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治愈了很多以前被称作“不治之症”的疾病，但仍有很多不知为何发生，如何治疗的疾病仍在剥夺众多人的生命。
这些疾病中，只有一种能被称为“万病之王”，它叫癌症。
当然，并非所有癌症都不可治愈，这得益于医学的发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癌症治疗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历程—化学治疗，也即化疗。
化疗概念的提出
化疗的起源得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著名化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首次提出了“化疗”这一概念，并致力于开发能够治疗传染病的化学药物。
1908年，保罗·埃利希利用梅毒兔子模型成功研发出砷剂，用于传染病治疗。
与此同时，他也对癌症药物抱有浓厚兴趣，研究了苯胺染料和最早的烷基化剂。虽然兴趣很大，但对于化疗能否成功治疗癌症，他持悲观态度，因此，他在进行化疗研究工作的实验室门上挂上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噢，进来的人们，放弃所有的希望吧。”
战争中的契机
在1943年的意大利巴里港，一场德军的轰炸意外促成了化疗药物的重要发现。当时，德军轰炸了盟军的一个重要港口，击沉多艘船舰，其中包括装载了2000枚芥子气炸弹的“约翰·哈维号”。
这场轰炸导致芥子气泄露，笼罩了整个港口，并与泄露的燃油混合。许多幸存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长时间接触芥子气而中毒。
起初，医务人员并未意识到芥子气的存在，导致许多患者被误诊。然而，随着病情恶化，死亡率上升，化学武器专家斯图尔特·弗朗西斯·亚历山大中校被派往现场调查。
他迅速诊断出这是芥子气中毒，并确定了毒气来源。尽管这一发现被盟军高层试图掩盖，但亚历山大坚持揭露真相，并注意到了芥子气对细胞分裂的抑制作用。
这一惊人发现引起了毒气部队上司科尼利厄斯·P·罗兹上校的注意。罗兹同时也是纽约纪念医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芥子气或许能被用于抑制快速增殖的恶性白细胞。
基于亚历山大的研究和耶鲁大学的一项临床试验，他们发现氮芥（芥子气的一种稳定同类）能够缩小肿瘤。
受此启发，罗兹在战后推动了对芥子气衍生物的研究，并成功说服通用汽车的大亨投资设立癌症研究所。该研究所由战时科学家组成，致力于合成新的芥子气衍生物，并最终研制出了第一种癌症化疗药物。
1949年，氮芥成为第一个获FDA批准的实验性化疗药物，成功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突破开启了“癌症化疗时代”，为癌症治疗带来了全新的希望和方向。
在氮芥应用于淋巴瘤治疗的初期，美国医疗界对这一新兴疗法寄予了厚望，文献中洋溢着近乎亢奋的情绪，仿佛癌症的攻克已近在咫尺。
但如果他真的能治愈就好了。好景不长，短暂的缓解后，现实的残酷让人们的热情迅速降温，悲观情绪开始笼罩1950年代后的医学文献。
那些曾满怀期待，如著名血液学家威廉·达梅塞克等医学界权威，在目睹了疗效的昙花一现后，不仅信念崩塌，转而对药物治愈癌症的可能性持彻底否定态度，还对国家药物研发项目提出了尖锐批评，对晚期癌症药物治疗的探索也充满了质疑。
但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二战前后，营养学领域就已揭示绿叶蔬菜中藏有对骨髓至关重要的成分——叶酸，其人工合成更是在1937年得以实现。有趣的是，叶酸缺乏所导致的骨髓变化竟与氮芥的作用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Farber、Heinle与Welch三位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白血病患者的叶酸水平，错误地推断叶酸促进了白血病细胞的增殖。尽管这一结论最终被推翻，但Farber并未止步，他与Lederle实验室的Harriet Kilte携手，研发出一系列叶酸拮抗剂，其中就包括如今广为人知的甲氨蝶呤（当时称氨蝶呤、氨甲蝶呤）。
1948年，Farber勇敢地将这些抗叶酸药物应用于儿童白血病患者，取得了显著的缓解效果，为癌症治疗开辟了新的篇章。
化疗反促癌症化疗国家服务中心成立
就像我们上文所说，20世纪50年代，化疗领域经历了一段悲观的时期，因为氮芥等药物未能带来持久的缓解效果，使得人们对于药物治疗癌症的可能性感到失望。
然而，随着皮质类固醇的发现，这种悲观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尽管如此，皮质类固醇单独使用时也只能带来短暂的反应。1958年，5-FU（5-氟尿嘧啶）被引入临床，但其真正的用途直到多年后才被充分认识。
在这一时期，儿童急性白血病对甲氨蝶呤的反应以及新的筛选系统的出现，促进了1955年癌症化疗国家服务中心（CCNSC）的成立。这个项目的发展不仅是科学上的进步，也是政治上的胜利，它改变了全球癌症药物发展的格局，并对NCI和NIH产生了深远影响。
活动家和慈善家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联系了Sydney Farber，并对他关于儿童白血病和抗疟疾项目的数据印象深刻，一直努力争取美国国会对该项目的资金支持。1954年，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鼓励NCI开发项目，并为癌症药物研发提供了100万美元。
在学术界和对癌症药物筛选感兴趣的人之间，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争论非常激烈。最终，在玛丽·拉斯克的敦促下，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向NCI提供了500万美元，要求其成立CCNSC。肯·恩迪科特（Ken Endicott）成为其第一任负责人，后来成为NCI的第五任负责人。
恩迪科特的组织技能在CCNSC的建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制定了与制药业的商业协议，提供了临床试验设施，并组织签订合同采购小鼠和试验场所。此外，还为药理学和毒理学测试以及药物生产和配制提供了资源，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具有决策网络的线性阵列”的有组织的决策过程。
CCNSC的成立，标志着癌症化疗研究的一个新纪元。通过合同给予资金支持的方式，CCNSC成为了NCI或NIH首次将合同用于项目的先例，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尽管如此，CCNSC项目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它催生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癌症制药业，并为后来的癌症治疗研究奠定了基础。
事实敦促观念转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化疗的概念开始被更多人接受，内科肿瘤学作为临床专业逐渐形成。
化疗师们的勇气和坚持，以及对癌症最终会被药物杀死的信念，开始得到回报。儿童急性白血病患者和成人晚期霍奇金病的治愈，为化疗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这一时期，L1210白血病系统被建立为主要筛查和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模型。研究人员在L1210上的工作，以及儿童急性白血病和霍奇金病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研究在多个机构的合作下进行，包括水牛城RPMI、孟菲斯圣裘德、波士顿儿童癌症中心、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以及NCI的临床中心项目。
戈登·祖布罗德作为国家化疗项目主管，将Howard Skipper在南方研究所L1210上的工作与NCI临床中心和其他地方的临床项目联系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礼来公司则发现长春花植物生物碱活性，以及Brunner、Young和DeVita及其同事发现碘苄嗪对霍奇金病活性的发现，为白血病和霍奇金氏病的治疗带来了重大突破。
Furth和Kahn的研究表明，单个植入的白血病细胞足以导致动物的死亡。Skipper提出了“细胞杀伤”的假说，这一假说指出，一定剂量的药物杀死肿瘤细胞中一定比例的细胞，而不是一定数量的肿瘤细胞，因此治疗的成功将取决于每次治疗开始时存在的细胞数量。这一观察改变了临床上现有的给药方式，有利于更积极地使用化疗。
在L1210中，药物的给药周期也被证明是重要的，联合药物优于单一药物。Skipper在携带L1210的小鼠中测试了这些方法，而Frei、Freireich和其他一些人在患有白血病的儿童中也做了同样的实验，利用新发现的长春花生物碱（长春新碱），来设计称为“VAMP”的项目（长春新碱、氨甲喋呤、6-巯基嘌呤和强的松）。
这是第一个周期性给药治疗方案，在60年代末以逐步提升的方式将缓解率和缓解持续时间提高到60％，其中一半的缓解持续时间远远超出正常值，结果以年为单位衡量，基本达到治愈。
随着化疗方案的不断优化和新药物的发现，化疗在癌症治疗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在晚期癌症中显示出治愈的潜力，而且在辅助治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降低了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癌症的死亡率。化疗的发展，无疑为癌症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选择。
写在文末
总之，一场战争中的意外，开启了癌症化疗的大门，自此之后，化学治疗一路狂奔，发展至如今地步，即使现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在一些癌症的治疗上大放异彩，作为“第一次癌症治疗革命”的化疗仍然是很多癌症患者药物治疗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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