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开始后，西方这才意识到中国军队真的参战了，随后的西方的宣传部门开始对我军的俘虏政策进行摸黑宣传，污蔑志愿军不仅会杀害俘虏，还会用割鼻子、挖眼睛等酷刑虐待俘虏。
也正是在这些欺骗、抹黑的宣传下，第一次战役中的不管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队，敌人在我军包围中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这也给武器装备落后的我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敌人好打，但是难以俘虏。
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研究后认为，造成“好打难俘”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敌人不了解我军俘虏政策导致的，因此要针对性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瓦解敌军的欺骗宣传。
1950年11月17日，杜平向彭德怀汇报了战俘相关的问题，彭德怀思考了一会儿，问杜平：
“能不能挑一些战俘放回去？”
杜平也有这个想法：“放少了影响可能不大，要不要多放一些？”
“好！能多放就多放！”彭德怀见和杜平想法一致，就果断地答应了。
一般在旧式的传统军队中（西方军队、日军或是国民党军队）都很少出现就地释放战俘的情况，有的话大多也都是个别部队的个人行为。
旧式军队对于战俘的做法，虽然口头上是讲优待俘虏，但实际做法基本都是关进集中营。对于半路俘虏无法及时送回后方的，“人道”一点的做法就是派一两个人就地看管等后方部队上来移交，而大部分“不人道”的做法就是就地处决。
在旧军队的官兵看来，俘虏放回去就会回到军队中继续打仗，这是在害自己，万一俘虏回去通风报信怎么办？万一以后自己就是死在俘虏手中怎么办？
当然这种担心不是没道理的，在阿富汗战争的“红翼行动”中，4名美军特种兵就是释放了抓获的牧羊人而遭到武装分子的围攻，最终3死1伤。
所以在他们看来，俘虏要么进集中营，要么被就地处决，这是文化观念决定的。
但是在解放军、志愿军这样的新式军队中，在战场上就地释放俘虏却是很常见的做法。
在国内战争时期，我军的释放俘虏政策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国民党军队还专门为此写了总结报告。
他们发现，被我军释放后重新回到国军的士兵会对军队造成至少3种影响。
第一种是会让士兵认为被俘虏了也能活下去，因此不愿意死战到底。
第二种是会让很多不了解我军的士兵产生好奇心，对我军心存“幻想”。
第三种则是士兵的思想很有可能“变节”，一个人会影响一群人，严重影响战斗力。如果是军官被俘，影响效果更为严重。
因此对于我军释放的战俘，国军处置起来非常困难，杀了不行，用了不信任，抛弃又要遭到抱怨。
而随着战争的进行，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因此别看国军规模庞大，但实则不如一盘散沙，一旦战事不利，随时都会战场起义。
当然我军释放战俘并不是说抓了就放，而是有一个过程。
首先是优待战俘。我军对于俘虏的敌军士兵，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管是官是兵一律平等对待，吃喝穿住和我军官兵一个水平，甚至可能还会是更高的水平。
其次是教育战俘。一般采取集体讲话、个别谈话的方式，宣传、解读我军政策，充分抓住俘虏实际需求和心理弱点，结合我军政策和特点进行开导；提供书刊文章，在文化上改造战俘思想。
最后就是释放战俘。按照阶级和文化水平进行释放，这些战俘回到敌军后，能明显感受到我军新式军队和旧式军队的区别，大幅提高我军在其内心的正面性和优越性并自发进行宣传，从而从内部瓦解敌人。
当然一般来说释放战俘也要得到战俘的同意，一般情况下我军会给战俘提供两个选择，一个是留下来参加人民军队，一个是向回家的发放路费。
不过还有一种战时穿插作战中俘虏了敌人，没有时间进行优待、教育，这种情况下我军一般也是将其困在原地一段时间后直接释放，这样也避免为敌人通风报信，绝不会出现就地枪毙的情况。
这套程序在国内战争的时候已经非常熟练了，部队释放战俘甚至都不用向上级报告。
不过抗美援朝是出国作战，面对的敌人也是物质生活极高的美国军人，语言、文化、思维和国内的敌人完全不一样，志愿军初期在当地也没有群众基础，因此曾经的战俘政策还适不适用也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考虑到释放战俘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日后双方交换战俘怎么办等多方面问题，虽然彭德怀和杜平在释放战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最后还是下不定主意。
于是杜平建议彭德怀：“事关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
彭德怀想了想，说：“你再考虑细一点，写个电报发给军委，交给你负责！”
于是杜平草拟了一份电报，建议在二次战役前释放30名美军俘虏和70名南朝鲜伪军俘虏，以此来扩大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打破敌人的“怕杀”心理。
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11月18日，毛主席就回电表示赞同两人的意见：
你们在做好部队思想工作敢打必胜的同时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彭德怀就对杜平说：“今晚就放，越快越好！”
“今晚？”
“对！现在就是争取时间。”彭德怀之所以这么着急，除了宣传斗争形势严峻以外，他还多了一个想法，他继续对杜平说，“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入朝时毛主席要求各个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成朝鲜人民军，不要叫志愿军，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迷惑敌人嘛。”
杜平一听，一下就明白了彭德怀的意思，因为计划实施的二次战役中，前期迷惑敌人，诱敌深入是关键的一步，正好可以利用释放战俘这个机会向敌人传达错误的信息，诱使敌人落入我军的陷阱。
杜平和彭德怀互相望着对方，忍不住会心一笑。
杜平找到组织部科长司东初让他立刻赶到前线的收容站，由于彭德怀下令的是今晚释放，所以这就意味着司东初要白天坐车赶路。
白天就意味着要穿越美军的空中火力网，还是在美空军盯得最严的公路上开车，为了保证司东初能顺利到达，杜平还给他找了一位驾驶技术高超的司机王大海。
临行前杜平对司东初说：“司东初同志，你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一定要保证俘虏的安全，要挑选那些轻伤快痊愈的战俘，最好还能搞个欢送仪式。用好一点的车把他们送到云山前线，释放地点我跟前线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来选。你要好好负责吗，必须看着俘虏放走了才能回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司东初来到收容所后，根据杜平的指示挑选了108名战俘，给他们理发、洗澡、发新衣服，每个人也给了路费，用餐时间还加了菜，吃的比前线志愿军战士还好。
当然该有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也是少不了的，不过这些内容在这些士兵被俘虏后就已经开始做了，效果还是很好的。
其实俘虏了这些外国士兵后，志愿军也发现他们除了在物质生活、宗教信仰上和国民党士兵区别比较大以外，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比如作为士兵却不知道为什么来打仗，甚至都不知道对手是谁，只知道来到朝鲜有钱拿，有官当。在他们的部队中，等级森严，有官兵之间的歧视、有种族之间的歧视、有国家之间的歧视，不平等的对待，上级对下级的打骂虐待……内部矛盾和国民党军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我军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宣传教育方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教育成果。
司东初等人还通过和俘虏的交流拉近与俘虏的距离，在谈话中像是“无意”之间，故意向俘虏们传达了一些内容，开启了“装可怜”模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招了，粮食供应困难，你看你们都吃的都是什么，我们吃的都是一样的，这样下去怕是要退回中国了。”
“我们过来就是拆一些水电站设备（美军一开始也是这样推测的），现在工作干完了，我们也要回去了，你们也要一路顺风，这次来就是跟你们说再见的。”
“唉，出国前都说美帝是纸老虎，可没想到你们的飞机这么厉害，炸死我们好多人，后方的交通也都瘫痪了，再打下去就要死在这里了！”
为了做戏做全套，有的干部在传达这些内容时候，还要让其他干部来配合，阻止他说这些话，以免“乱军心”。
晚上，司东初将一百多名战俘送到了两军交战的前线，多次强调和交代了通过美军警戒阵地的方法，一定要让他们安全回去，最后还告诉他们，如果没办法通过，那就回来，志愿军欢迎他们回来。
这话一说，一百多俘虏无不感激涕零，有的人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我军的干部产生了友谊，临走时还拥抱告别。
这次是志愿军首次成规模释放战俘，并且很快取得了超出预想的结果。
这次释放战俘很快就在敌军心中树立了我军优待战俘的形象，被围敌军负隅顽抗的情况有所减少，同时在国际舆论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同时这批放回的战俘，尤其是美军战俘逢人就说共产党人好，虽然人数不多但在美军内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吓得美军紧急将这批战俘送回了美国本土进行隔离审查。
另一方面，这些战俘也将志愿军传递的错误信息传达给了美军上层。
回去的战俘普遍反映志愿军的条件很差，物资缺乏，不过这属于刻板印象，毕竟在我们看来已经不错的条件，在他们看来就是很差的，但也正是因为因为这些刻板印象反而起到了迷惑作用。
同时他们也把很多志愿军干部故意传递的错误信息传递给了美军上层，而这也让麦克阿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麦克阿瑟本身就认为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不过数万人，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一些设施，对联合国军进行警告，理由就是空中侦察没有发现大规模的中国军队，而且麦克阿瑟从头到尾都坚信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中国不敢出兵。
所以在第一次战役失利后，麦克阿瑟立刻组织了新一轮的“圣诞节攻势”，麦克阿瑟果然上当了，而此时的美军以及联合国军实施上并未组织好。
联合国军的钳形攻势拉开之后，各部之间漏出了很多空隙，先头部队推进太快，后续无法赶上，也无法填充先头部队推进后留下的空白，兵力严重不足，这给了志愿军进行战役迂回穿插的机会。
在第一次战役遭到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之后，美军的一些将军察觉到了不对劲，比如西线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以及东线的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少将。
他们的推进速度非常慢，非常小心，非常担心志愿军会突然冒出来，史密斯甚至已经做好了出师不利的打算，在下碣隅里提前修好了机场应对突发情况。
但是麦克阿瑟却等不及了，不断催促战线前移，不明白他们在怕什么。
为了让美军尽快上当，彭德怀下令前线志愿军且战且退，丢弃一些物资伪装成溃逃的样子，抓到的俘虏能放的就地释放，表现出一副急忙后撤的样子。
志愿军的诱骗战术起到了效果，西线的沃克一来没有摸清志愿军的意图，二来麦克阿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于是命令加速向前；东线的史密斯虽然依旧非常谨慎，但是还是不得不将兵力分散在长津湖两侧，向前推进。
在美军进入预设战场后，志愿军发起二次战役，并且由于一次战役中释放美军战俘的行为很好地宣传了我军的优待战俘政策，二次战役中就出现了两次美军百人以上主动投降的案例。
第一次是9兵团在阻击新兴里援敌时，在乾磁开包围了一个连的美军，随后利用美军俘虏喊话瓦解了被围美军的作战意志。
第二次就是著名的成建制投降的黑人连，120人主动跑过来找志愿军投降。
随着美军的全线溃败，志愿军也接收了大量的战俘，整个二次战役共毙伤俘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
11月24日，毛主席给彭德怀发来电报，指出首次释放俘虏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并建议在二次战役结束后再释放一批，人数可以在三四百人。
后来在战场上还曾发生过，中美两军对峙情况下，志愿军打着红十字旗向美军归还几位重伤员，因为志愿军的药品不够了，为了让伤员活下去，只能交还给美军。此举直接感动了现场的美军军医，军医二话没说将自己的医疗箱交给志愿军，而一旁的美军连长只是看着一句话也没说。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志愿军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因为他们会把美军重伤员放在美军汽车的必经之路上，会给美军战俘分享不多的食物和药品。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交还战俘时，志愿军战俘收容所中的美军俘虏数量要远小于美军战俘集中营中志愿军俘虏的人数，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军在战场上释放了很多战俘，当然这也在客观上给最后的战俘交还造成了一些困难。
不过对于释放的美军战俘，美国方面处理起来也是相当棘手，尤其是战争结束后交还回来的战俘。这些俘虏在志愿军战俘收容所中待了很久，受我军文化影响很深，其中有21名联合国军的官兵拒绝回国，而是坚持留在中国。
美国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抛弃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而选择留在贫穷落后的新中国。
对于释放回来的美军战俘，美国政府也普遍发现，他们都有所谓的“亲共”倾向，并且非常反对美国对外进行战略扩张，甚至有的直接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要求美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有着非常强的宣传能力。这显然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美国人找不到原因。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发明了一个词“洗脑”。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声称苏联掌握了某种技术，让被俘虏的士兵（主要指朝鲜战场上的士兵）去做违反常态的事，和被俘前相比立场上如同换了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亲共”。
美国政府利用恐吓的手段，一时间搞得美国民众人心惶惶。不得不说，论“洗脑”还是美国政府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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