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雪飞：学术人生不设限——谈樊树志教授及其《重写晚明史》|学术|樊树志|经济史|贾雪飞|重写晚明史

2024年8月17日，樊树志教授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在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反响热烈，不少外地读者特意为此赶来书展；2024年11月3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华书局合作举行“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来自全国的三十余位嘉宾云集，热烈讨论樊树志教授的学术研究及《重写晚明史》的出版价值。作为樊树志教授的学生和《重写晚明史》的责任编辑，感动和震撼之余，再度对樊树志先生及其研究表示最大的敬意！

上海书展《重写晚明史》读者见面活动

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

一、学术三变，曲折中实现发展

樊树志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从1962年留校任教起至今，可以说，他六十余年的治学经历同步体现了国家七十余年曲折但辉煌的发展历程。

从留校任教到199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樊树志教授本科毕业论文以漕运为题，1962年他发表在《学术月刊》的论文《明清漕运述略》是他本科论文的一部分，也是他得到陈守时教授认可的学术“学步之作”。但1950年代到1970年代前期，政治运动不断，学者投入到研究的时间也极其有限。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为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土地关系史”课程，写了详细的讲稿，后又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充实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同时，随着国门打开，对经济发展，尤其明清江南经济的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夙有经济史研究积累的他，在1981年投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之中，并在大量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基础上，通过多个市镇的个案研究，敏锐地观察到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发展背后的人力、技术、贸易与社会经济变迁，著成《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其后充实完善成五十余万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樊树志教授曾说，他“真正谈得上做学问，确实是在五十岁以后了”。这是他的谦辞，他指的是做学问渐入佳境。出生于1937年的樊树志教授，五十岁以后也就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此时的他，以《万历传》和《崇祯传》的撰写为标志，开始转入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和写作之中。这一时期，他学术研究的成果高峰即是2003年出版的《晚明史（1573-1644）》。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二三十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与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学术界也同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彼时，诸如伊懋可、黄宗智、黄仁宇等学者的研究，及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各历史研究著作纷纷被国内引入、翻译出版，这让国内学者在放开眼界的同时，深深被新的研究视角所启发，开始酝酿建立在自我学术背景之上的、立足全球发展的中国历史研究。可以说，这个时期，既是樊树志教授此阶段的研究背景，也是他的丰实、成熟自我研究体系的现实基础——他一方面在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向上实现自我突破，完成《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的撰写，另一方面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晚明史（1573-1644）》。

从2004年6月28日他在《解放日报》撰文，第一次公开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之说，到2015年《晚明大变局》的出版，是他学术上再一次的突破和格局的整体提升。正如唐力行教授所评价，樊树志教授“始终是学术前沿的引领者”。无论是他2004年就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这一新的学术论断，还是2005年在对江南市镇的研究中看到了传统的变革，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广阔的学术眼界和关注社会民生的学人意识，让他一直保有一种学者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是我国经济高速起飞、社会超车发展的二十年，也是国人文化自信高涨成熟、科技人文提升到与国际高水平比肩的二十年。2024年，在人类社会徘徊于世界历史变局的十字路口时，樊树志教授以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呈现晚明时期中国曾经面临的历史机遇和错失发展的历史教训，相信读者见仁见智，会借历史之光照亮我们的前进之路，会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变局中铆定属于我们的成功之路。

本文作者（右一）与樊树志教授（中间）

二、在开放中开拓，兼收并蓄铸就国际学术大视野

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随着国际学界日渐密切的交往和丰硕的国际学术成果爆炸性的涌入，国内学者们开始从问题意识、概念术语、方法逻辑、理论建设等层面反思学术研究，并以脚踏实地的求索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促就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时代。完整且深度介入这个历史过程的樊树志教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开放且开拓”的学术精神。

1980年代开始，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樊树志频繁参与了同国际学者的互动、互访，以及与之开展的合作研究。比如1980年代初期，他多次接待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等到复旦大学的访问；1983年在森正夫对复旦大学进行长期访问的六个月内，他们与伍丹戈教授组织成三人研究会，定期讨论明代江南官田与民田问题；1986年6月至12月，他作为交流学者至日本关西大学访问，期间应邀至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作学术讲演，并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明清班”的研讨活动等。

正是因为樊树志教授从认真治学之初就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所以从1987年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开始，他的著作就以坚实史料功底和开放的国际视野为特色，享誉学界。诚如黄敬斌教授所评价，《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较早跳出了生产关系更迭、‘发展或停滞’两分的问题意识，以乡村的都市化（城市化）、区域和国内市场网络的结构与功能作为论证重心，从而真正实现了明清经济史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的转型”。“这与他积极学习和吸纳国外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研究中较早打开眼界、建立起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是分不开的。”

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是樊树志教授国际化学术视野的代表著作。书中，他甄别借鉴、吸收融汇国际学界最新成果基础，提出了全新的学术论断。是书广征博引近年欧美、日本学界的著述，检讨辨析，从六个方面论述证明了晚明时期出现的历史大变局——“‘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该书以全球史的视野，将晚明社会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讨论，激起学界和国人的一致关注和长期讨论。

2024年10月，樊树志教授就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航海家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人类历史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成为欧洲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折点——此前在欧洲人心目中，世界经济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欧洲的近代化几乎同步，或者可以说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端。”“16到17世纪的晚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巨变，出现了新现象、新因素、新突破，一言以蔽之，近代化已初露端倪。” 米寿之年的樊树志教授，把晚明的中国放入发展着的世界中加以考察，如数家珍地讲述晚明在贸易、文化、思想方面出现的新景象。“中国的近代化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但由于种种原因步履维艰，夹杂着停滞乃至倒退，逐渐落伍”，他语重心长地说，尽量如实地呈现历史，以之启发后人的思考，“这可能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身体力行，向宏大叙事致敬

对于樊树志教授五卷本《重写晚明史》，读者最直观的感受是波澜浩荡的宏大叙事——230余万字、五卷篇幅，书写了晚明自嘉靖中期到南明小朝廷覆灭间一百余年的历史。

熟悉晚明史研究的读者知道，与诸如李文治、谢国桢等研究晚明的学者不同，樊树志教授对“晚明”的界定为1573-1644年，也就是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选择，一是便于研究，二是符合世界近代史发展的逻辑。但在《重写晚明史》中，其涵盖的历史时段在原来定义的“晚明”基础上前后各延伸了三十年——为了把万历初年张居正锐意进行的吏治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交待清楚，全文从嘉靖中期内阁争斗和迭代讲起，让读者对新政改革血雨腥风的政治背景和张居正如何从热血青年转变为工于谋略的政治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全书结尾以写下“冲冠一怒为红颜”名句的江南名士吴梅村的人生为切入点，循着他的际遇和视界看明末清初的世事更替和世道人心，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悲凉余音作为全书收尾，启发读者对晚明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无尽思考。

“随着学术的积累，学者应该不断突破自我”，樊树志教授如是说。从《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到《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再到《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从《晚明史》到《重写晚明史》，樊树志教授一直在不断地实现突破自我，不断地冲破“天花板”，将学术研究进行到最高处。

在不断实现自我学术突破的同时，樊树志教授心心念念的另一件事就是希望青年学者能突破碎片化研究的牢笼。他曾借用《历史学宣言》所指出的当今研究者的通病——越来越限于专业化、碎片化的研究，视角日益狭隘而不自知，对长时段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来表达他对当今碎片化研究的担忧：由于碎片化研究过于琐屑冷僻，逐渐流于自说自话，无法在学术平台上引起争鸣。他要以《重写晚明史》向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致敬。

《重写晚明史》确实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史学典范——全书在导论《晚明大变局》之下，按时代顺序分四卷展现万历时期的新政改革（《新政与盛世》）、天启一朝的党争之祸（《朝廷与党争》），以及崇祯朝从内忧外患到王朝覆灭(《内忧与外患》和《王朝的末路》)，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延展足以撑起宏大的历史场景；同时，全书容纳了诸如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涉及几百种各类史书、文集、方志、笔记、研究著作等核心参考文献，领域的宽广和史料的丰厚，为宏大叙事填充了丰富的细节和鲜活的场景。

樊树志教授在八十余高龄后，以一己之力完成二百余万字的巨著《重写晚明史》，他在治学上的不懈努力，他将学术融入生命，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他八十余保持强大的脑力，持续的体力，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羡慕不已——“不断突破自我”“人生不设限”，樊树志教授做到了，这不也是他给我们的莫大激励吗？

最后，以一段小故事来结束本文。

在最近的专访和学术讨论会中，很多媒体注意到樊树志教授曾经谈到过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养生”这句话。这句话的出处是在2016年4月29日的秦淮河畔。当天，我和师妹陪樊老师到南京进行一场关于《晚明大变局》的学术讲座，下午抵达南京后，忙里偷闲到夫子庙怀古，出来后在河畔小坐闲聊。谈到很多读者都在问樊老师的“养生”的秘诀。樊老师笑：我哪里有养生？！对我来说，工作就是最好的养生。我和师妹也大笑。我随手拍了一张樊老师仍在笑着的照片，并发朋友圈：樊老师说，工作就是最好的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