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称得上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推动性事件，也让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一跃成为著名的爱国将军。
可当时那盘看似是死棋的抗日状况，并非只能靠“西安事变”才能盘活，而我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若无西安事变，中央还有最后一个杀手锏。”
徐向前口中的“绝密计划”是什么？
“我们没有百姓的支持，‘剿共’不会成功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看到被扣押的蒋介石仍一脸不服气时，张学良语重心长地说出了在心底酝酿许久的话。
张学良在历史上颇有争议，而细数他的成长经历，出生时父亲张作霖已是赫赫有名的“东北王”，泡在蜜罐里长大，直到27岁时，父亲被日军设计炸死，才彻底成长起来。
可当时的中国需要“一统”，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东北易帜”的要求，投在了南京政府的门下，没想到蒋介石“卸磨杀驴”，非但没有实现“善待东北军”的承诺，还一直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言论。
无论是为父亲留下的基业、还是为了中华民族，张学良选择“反蒋”。
而他的想法，与我党的计划不谋而合。
要知道，自从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拿过国民党的控制，就逐渐偏离了“三民主义”，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叛变”，大肆屠杀爱国人士与我党成员。
蒋介石的目的，就是想独占中国称王。他这样做，本质上与窃取革命果实称帝的袁世凯无异，更甚者说，他就是想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封建王朝。
可中华民族，决不能再受任何压迫，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国人们摆脱封建、帝国的明灯。
所以，当时的我党和我军，不仅要抵抗日寇的侵占，还要摆脱国民党的纠缠。
我方腹背受敌，导致抗日行动迟迟没有大的进展，而日军甚至狂妄地将“全民侵略中国”作为基本国策，试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这时，急需要解决国民党的“内乱”行径。
1935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做出1936年的军事计划：
第一，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进攻山西西部，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从山西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
这个计划相当于第二次“长征”，简单来说，就是暂时放弃西北，等到一两年后再转回西北。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想法也与我党不谋而合，率先向我党投来橄榄枝：“我愿意与中共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很快，毛主席得知情况，派李克农前去协商，并下达命令：“积极回应张学良的意见，提出全面停战，抓紧谈判。”
而李克农与张学良会面后，向主席汇报情况：“张学良赞成中共的某些主张，但‘抗日反蒋’无法接受，且提到了国民党内部有很多人赞同停止内战。”
之后，张学良与我党人士陆续展开了几次会面谈判，甚至周总理也亲自出马。
但当时，谁也料不到“西安事变”的每一个详细步骤，所以，与张学良合作的同时，毛主席提出的“三步计划”仍在逐步推进中。
最终，张学良敲定了“西安事变”的相关准备事宜，与杨虎城联合进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随着西安事变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终于站在了统一抗日的战线上。
可蒋介石却不会轻易地吃下闷亏，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要从西安返回南京，而张学良为了表达感谢，决定亲自护送，当时我党曾劝说张学良避免遭到蒋介石的报复，但对方却不以为意。
张学良没想到，自己刚一落地，就被军统局囚禁，整整54年，直到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双双去世，才终于获得了自由，前往美国。
以一人余生的自由，换取了中国抗战的统一战线，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种在大义面前牺牲小我的精神，让张学良成了我国著名的爱国将领。
我们作为后代人，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了解历史事件，从而评头论足，但当时的革命人士，只抱着对胜利的美好希望，硬生生地在绝望中拼出一条血路。
正是他们的牺牲与努力，才有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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