闲棋冷子”，绝大多数都是由董必武参与策划或亲手经营的。
比如有名的“隐形将军”韩练成，当上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参与了无数国民党高层绝密会议的沈安娜等人，都曾受到过董必武的耳提面命。
在莱芜战役中，董必武更是与周总理共同布置了一招“缓兵之计”，让韩练成在战役的关键时刻离开国军队伍，使李仙洲等国军将领错过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战后，陈毅元帅曾对这场战役做出这样的评价：“莱芜战役的首功，应归于周总理和董老。”
董必武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最危险的敌占区工作，并积累了无数情报工作的经验和工作方法，在这方面是导师级别的人物。
正因为董必武先生出众的能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毛主席才会将他提名为另一位合适的国务院总理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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