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她的成长之路就注定充满了坎坷与风雨。随着我国的不断强大，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有增无减，生存安全问题与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安全、发展利益和人民安全任务异常繁重与艰巨！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从来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历史背景
二战结束后，美苏称霸全球，两个超级大国逐渐从并肩作战的盟友走向全方位对抗的对手。在两极世界大格局的框架下，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成为了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对于中国而言，与任何一方走近，必将迁怒于另一方。1969年，恰逢新中国刚刚成立20周年，中苏之间产生了一次巨大摩擦。
新中国从抗美援朝战争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解放军元气尚未完全恢复，百废待兴，又遭遇文化大革命，我国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四重压力。这一年，由于中苏摩擦，苏联在蒙古和远东地区大兵压境，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然而，却鲜有人知，那年一场毁灭全中国的灾难险些降临！
原子弹爆炸蘑菇云
苏联的核战争计划
1969年，苏联当局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多方情报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
据美方透露，苏联打算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苏联“鹰派”与“鸽派”的争论
苏联高层的主战派极力主张趁中国国内形势动荡，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高层认为，中国已经不受苏联控制，不但敢于对苏联说不，甚至还敢硬碰硬，不给中国点下马威是不行了。有的人，大胆提出动用核武器，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具备的核能力。
打还是不打，苏联高层分为两派。以军方为主的“鹰派”主张打，甚至不惜发动核战争。而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主张不打，提出要谨慎行事。双方争论很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柯西金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役打响，柯西金彻底着急了，担心中苏由此武力摊牌，会带给苏联灾难。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意先谈谈看，由柯西金直接给毛泽东打电话。
珍宝岛战役中作战的解放军
命悬一线：我国几乎错失最后机会
1969年3月21日，这天周恩来正好在召开作战会议，柯西金突然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话，北京的总机没给他转接。柯西金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与周恩来直接通话。中方的回答是：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的，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毛泽东与柯西金
1969年3月29日晚8时，碰了一鼻子灰的主和派柯西金，也变成了主战派。苏联高层全部一边倒了，统一了意见，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核战争。大概是为了不引起美国不必要的误会，苏联提前知会了美国。
毛泽东英明决定
从美国得到消息后，马上要举行20周年国庆，面对苏联的核威胁，中央高层犹豫不决，这国庆还搞不搞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再三考虑，毛主席说：“这次集会不搞，我看不大好吧？这不是明显告诉人家，我们怕了！集会还要搞，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要看看原子弹的威力能有多大？！”
毛泽东
这时，有人提出：“万一出现情况怎么疏散隐蔽？”毛泽东说：“兵不厌诈，我们先放它两颗原子弹，吓吓他们，让他们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毛泽东还规定了原子弹的试爆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早了晚了都不行。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
第一次地下核爆成功后，苏联开始有所忌惮了。国庆如期举行，表面上风平浪静，而实际上解放军已经做了最坏打算。这期间，解放军驻三北机关、部队全部转入一级战备状态。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带一部电台和有关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确保能及时收到敌情报告。空军也把一架直升机停在了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紧急及时转移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到作战指挥位置。
安全度过国庆后，为稳定形势，进一步震慑苏联嚣张气焰。11月29日，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又取得成功。美苏两国的地震监测中心都收到了这两次核爆的巨大震动信号。他们立刻得出了结论中国连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氢弹爆炸
这两次核爆再一次震惊了全球，外媒纷纷报道，中国的这两次核爆正是给苏联人看的，你有原子弹，我也有原子弹，虽然我的数量没你多，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终于，不出毛泽东所料，苏联被中国秘而不宣的两次核试验镇住了，放弃了核战争计划，重新举起了和平谈判的大旗。
结语
和平年代，很多人质疑国家军费开支高，解放军也不打仗没什么用，养这么庞大的军队纯属浪费纳税人的钱。看过69年这次危机后，想必很多人的观念应该完全扭转了。其实，军队就像祖国的大门，没有这个钢铁之门，敌人便会轻而易举侵入；军队又像一个坚硬无比的巨盾，即使外敌入侵，它会第一时间冲锋在前，守护国家领土完整以及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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