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严打之前的治安,到底有多混乱?
1983年6月16日,八名不满20岁的青年,醉酒之后,血洗内蒙红旗沟农场,24小时内连杀27人,连75岁的老人和不满2岁的婴儿都不放过。
臭名昭著的“唐山菜刀队”,调戏妇女、拦路抢劫,打砸、偷盗无恶不作,甚至还砍杀军人。
就连开国上将杨得志的女儿杨秋华也曾遭到混混骚扰,杨秋华的丈夫不幸死于非命。
在为期三年的“严打”之中,共计逮捕170余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社会治安明显得到改善,劳动教养32.1万人。
此次“严打”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被判处死刑。
与朱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儿子。
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晓蒙、陈冰郎均被依法判处死刑。
谁是“八三严打”的导火索?
“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下决心才行。”
1983年,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建议道:“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当时的治安环境,可谓极度混乱。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
大批青年拉帮结派,组成了大小团伙,其中最知名的有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团伙,在街上抢劫、调戏妇女。
以唐山“菜刀队”为例,他们跟北戴河的当地人火拼,拿出了大刀、锄头、长矛、石头,甚至出现非法枪枝。
此一战,菜刀队重伤11人,死亡5人。北戴河有21人重伤,3人死亡。
有老人回忆:“那时候,不管大人、小孩,根本都不敢单独出门。”
之所以会出现“菜刀队”,是因为市场上最好卖的东西是菜刀,不仅是菜刀队的成员需要,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也要用来防身。
在江苏常州,以鲁洪明和周洪根为首的两个团伙,专门在夜晚守在城乡结合部、纺织厂附近等地,对下班女工动手。
广东省由于靠近香港澳门,当地团伙喜欢模仿港澳黑社会取名,有“青龙帮”、“红花会”、“精武门”、“小刀会”等等。
大部分团伙“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倒公安,难倒法院”。
广东省的广汕、广湛等主要公路,常有犯罪团伙夜晚爬车盗窃、哄抢生猪、布料等货车物资。车站、码头、渡口等地也是小偷横行。
寻常百姓,根本就不敢出远门。货车司机,也是跑一趟,赔一趟。辛苦赚得运费,都交了“买路钱”。
当时,在各大城市,都发生过性质极为恶劣的典型事件。
比如“沈阳二王”王宗昉、王宗玮兄弟,公然跑到空军医院行窃,被发现后,当场打死四人。逃亡过程中,在火车上打伤乘警;跑到湖南衡阳,又打死一人,打伤三人,在武汉、江阴等地,大肆抢劫、杀人,最终被警方击毙。
北京某拖拉机厂工人王志刚,因为失恋,竟然自制炸弹,在火车站引爆,9人死亡,81人受伤。
至于点燃“八三严打”的导火索,应当是“六一六案”。
内蒙牙克石红旗沟农场的于洪杰,纠集同伙,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欺辱。
这起极为罕见的凶杀案,闹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紧接着,又一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遭到了凌辱。
1983年7月19日,领导人在北戴河作出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
8月25日,中央颁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指出:“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八三严打”正式拉开帷幕。
监狱人满为患,囚犯发配边疆!
在持续三年五个月的“严打”三大战役中,有2.4万人被判处死刑,32.1万人劳动教养。
抓的犯人太多,又有主动投案的,很多地方的看守所、监狱根本就不够用。
参加过“严打”的西安老民警张斌生回忆:“当时西安市被抓的嫌疑人,多得连看守所都装不下,不得不腾出几个防空洞来关人。实在没地方关了,就开始分散转场,分别送往宝鸡、渭南,咸阳等地。”
与其让犯人都挤在监狱里,不如让这些人用行动偿还自己的罪孽,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作点贡献。
西部大开发尚未开始,西北地区还较为落后,因此许多重刑犯都被遣送到了大西北劳动改造。
重刑犯发配西北,既解决了监舍紧张的问题,又有利于西北发展,还能让犯罪分子洗心革面,可谓一举三得。
广袤的大西北,随处都是给犯罪分子准备好的“天然监狱”,大批犯人,被送往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地。
全国第一次向新疆押送犯人的任务,落在了北京市清河农场的广大干警身上。
曾参与过押送任务的毛空军回忆,接到北京市劳改局命令,清河农场首批需要向新疆输送720名囚犯,当时的农场极为忙碌,逐个挑选符合调走条件的犯人,并向上审批。
大家开始忙忙碌碌地腾房子、搬运铺板、加固不结实的门窗,犯人们凭着灵敏的嗅觉已经意识到要集中走人了。
打行李,搜身前,干部让犯人主动把剪子、刀子之类的东西交出来统一保管,他们都遵照着做了。
有些“刺头”对于发配新疆十分抵触,几个人商量着要在押运途中,挣脱手铐、脚镣,劫持干警,抢夺枪支,发起暴动。
尽管不情愿,但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
押犯齐和民表示:“我是进过8次公安局的入(拘留、收审),为什么没改造好,主要是自己不重视改造,满不在乎,连家里都不愿要我。现在调我去新疆,我的思想通了,知识分子、科学家都去开发大西北,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一个叫戈新的犯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改嫁了,入监后家中未接见过,自己感到刑满后没处投奔。把我调新疆改造,我很激动,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管在这还是在路中,一定服从管教,不惹事。”
所有参加押运的干警,都打起了百分百的精神。
10月24日,719名囚犯准时准点的抵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被送往各个农场改造。
揭秘!西北监狱农场的真实生活!
“在通往大西北的铁路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装满犯人的专列驶过。”毛空军回忆道。
大西北的监狱,并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高墙林立,戒备森严的囚牢,而是划定一大片土地,让犯人们在此开荒、种庄稼、放牧。
比如新疆新安监狱,它隶属兵团第八师142团,监狱是个正方形,建在戈壁上,位置在石河子西北方向。
1983年白宝山被处以11年徒刑后,就被发送到了这里。
每天早上点完名后,犯人们开始吃早饭。
接着,武警押送他们到外面干活。
每个人干活的地方,四个角都插上了小旗子。就跟孙悟空给唐僧画个圈一样,不许出这个圈。到了中午有人过来给他们送饭,吃完饭以后下午接着干活,等到晚上天一黑,再由武警给他们押回监狱吃完饭睡觉。
刑期过半后,就可以称为“外宿犯”。还是以白宝山为例,他当外宿犯时过得还不错。
白天就在山坡上放牛、放羊,晚上可以睡在牛棚边上。
当时西北的绝大多数劳改监狱,都跟新安监狱的情况差不多。
青海省都兰县,人称“监狱城”,专门劳改囚犯的诺木洪农场,就设在这里。
诺木洪农场位于柴达木腹地,周围杳无人烟,连个村子都没有,除了荒漠戈壁,就是高山沟壑。
由于十分贫瘠,犯人们连桌椅板凳都没有,每天都是蹲在地上吃饭。吃的也很简单,无非是煮洋芋、炒洋芋、炖包菜。
在犯人们的垦荒下,诺木洪农场粮食产量,连年提高,现在还是著名的“枸杞基地”。
越狱的情况虽然少,也是有的。
1984年,新疆某改造单位,一犯人趁着看管不严,随即逃跑。
一路上做几天临时工,有了钱就乘火车,没有钱再干临时工,行程半个多月,才逃回到北京。
最后,被派出所的民警认了出来,无路可逃,束手就擒。这名犯人在1984年9月份,又被押运到新疆。
再来说说犯人们刑满释放后的命运,他们有不少人就留在了改造单位继续干活,不仅稳定,还可以拿工资。有不少人,还因此成了农场的正式工人。
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返回原籍。
他们的户口虽然被注销了,但是当警方确定其已经改造良好,不会再犯案后,也会帮其恢复。
这些人有的干点小买卖娶妻生子,有的则打零工维持生计。
不过,还有人因为种种原因再次犯案,白宝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胡玥.记忆中的一九八三年严打[J].档案春秋,2011,(02):63-64.
刘傅海.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那场严打[J].源流,2008,(11):66-75.
西行的囚车 毛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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