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后妃肖像的历史刻绘与文学描摹——评马克梦《天女临凡》|后妃|天女临凡|妃嫔|宫女|朱锐泉|马克梦

早在二十年前，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知名汉学家马克梦（Keith McMahon）所著《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王维东、杨彩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就被引入国内，其书颇具开创性地探讨中国文学作品中性现象和性文化，产生了石破天惊般的接受效果。

到了2021年的3月，他的新作《天女临凡：从宋到清的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Song to Qing），经辛兆坤先生翻译，又由九州出版社付梓推出，继续引起众多瞩目。

马克梦开篇直言，本书之写作缘起，是通过闲翻书，对“前四史”后妃传产生了兴趣。就其主题言之，则像豆瓣网的简介文字所说的那样，“梳理了宋朝至清朝历代后妃的典型经历与事迹，围绕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后宫关系和女性统治两个焦点……使读者可以透彻了解古代后妃的真实生活情况”。

事实上，著者通过艰苦劳作与持续思索，进行了充足的积累。除了此项研究的上卷《牝鸡无晨：汉代至辽代皇帝的后与妃》（Women Shall Not Rule: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于2016年出版了法译本，该书《序言》结尾还一一列举了部分内容在学术期刊发表的情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时有点像在研究八卦流言，甚至像读野史一样。后妃传常常加进谣言般耸人听闻的内容。因此，必须尽量做考证，多看材料，看看能否找好旁证。但即使找不到旁证与事实根据，虚构的内容还是很有趣的，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对皇室成员的行为期望与标准。后妃传的内容，无论是史实还是虚构，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中译本序》里面的这一段文字，引领读者不仅怀着古史考据的严谨态度，同时穿越想象力的迷雾笼罩，去努力步入古代中国后妃的时空世界，感受其喜怒悲欢，进而充满共情地分享传播她们身上的实相与传奇。

一、闲坐说后妃：知识、传说与文化记忆

说到古代皇后嫔妃的形象及生活，社会大众可能会由清宫剧、宫斗剧（从电视剧《戏说乾隆》到马克梦此书引述过的，2004年问世关于嘉庆帝后妃的香港《金枝欲孽》，以及2011年关于雍正帝后妃的大陆《甄嬛传》）获得些许的第一手认知。文史爱好者则容易联系譬如明代重要史料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的详尽介绍。

尤其是清代小说《红楼梦》第18回浓墨渲染了元春省亲的情节场面，所谓“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其中“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云云，明白道出了后妃们长年困居深宫的抑郁情绪和苦楚心理。

至于专家学者们的聚焦与怀抱，则稍有不同。显例如陈寅恪（1890-1969）《元白诗笺证稿》包含着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一节。史学家试图说明出于胡汉混血带来贞洁观念的彻底转变，李唐皇室具备婚姻观、价值观等思想开放的特点。

再看《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裴松之注引孙盛曰：“魏自武王（曹操），暨于烈祖（曹睿），三后之升，起自幽贱”。

南京大学周勋初的文章《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收入氏著《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便由此生发论题，考察曹操与其妻妾、曹丕曹植兄弟与甄氏、曹睿与毛后的关系及成因，可谓别具只眼与匠心。

海外汉学领域同样存续着这方面的学术脉络。黄仁宇（1918-2000）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第一章《万历皇帝》中，就介绍贵妃郑氏和王氏之争，视之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

其后西方学界的成果，也得以在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些年被陆续绍介到大陆。举其要者，则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又译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贾志扬(John W．Chaffee)《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罗友枝（Evelyn Rawski）《清代宫廷社会史》（又以《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为名出版）、欧立德（Mark C. Elliott）《乾隆帝》、伊沛霞（Patricia Ebrey）《宋徽宗》等等，皆产生了较大反响。

宋徽宗在位期间，后宫共计为他诞育了65个子女（尽管其中约四分之一未活到成年），其数量不仅冠绝一代，而且雄视往古。

在伊沛霞的笔下，徽宗长年陶醉在与历任皇后、现存正史有记录的20位嫔妃以及其他123位有封号的嫔妃共同相处的温柔乡中（参见韩华译《宋徽宗》第十章《宫廷之乐》中《嫔妃和子女》一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259-268页）。

罗友枝的著作认为“皇家女性”与“征服者精英与皇亲”、“家族政治”和“宫廷奴仆”一道，构成了清代宫廷的社会结构。

其中，有关慈禧太后的定位，相较一些历史学家视之为武则天的翻版，或是对太后传统角色的颠覆，《清代宫廷社会史》强调她“更适合非汉族的统治语境”（周卫平译，雷颐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48页），系以太后身份，实现了摄政制度下政治作用的发挥。

至于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研究的实绩。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的《后宫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高度、皇权政治的特点来认识和把握后宫制度的运作与变迁，希冀总结出后宫政治对古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影响。

而2012年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论文，即李政富《中国古代后妃外戚研究——以二十五史“后妃外戚传”为中心》，亦颇值注意。

诗家有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说林林总总的内容，则大约要属跌宕曲折的李杨故事、缠绵香艳的帝妃恋情最令世人追捧。作为兼具学术著作的严谨态度与通俗读物的畅达行文之特色，马克梦此书进一步地从知识、传说与文化记忆的不同维度，展示出古代后妃叙事的意义。

在中国，大部分皇位继承人都是由妃嫔所生，宋朝十八位皇帝中仅有四位的生母是皇后，明朝十六帝中只有两位，而清朝的比例更低，十位皇帝中仅有一位（据《天女临凡》第277页，以下引用不注出页码）——首先，通过阅读该书，我们可以得到类似这样知识性、学理性的裨益。它有助于廓清疑团，正本清源，获致对于有关历史问题较为全面准确的认知。

其次，就环绕在帝后皇室四周的“传说”而言，丰富与精彩的故事从来不会缺席。读者可以了解到风流天子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花边韵事，甚至还能发现，古之好事者偏偏要加上大词人周邦彦来凑成“三角关系”。

又有传言称，清代顺治帝在董鄂妃去世后，选择到五台山剃度出家，而变本加厉的虚构故事中董妃其实是汉族名妓董小宛。乾隆生母是否汉人暂且不提，据说他还有一位维吾尔族妃子和卓氏，其人在晚清民国兴起的传言中得到“香妃”的新称号，不仅拥有旷世美貌和天然奇香，更成为反抗满人统治的女英雄。

再如，是慈禧太后鸩杀了光绪吗？这在2008年现代人对光绪的尸体作化学分析，发现他死于砷中毒后，传闻异词更是甚嚣尘上……

最后，无论后妃本人的写作，还是以之为主题、素材的文学，都参与建构出色彩斑斓的文化记忆，成为今人面对往古必然要接收的文化遗产。

司马相如为汉武帝陈皇后而作，希冀其丈夫回心转意的《长门赋》的赋苑佳话，何以说得有鼻子有眼？吴伟业（1609-1672）讲述崇祯皇帝田贵妃入宫直至去世的叙事诗《永和宫词》，包含几多宠爱与惆怅？还有纪昀（1724-1805）为天启皇帝张皇后立传的《明懿安皇后外传》，又是如何表彰妇德、树立楷模？

要对这些创作活动与文本内容展开考索，离不开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等目录书籍，以及类似[荷]伊维德、[美]管佩达（Beata Grant）合编《彤管：帝制中国的女性书写》，与新近涌现的整理古代女性创作的文学总集、别集。都说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实在昭示传统文化中妃后角色的正当发声，已然获得可能是最好的历史时机。

对此，《天女临凡》的著者有着明确而自觉的意识。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常常忽略女性的角色，因为她们并未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有的历史学家则轻描淡写地处理她们在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对于朝代荣光与合理性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他以《绪论：武则天之后》开端、《定义女性统治者》作结，中间涵容从宋至清共计九章的篇幅，展开了“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的宏大画卷。

二、古代中国后妃的出身、德行与命运结局

《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者对后妃自身“角色”与周边“关系”的重视。所谓关注后妃的生活，包括女性作为礼仪与政治主体的角色，以及她们与君王、其他妃嫔、其他宫廷生活参与者（例如宦官、大臣等）之间的关系。

其中，后妃出身也即帝王妻妾的社会地位（包括族裔）、后妃的言动行止及其反映的德行品质与后妃人生大戏的收场，这样三方面的情况为著者着力拈出、再三致意。并且它们也是彼此交叉扭结而密切相关的。

首先说说后妃的出身。

大家知道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以《清平调》其二赞叹杨玉环倾国倾城的美貌。所谓“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乃引入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任皇后赵飞燕进行对比。加上《红楼梦》第27回的回目，是“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也突出林黛玉带有“燕瘦”也即体态轻盈瘦弱的特质。然而传说中这位能做“掌上舞”的汉代美人，名声实在不佳：工于心计，品行不端，简直成了历史上因美貌而淫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赵飞燕本是平民歌妓，而这样的文艺才华对于选在君王侧的后妃来说，有时也显得必要。例如宋真宗刘皇后和宁宗主妻杨皇后两位都出身乐籍。

前者在马克梦看来，是宋代权力最大的女性之一，武则天之后三百年来首位大权在握的汉族女性。她出身行院人家，可是《宋史》对此低贱出处讳莫如深，反而说其乃宦家之女。后者曾在宫中作为一名幼年女伶表演，吸引了时为皇子的宁宗的注意。

本书当然不满足于记流水账式的排比后妃信息，而是注意由个案提炼典型。例如提及宋高宗的吴皇后与刘贵妃都是文艺鉴赏家与收藏家，其行为构成“皇帝和后妃通过相同的兴趣以维持和睦关系的典例”。这便道出了带有规律性的皇室组成。

除此，出身较为高贵者，未必就能沐浴隆恩。譬如宋徽宗，第一位主妻王皇后乃刺史之女，可他却对本是卖酒者之女的刘贵妃宠爱有加，令其诞下三位皇子、一位公主。

如果说女伶变皇后的经历有些另类少见，那么在两个保姆万贵妃及客氏就更能传达“明朝那些事儿”的曲折离奇。

先看明宪宗成化皇帝宠幸了比自己大17岁的保姆，封她作万贵妃，并任其在宫中骄横跋扈，同时执掌大权，卖官鬻爵。至于客氏，作为明熹宗的乳母，则在这位天启皇帝继位后，被赐婚与大太监魏忠贤成为“对食”夫妻。其后二人狼狈为奸，干政乱国不已。

总体上，《天女临凡》多处总结了后妃的出身问题。受到门第观念、帝家脸面等因素的影响，直至元朝，后妃最好出身于官宦世家。或者说，哪怕妃嫔的出身阶级则跨度较大，但皇帝所娶的皇后通常都地位崇高。突厥化的蒙古政权之下，帖木儿有意迎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女性，从而增强自己的皇家气质。

但这一情形在明朝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是皇后还是妃嫔，其社会地位都较低，因为出身寒微的女性不太容易夺取或觊觎权力。考虑到后妃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将有助于减少特权阶级女性及她们强势的家族干政的可能性。

由于反对从贵族或世宦家庭纳娶，明代皇帝与太子倾向于迎娶中下层世袭武官家庭中的女子。例如崇祯主妻周皇后，生于苏州南部贫家，她从未忘记自己出身低微，于是在管理宫中事务时非常勤俭。

与明朝不同，嫁入清朝皇室的女性社会出身较高，尤其是蒙古贵族。当然，满人通过女子入宫后切断其与娘家的联系来限制外戚的势力。不过也有例外，乾隆皇帝至少有四位妃子出身包衣，即来自奴仆家庭，她们均与皇帝同葬皇陵，最著名者是后来嘉庆帝的生母魏佳氏。而嘉庆帝的皇后也与他的母亲一样，初为包衣。

同属出身问题，与社会地位相关的，是后妃们的种族、族裔构成。一些明朝皇帝对带有异域情调的妃子情有独钟，他们从朝鲜王朝征召处子与宦官。宣德去世后，有53位朝鲜妃子被允许回国。

而满族皇帝的妃嫔中，便有满族人、蒙古人、汉族人、朝鲜人及突厥人。此中康熙帝在大约1689年之前多宠幸满族女子，之后则更青睐汉人女子，例如王密妃乃知县之女。

其次来看后妃的德行问题。

她们之中一些杰出代表是“俭以养德”的化身。元代忽必烈的两位妻子之一察必除了对覆灭的宋朝富有同情，还以节俭著称。她曾令宫女拿来陈旧的弓弦，并将其编织成衣，还把老羊皮织成地毯。

有明一代唯一临朝称制的女性是洪熙帝朱高炽的张皇后，但她拒绝违反祖训，因而临朝是非正式的。宣德即位以后，张太后还把一次出巡途中当地父老进献的酒食转赠皇帝，并说道：“此田家味也。”因为出身农家，她比养在深宫的帝王更能体会民间疾苦。

当然，说起开启朱明王朝后妃传记的典范人物，那诚然非朱元璋的马皇后莫属。史称她“仁慈有智鉴，好书史”，赢得太祖在群臣面前的夸奖。她不仅拥有谦虚、节俭的美德作风，还不时劝说性格暴躁的朱元璋去减轻刑。一次，开国功臣宋濂由于孙子犯罪，被判处死刑，得知此事的马皇后在与皇帝用膳时拒食酒肉，以此请求赦免。

据明代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皇后谏曰：“田家请一先生，尚有始终不忘待师之礼。宋濂亲教太子诸王，岂可无师生之义？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可赦其死。”结果“太祖从后言，以濂发茂州安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12页）。

这里，事情的转机固然与师生的至高名义和脉脉温情有关，它让冷酷的政治斗争都有所顾忌，而起关键作用的推手，谁又能说不是深明大义的马皇后呢？

在她的身后，隆庆皇后、万历朝的李太后亦以皇帝严母而非干政者的身份施加影响。李太后教子严厉，不时斥责罚跪，甚至有一次因为年轻万历的过错，试图将他废黜而另立其弟。

事有两层，人各千面，若是遇上失德的后妃，种种恶行秽事于史书上也并非偶见。宋光宗的李皇后，初为节度使之女，传说她在军营出生那天，一群凤凰飞落下来，父亲于是取名“凤娘”。可是这位李皇后却被《宋史》以“妒悍”二字作评价，这是宋朝后妃传记中绝无仅有的一例。这位皇后对待宫女暴虐，甚至曾派人谋杀光宗的宠妃，无怪受到诸般非议。

明代后妃恶德的代表，除了臭名昭著的成化朝万贵妃与天启朝客氏，还有宣德的孙皇后。其人从受孕宫女处窃夺婴孩（即后来的英宗），还处心积虑让皇帝废除胡皇后，以求独享恩宠。

最后来考察后妃的结局命运。显然不能只看其人前风光，也要多多留心她们的人后灾殃。古有七出之条，帝家也不例外。

单单说明朝，因为皇后没有生子而被废黜的有五次之多。到了非汉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顺治以前的后妃竟然要为皇帝殉葬。努尔哈赤的第四位福晋阿巴亥曾拒绝遵命，但旗人中资历较高者最终将其处死。

至于顺治，《清史稿》记载他的皇后喜奢华，性嫉妒，而当朝主子则崇尚勤俭朴素。最终他毫不妥协，不为大臣反对所动，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废后的皇帝。

还有本书第八章以工笔勾勒形象的慈禧太后。马克梦着重剖析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女性统治者的偏见。在他看来，慈禧的影响力其实有限，李鸿章等官僚大臣及地方督抚一度大权在握。可是持偏见者说她干预皇位继承，篡夺皇帝大权，甚至污蔑其残忍狠毒，性格阴郁，务必将敌人置于死地。

作为反对清朝统治情绪及不满清朝危机局面的产物，在有关慈禧太后的小说与逸闻之中，她的形象进一步被丑化污名化——淫荡老妪，吸食鸦片，诸种不堪，不一而足。

到了1928年，国民党孙殿英部将竟然把慈禧的陵墓炸开，搜刮了她的尸身，偷走随葬宝物，导致满洲贵族亲眼目睹狼藉场面。彼时，太后的尸身面部朝下，上半身一丝不挂……

作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闻者唏嘘感慨。值得一提的，还有1916年蔡东藩的《慈禧太后演义》中，女主人公的降生原来是为本家叶赫那拉氏报仇。小说称努尔哈赤在建国前曾屠戮过叶赫一族，而慈禧临死终于意识到女子不应该尝试统治中国。类似这样的文人解读及背后的民间想象，显然与对历史文化的曲解、对女性统治者的歧视息息相关。

俱往矣，这些引领一代风骚的后妃，已经隐身于历史的烟尘云雾，留待后来者的追索了。

三、史书与小说材料的合奏齐鸣

早在《绪论》之中，著者就明确了自身处理庞杂史料的原则，包括严格区分不同文献性质与可靠性。在他眼中，正史及相关史料为本书的核心叙述持续提供资料，但是与往常一样，它们并非主导，也不是故事的唯一版本。有必要参照与其相互矛盾及互为补充的资料。

具体说来，一些片段由于知名度高、饱受争议而有必要仔细考察。例如乾隆放逐第二任皇后，慈禧太后派人谋杀自己男宠这样夸大其词的虚假传言。还需注意到部分文献中充斥着猜测与矛盾，在走近几乎为妃嫔刺杀的嘉靖，或是对郑贵妃一往情深以致延迟立嗣的万历时，尤其应谨慎从事。

试举一例，万历的主妻王皇后在《明史》中得到的评语是“端谨”“慈孝”。然而，晚明宦官刘若愚（1584—约1642）撰写的杂史笔记《酌中志》，却记述了她对宫女与宦官的残酷。据说她曾下令责打宫人，并导致超过百人死亡。

马克梦指出，关于万历皇帝、其母后、皇后及妃嫔的文献很多，其中一部独一无二且记录详细，这便是《酌中志》。其中包含了对人物、事件及日常生活的描述，这些描述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因此这部笔记具备显著的补史功能，足以赢得世人的推重。

在多数情形下，著者使用了主流史书搭建的人事物框架，同时适当择取笔记、小说之类来填充血肉。不过，部分正史出于体例、书法的限制，并不足以勾勒事实的真相与全貌。《宋史》史传的记人叙事特点，就必须考虑在内。

赵匡胤的嫔妃皆未修传，其弟赵光义有十四位后妃，《宋史》却只为其中四位立传，且信息有限。编撰者似乎规定除了皇帝的母亲，其他妃嫔不必有传。

与之相类，《元史·后妃传》篇幅较短，写法正式，大部分缺乏故事性叙述。是故可能的情况下，《元史·后妃传》必须以其他中文、蒙文材料和波斯、欧洲人的叙述作为补充参照。

再看明清两朝。官修《明史》关于后妃的两章通常只提供生育皇子的女性的信息，确有必要引入晚明何乔远《名山藏》、清代毛奇龄撰后妃传记《胜朝彤史拾遗记》，以及前述晚明宦官留下的丰富记录——这些文献起到了填补正史空白的作用。

除了运用张尔田为赵尔巽编《清史稿》所作的后妃传，即此后于1929年单独刊行的《清列朝后妃传稿》，其他诸如家谱、一部关于清宫轶事的笔记，还有传记、小说及清代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传教士、外交官、学者和旅行家）的记录等等，皆丰富了该书清代部分的史料来源与文献种类。

至于《金史》，出现了专述后妃的两章。先要认识到第一章的结尾包含着史书的叙述陈规。有夫之妇乌林答氏（世宗先皇后）以自杀拒绝海陵王的传诏，标志着海陵王作为皇家一夫多妻者叙述的截止。这种结束方式遵循了前代史书中以自我牺牲的女英雄结束荒淫统治者相关叙述的模式。

另外，第一章主要叙写荒淫的海陵王之滥交滥婚，史官们记录情事的细致程度在正史中则可谓空前绝后。书中述及“海陵王喜欢做小伏低服侍莎里古真，此处《金史》对荒淫的一夫多妻制君主的描写几近讽刺小说，而这样的形象在后来的明清小说中则成为一个常见母题。”

这恰能反映在历代后妃书写的领域，各类史乘哪怕是二十五史，与带有虚构想象成分的稗官野史之间，区隔界限有时是相当模糊的，由此也就为研究者眼中二者的匹配合作提供了契机。更不必说历史题材的古典小说作者，本就擅长捕风捉影，往往抓住一些事相的端倪或毫末，去添枝加叶敷衍文章了。

《绪论》就指出武则天与汉之赵飞燕成为明清小说中性欲旺盛女性的原型，情颠主人《绣榻野史》甚至描述武则天的一对男宠兄弟与其同时交欢。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描写虽然负面，不过作家们仍喜欢突出女性角色的极尽欢愉。

与之相反，晚明小说冯梦龙《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称，宋朝皇家之所以优于汉唐的统治者，是因为其男子更善于控制他们对女子的色欲。

如同那些诋毁武则天的故事一样，有的作者把宋真宗的刘太后描绘得嫉妒狠毒。说她从李宸妃手中窃取皇子，据为己出，甚至试图谋害皇子。对此不妨找来元杂剧《抱桩盒》与清代小说《三侠五义》（“狸猫换太子”一节尤为人熟知）的文本。

而晚明小说《西湖二集》中，宋宁宗的杨皇后与权臣史弥远竟有奸情。论者加以分析道：“尽管并无实据证明这段私情的存在。然而，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套路之一便是，将孱弱君主当政时的杰出女性（诸如杨皇后）幻想成既有私宠又试图控制朝政的形象。”可以说，部分文本那些虚构成分的内核之中，又真实深刻地留存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天女临凡》自然也对史书与小说两种文体，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厘析。例如金代海陵王的个案，小说作者对《金史》的某些部分逐字抄录，但也添加了虚构成分，将金海陵变为荒淫的一夫多妻者的夸张肖像。

相较《海陵佚史》，《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更为世人知晓，其匿名作者运用了小说的常用技巧以区别于史家，例如延迟情节以制造悬念，增添想象出的补白。

这部话本中充满了风趣的内容与无礼的挑逗性语言，这些都是正史无法容纳的。除此之外，《金史·后妃传》假设读者熟悉史书其他部分的内容，而话本作者则不得不补充这些信息，从而使自己的创作独立成篇。

马克梦还从对于小说学与中国小说史的丰厚积累出发，注重考察人物类型、发掘故事母题。他先是提及，通常情况下，荡妇在中国文学中不会成为主角，可是由于一些女性对海陵王的仇恨与蔑视，她们反倒成了金史及明代小说当中的女主角。此中，阿里虎从侍女那里知晓性事或受其引导而做爱，这是晚明及之后小说戏曲中的常见母题。

至于为海陵王刺死的察八，明代的小说则运用红叶题诗的寂寞宫女的传统母题，将她描绘得温柔哀怜。

小说还出现了莎里古真和什古这两名性欲超过海陵的女子。女性欲壑难填是明清小说的常见主题之一，但在正史类文献中并不多见。在史实的基础上，小说添油加醋，描写海陵王“竭尽精力，博得古真一笑”。可见，史书与小说叙述内容的比较，更有助于读者诸君体会多样叙事文体的各自特色。

第九章《定义女性统治者》的局部论述逻辑在于，由有时出现的皇帝迎娶出身低微的女子（例如明宪宗时宫女产下唯一能继承皇位的皇子），扩展到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情形，将其视为明清小说常见母题。也就是小说中常常将出身上层的主妻描绘得狡猾奸诈，并常常没有生育。只有出身低微的妾或侍女产下子嗣，成为继承人。

而在此前的第七章《从雍正到咸丰》，论者又指出，部分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乾隆帝会被和珅吸引，他们质疑像乾隆帝这样睿智的人怎么会对和珅的弄权熟视无睹。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是如《清宫历史演义》说，和珅乃皇子弘历无心害死的父王妃子转世投生之人。这里面的宫闱秘辛、王朝政治和帝妃君臣关系，又被打上了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迷离色彩，对万千读者更富于吸引力。

还要明确一点，著者在探究课题时，注意从历史“人物叙述的连贯性”出发，勾连不同朝代妃后的共性互联，同时突出文献记载与文学绘写中的细节之处，强化读者的印象，进而触发深沉的历史思索。

据说，宋光宗欣赏过服侍他的宫女的双手，结果李皇后几天后就把宫女的手砍掉，装在食盒里呈给皇上。无独有偶，明代嘉靖的第一位皇后陈氏也有这方面劣迹：“一日与后同坐，张、方二妃进茗，帝循视其手。后恚，投杯起。帝大怒，后惊悸，堕娠崩”。

该书看似不经意地提到，海陵王传诏莎里古真入宫后，因等待时间长久，而故意坐在一个负责传信的宫女腿上。宫女问他为什们要如此折腾自己，海陵王答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难得，乃可贵也。”帝王的粗蛮骄横，可谓溢于言表。

很快，后文又突出强调了妃坐君腿的两例。金章宗让郑宸妃坐在自己腿上签署朝廷文件，发号施令。这让著者联想张丽华坐陈后主大腿上的史实，继而生发精到的议论，“这一巧合是否是金代历史作家用来描绘荒淫君主的一种修辞手段？”

再者，讲述明代妃后之际，著者先后梳理了成祖徐皇后撰写培养女性道德的《内训》（据说内容包含她从马皇后那里学到的东西），嘉靖时蒋太后编《女训》（而世宗的第二位皇后张氏每日为宫女进行讲解），以及万历帝郑贵妃为效法前辈，于1595年资助士绅吕坤的道德训诫著作《闺范》重新出版发行。由此阐述三部书都是皇室女性在不合常规取得权势之后为自己正名的方式，这一结论颇能发人深省，启人遐思。

通过发掘历代后妃的共性互联，书中涉及的大量人物事件，就不再是断烂朝报一般的饾饤堆砌，而彰显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文学魅力。

非但看重古典小说的文学性，而且遵循“文史互证”的路径，将其部分地作为史料来运用，这是本书一大显豁的特征。

陈寅恪对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亦有非常清晰自觉的认识，他提到《太平广记》时说：“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492页）。故而，《天女临凡》堪称此一理念成功而生动的实践。

四、世界范围内后妃研究的揽镜自鉴

身处21世纪，诸如域外汉籍的深受重视，海外汉学他山之石的广泛引介，无一不说明了学术文化放眼宇内、本无畛域的特点。作为脚跨中西文化的汉学教授，马克梦之写作本书不仅在学术规范上，实现了对后妃研究竭泽而渔式的采借准备，更兼有意识地进行已有学术成果的集成与拓进。

《中译本序》就交代了该项研究，在书写中国历代后妃之外，“参考其他帝国、王国关于皇后的研究，比如拜占庭、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蒙古等”。马克梦高度认识到，“这样的比较研究工作是无穷无尽的，越来越丰富我们对古代王国的当政者的社会角色的了解与认识”。

由此，这种世界范围内后妃研究的自觉，不仅体现在结构方面，出现了《绪论》最后一节《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欧亚大陆其他地域的女性统治者》，而且由论述框架、理论视角、术语概念等方面的新意所承载。

从研究欧洲女王的学者那里获得启发，马克梦借用“王朝资本”（dynastic capital）概念来指称“女性统治者的角色与影响”这项关键因素。类似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立下规矩，娶奴隶为妻并生育子嗣，明朝统治者青睐非精英家族的女子，也是避免出身高贵女性带来的联姻及忠诚度方面的负担，由此体现“王朝资本”以相反形式发挥的作用。

同样，本书又以“宗族魅力”（genealogical charisma）一词，解释统治者通过联姻，来提高自己地位及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正如此书强调的那样，世界范围内女王和王后的比较研究刚刚起步，新的角度将会介入，并需要大量信息。这将启发引领后来者，采取跨地域/文化的视野，并凝结成一种论述思路与结构方式，以中国为基点，参照其他地区加以比较。

除了这种比较视野与方法的习得，《天女临凡》所富于的学术文化意义还在于，打破古代史书编撰的偏见，既包涵重新定义、认知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也囊括了认真理解男性统治者对皇后或女王的依赖，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程度。

诸如武则天与高宗的共同统治，朱元璋称帝之前夫人马氏、康熙年轻时祖母孝庄太后的实际作用，凡此种种的认知，皆能得到更新与深化。

本书第三点价值是，它呈现出丰饶的历史面相与美富的文学天地，强有力地鼓励促动着世人去一次次走进古代中国后妃的世界。举凡她们的尊贵与卑贱，贞洁与放荡，节俭与奢华，良善与残酷，笃厚与争斗，皆能带给今时今日以真情的感发与知性的思索。

若要对全书的论述内容与文字表达进行吹求，似乎也需要指出以下几处讹误：

第50页小节标题中的李贵妃，据下文应为刘贵妃；第188页第2段倒数第6行，明改为清；第234和331页，张戎（Jung Chang）所撰书籍的译名不一致，需要统一；第273页第3段第3行掉一“者”字，当是“女性统治者”；最后，第309页注释20中《彤管：帝制中国的女性书写》一书应为伊维德与管佩达“合编”而非“合著”。

总的来看，《天女临凡》是一次回归传统语境，贴合人事情境，由此探究古代中国后妃纷繁叙事的卓越尝试。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学家的论说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一种阐释，而叙事则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一种再现（[美]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第36-37页）。试着以有关明熹宗张皇后的书写，来结束对这部触处成趣的叙事体学术著作的巡礼。

这位天启皇帝喜欢看戏，并屡邀皇后一同观赏。但是一旦表演涉及淫乱之事，张皇后便会愤然离席（对此，清代同治的孝哲皇后亦有类似举止事迹）。后来皇帝即将驾崩，张皇后在防止魏忠贤与乳母客氏篡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保证皇位平稳过渡给皇帝的弟弟。

纪昀在其传记中还补充叙说，张皇后之父实际是一名鳏居的穷诸生，当年是在雪地里发现了被遗弃的年幼皇后。一名僧人告诉他，这名女婴是仙女临凡，被贬下界，她已历经成百上千年的投胎，成为明朝皇后则是最后一次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