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已在渐进地向南海诸岛渗透。1937年4月27日，琼东县县长潘岩向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东民政厅厅长王应榆和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强报告称，日本已占据西沙群岛，“且常有战舰往来停泊其间”，并对驶经西沙海域的我国渔船进行炮击和机枪扫射。之后，林蔚、罗卓英、余汉谋先后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不过，余汉谋在电报中却误把“西沙”写成“东沙”，并称日本在东沙群岛“开辟机场”。后经查实，日本所占岛屿乃黄山岛，而且该岛在1936年就已经被占领。蒋介石却不知因何缘故，最后采信了余汉谋的报告，进而电令徐永昌饬令林蔚从速规划粤省防御方案，以防日军南侵。蒋介石“歪打正着”地预感到了日本侵华迫在眉睫，这或许是源自蒋介石因中日关系已恶化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而产生的危机感。时隔不久，日本便藉由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中国全面而坚决的抵抗，日本试图通过封锁而削弱中国的战斗能力，最终迫使中国屈服。日本海军对阻止中国经由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运输战争物资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位于香港东南方向的海上、邻近珠江口的东沙群岛显现出了一定的军事价值。日本若能控制东沙群岛，便可获得在华南沿海地区厉行封锁、开展军事行动的支点。1937年9月3日，日军登陆东沙群岛，夺取了岛上的无线电台、灯塔、气象台等，没收了中国守备部队的军事密码本，旋即占领了该群岛。接着，日本将东沙群岛及其海域划入了马公要港部所负责的作战区域。9月4日，“日本海军省宣布打算把对中国的封锁扩大到全部海岸，即从山海关到北海。”随后，“汕头和厦门遭到轰炸，而日本海军一直在邻近香港的华南水域活动”。从英国的视角观之，由于东沙群岛距香港约315公里，日本据有它就如同得到了一把指向、对准香港的匕首。
东沙群岛的东沙岛
英国基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为可能发生的日本“南进”问题所划设的“红线”，不可能对日本夺占位于香港以南的东沙群岛视若无睹，必然会做出反应。只是，所处的战略窘境左右着英国在这一事件上的抉择，决定了其所采取的措施的限度。在当时，英国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了日益严峻的防务危机。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在1937年7月28日和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交流时，曾有一形象比喻：英国“像一只趴在地球上的大青蛙，一只脚踏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另一只脚踩着远东。这两处对它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目前看来它已无能为力，只有不惜一切代价乞求不出乱子。德国在北非与直布罗陀对面的休达设防，意大利在西班牙对着直布罗陀部署大炮，构成对英国地中海上交通命脉的真正威胁。战争一旦爆发，英国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将立即被切断而无法再强行进入”。在远东，“如果日本在那个地区对英国的利益和殖民地发动进攻，英国目前在那里的海军也无力捍卫。欧洲形势紧张，也不可能调兵增援远东而削弱自己在欧洲的地位”。
英国出于长期以来对日本南进的忧惧，首先担忧的是日本有可能进一步侵占中国其他更具军事价值的岛屿。英国海军部判断，日本“可能在考虑占领海南岛和（或）西沙群岛”。海军部提醒外交部，相比于保护东沙群岛，维护海南岛现状更重要。其次，由于日本在接管东沙气象站之后中止了该站的气象预报，英国担心“该站发出的台风警告信号若被中断，不但会带来不便，而且会危及英国航运”，这“与香港尤为相关”。英联邦议会对日本夺占东沙群岛的关注点也落在气象站停止运作的问题上。因为“没有迹象表明日本打算占领多久”，气象站工作能否恢复、何时恢复也就不可预知。香港总督对于恢复东沙气象台运作的问题更是急切。在日军夺占东沙群岛、接管东沙气象台后不久，香港总督即请“驻日海军武官向海军省说明来自东沙群岛的气象报告之重要性”。可以窥知，英国并不重视东沙群岛之于帝国东部防务体系之价值，或者可以解释为东沙群岛之于英国的帝国东部防务体系和军事布局的价值确实有限。这和东沙群岛对于日本封锁中国的作用相比可谓相去甚远。因此，在对日交涉中，英国以恢复东沙气象台运作作为基本目标，以防止日本趁势夺取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作为更高目标。后者可以被视为英国的“借题发挥”。1937年9月10日，英国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克莱琪（R. Craigie）就日军控制东沙气象台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警告日方不要试图染指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同时，外交部建议克莱琪“推迟几天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政府有可能会接受英方的建议，采取联合行动。可在此之前，英国驻日本海军武官已擅自就日军控制东沙气象台向日方提出交涉。
为了对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积极寻求和同样在远东拥有巨大利益的友邦法国进行合作。1937年9月10日，英国外交部致电驻法外交官员托马斯（Lloyd Thomas），让他请“法国政府考虑采取一致行动”。如英国外交部所预期，法国政府接受了英方建议，进而指示其驻日大使同克莱琪“在日本占领东沙群岛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联合采取行动”。毕竟，法国始终对日本可能向南扩张尤其是进攻法属印度支那提心吊胆。早在1907年，法国便与日本在巴黎缔结《日本和法国关于亚洲的协定》，一致同意“尊重中国的独立与完整”，承诺互相支持以维持与各自殖民地相邻的中国之和平与现状，及彼此尊重在“在亚洲大陆的各自地位和领土权利”。如今，日本夺取东沙群岛预示着它不再遵守上述协定，而且很可能进一步挥师南侵，所以法国必然不会坐视不管。不得不说，长期以来日法两国一而再再而三肆意地就中国的主权、领土和合法权益私相授受，皆是它们作为殖民列强的本性使然。
对于英国要求恢复东沙气象台运作，日本很快便予以积极回应。1937年9月9日，日本海军省通知英国驻日海军武官，日方将尽可能重建气象台。其实，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不愿树敌过众、节外生枝。在夺占东沙群岛前夕，日本政府制定了“对欧美外交方针”，提出“为了不恶化和列国关系……竭力避免纠纷。一旦发生事端，应速求稳妥解决”。因此，在东沙气象台运作这类对战略全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日本非但不愿与英国闹僵，反而乐于在英国不要求其撤军的情况下做顺水人情。到了1937年底，东沙气象站基本恢复运作。当然，并未恢复到原先的服务水平。
克莱琪最初并未切实领悟到英国外交部借题发挥以防患于未然的外交意图。当日方表示将尽可能重建气象台之后，克莱琪即向外交部请示，在与日本海军省详细沟通之前，暂时不按照指示采取相应的行动。法国驻日大使亨利（Charles-Arsène Henry）在1937年9月11日曾询问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日本是否已经占领或打算占领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广田弘毅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并答应在调查清楚后作出答复。于是，亨利随后在9月13日建议克莱琪在广田弘毅答复之前，最好先暂时不要假借和日方交涉东沙问题，而去警告对方不要试图染指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克莱琪认可了这一主张并请外交部批准。而且，克莱琪鉴于日本确实着手安排东沙气象站播送天气预报，还向外交部建议“没有必要就东沙气象站的事件提出抗议”。显然，克莱琪的建议与外交部的决策意图大相径庭。
1937年9月16日，英国外交部明确向克莱琪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府越来越担忧日本可能占领位于台湾和新加坡之间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各个岛屿。”“日本人最近在东沙群岛的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藉此进行一些正式的交涉”，并非正式地警告日本“占领其他岛屿将会导致英日关系复杂化，这种情况是日本人声称希望避免出现的”。英国外交部委婉批评克莱琪和驻日海军武官，指出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导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并严肃地强调“应该马上去做这件事”，以表达英方的关切所在，而“不应错过这一提出非正式警告的机会”。其中，所谓“已采取的行动”是指克莱琪等人仅仅是向日本提出恢复东沙气象台运作的要求，而没有抓住时机非正式警告日本切勿趁机夺取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复杂的情况”则是指这种做法不仅让日本得以借坡下驴，还可能令日本误以为英国会放任其肆意夺取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从而助长日本进行军事冒险的侥幸心理。这一训令清晰地呈现出英国在东沙问题上的决策逻辑：东沙群岛虽然位于香港以南的附近海域，但距新加坡尚远，且香港是个在不得已时可被战略性放弃的前哨，故可以容忍日本侵占它；与此同时，则必须想方设法遏止日本得陇望蜀，进占更靠近新加坡基地和英属东南亚领地、横亘在自新加坡至香港航线上的海南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一言以蔽之：英国灵活地遵循着“防御性对日军事战略”。
9月16日，日本轰击海口。9月18日，克莱琪以此为由，向日本外务次官表达了英国对日本占领海南岛、西沙群岛的可能性之严重关切。这次交涉是克莱琪对此前失误的补救。日本外务次官表示，“正如他昨天就东沙问题对美国驻日大使所说的，就整个战役而言，这些行动仅仅是偶然事件，不会影响日本政府做出的总体承诺——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克莱琪抓住机会，声明“即使是为了某种军事目的而临时占领”这些岛屿，“也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对此，日本外务次官保证会咨询海军省，而后再与克莱琪晤谈。英日两国围绕东沙问题的初步交涉到此告一段落。平心而论，英国一开始并没有以迫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作为目标。克莱琪把东沙群岛纳入英国不允许日本占有的岛屿的名单之内，其实已大为超出了英国既定的外交目的。这更像是克莱琪的随机应变、顺势而为。
当然，对英国来说，尽管香港之于帝国东部防务体系是一个迫不得已时可放弃的前哨，但听任日本占领东沙群岛毕竟不利于它在对日战争爆发时尽可能长时间坚守香港。9月17日，英国驻上海空军武官向英国驻华使馆报告：据悉日本夺占东沙群岛，以此作为水上飞机的基地和物资储备地，从而为在这片海域进行巡逻提供保护和支撑。英国陆军部评估后认为，“日本占领东沙群岛，如果这是永久性的，将影响香港的地位”。10月30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忧心忡忡地告诉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当下“英日关系几已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英国的反日情绪正不断高涨”，日本却建了一支新舰队，“他担心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封锁香港”。格鲁窥破克莱琪“真正害怕的是日本海军可能会蓄意挑起一次英日战争”。英国对日本乘势南侵的忧惧绝非庸人自扰，统治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亦有此恐惧。荷兰驻日公使帕布斯特（J. C. Pabst）“同样担忧这支新舰队有配合‘南进’政策的计划”。随着日军依托东沙群岛在香港附近海域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英国愈发感受到日本的军事压力，尽管这或许谈不上是战略上的压力。12月5日，英军驻港部队总司令以饱含恐慌的笔调向陆军部报告，日本的航空母舰在东沙群岛等附近停靠，军舰、军机在香港附近实施侦察，这令驻港英军在许多方面的正常活动，譬如防空训练、军舰在邻近水域的行动等，都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驻港英军“对在殖民地的海疆内展开行动也有些缺乏信心。除非有导航灯，否则我们的飞机可能无法飞出3英里之外”。总而言之，“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香港正迅速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这种压迫感、危机感促使英国在等待日本答复的时候，加紧就东沙群岛对保护帝国东部安全的重要性展开深入评估。
1937年12月31日，英国海军部命令驻香港的驻华舰队旗舰“添马号”（Tamar）对已被日本占领的华南沿海岛屿展开调查，提供最新名单，并分析哪些岛屿可能被永久占领。“添马号”舰舰长很快提交了名单，他判断日本对“东沙群岛的占领可能是永久性的”。1938年1月2日，海军部把该报告的副本转发给外交部。这份报告引起了首相张伯伦的注意，他要求海军部确认日本所占领的岛屿是否具有特殊的战略或政治价值，并阐明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所能达到之目标。海军部认为，日本所占岛屿中的东沙群岛可以被用作进攻香港的海、空军基地。从海军战略的角度来看，坐视日本永久性占有东沙群岛“显然是不可取的”，故必须让日本明白英国的立场。海军部建议，一方面授权克莱琪据此与日本政府交涉；另一方面征询克莱琪的意见，如其觉得有必要，可直接警告日本政府，“永久占据香港附近的岛屿”会严重损害英日邦交。海军部的建议最终被采纳。于是，英国出于保障香港安全的考量，开始尝试着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
在追求促使日军撤出东沙群岛这一新目标的过程中，英国十分注重把握分寸，力避激怒日本。1938年2月7日，外交部指示克莱琪，“或许可以通过尽可能友好的方式提醒日本政府，对香港附近岛屿的任何永久性占领必然会对与英国政府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希望日本政府“再次保证不会考虑这种占领”，除非遇到日方强烈反对。同时为了避免暴露获取情报的秘密渠道，外交部要求克莱琪“避免陷入关于特定的岛屿的讨论”。英国秉持“温和”的态度，并且为这一交涉设置了前提，即如果遇到日本的强烈反弹，则应放弃相关交涉。克莱琪遵照指示，于2月9日拜访广田弘毅。在会谈中，无论克莱琪的态度如何“友好”和“热情”，广田弘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愤怒的样子”，并“质问为何在目前日本政府处于困境”且已经向英方做出了所有合理的保证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还不依不饶地认为有必要要求日本政府进一步做出各种各样的保证。克莱琪解释称，英方所要求的是日本保证“不永久占领”东沙群岛，毕竟“日本占领香港附近的岛屿可被顺理成章地视为对香港的威胁”。广田弘毅表示，“日本不愿做任何有可能严重损害英日关系的事”，但是“如果战争是永久的，那么占领也应该是永久的”。经此交涉，克莱琪分析认为，广田弘毅“不断受到来自海军省的压力，要求他同意对某些岛屿的占领不一定非要严格限于敌对状态期间”。克莱琪还认为，虽然向日本发出警告——“永久占领香港附近岛屿会对英日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是可取的，但进一步要求日本作出具体保证“只会引起愤怒”，而无实际好处。
显而易见，在确立和实践这一新目标的过程中，英国怀有很强的投机性，意志并不坚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已然决心永久性占领东沙群岛，只是在措辞上留有回旋余地。至于诸如“不愿做任何可能严重损害英日关系的事”的说辞，无非是日本用以安抚英国的漂亮话罢了，毕竟从客观上来看，跟英国公开决裂和摊牌的时机未到。再者，可以设想，日本对东沙群岛都企图永久性占领，那么在侵华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南进之野心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放过军事价值更大的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呢？只是，何时攻取这些岛屿，日本也需要伺机而动。
随后，克莱琪提请英国外交部批准他把本次会谈的“实质内容”告知美国和法国的驻日大使。克莱琪意在把联合对象从法国扩大到实力更强、更具威慑力的美国，以壮声威。推动美国走向对日博弈的前台是这一时期英国惯用的策略，当然，无论是“联法”还是“联美”，英国始终对东沙群岛的所有者中国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亲自向驻法、驻美大使做出相应指示。然而，英国的期望落空了，法美两国没有予以积极响应。既然英国把遇到日本强烈反弹作为放弃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的前提，那么当自身在外交上孤立无援且日本表达出强烈不满时，英国放弃新决策目标便是迟早的事。
从1938年的3月到5月，德国在中欧发动扩张，吸引了英国的主要精力。3月，德国兵不血刃兼并了奥地利，一举“增加了700万子民……还控制了维也纳——这个通往东南欧的大门。作为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欧和东南欧的交通和贸易中心”。紧接着，德国把矛头对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其割让苏台德地区。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现了德军在德捷边界调动，于是实行紧急动员，战事一触即发，史称“五月危机”。这次危机牵动着英法苏等大国的神经，欧洲局势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警告德国：“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逆料。”在这种情势下，５月２日，英国同意“日本占领区各海关所征一切关税、附加税及其他捐税，应以税务司名义存入正金银行，在该行未设立分行的地区，应存入双方同意的其他银行”。英国在中国问题上都不得不对日本作出如此重大让步，遑论就东沙群岛问题向日本抗议施压了。故在碰到日本强势回应后，英国外交部适时中止了为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的交涉。
与外交部不同，英国海军部依旧认为有必要就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再做尝试。1938年5月下旬，当时海军部在接到日本政府有可能公开宣布占有“介于台湾以南和香港附近的某些岛屿”的情报后，立即进行评估并得出了结论，认为日本政府一旦这么做，“将更加难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放弃控制权”。海军部向外交部建议，尽管如克莱琪所言，要求日本政府明确保证只是暂时占领这些岛屿“只会进一步激怒它”，但仍然应该趁还没出现日本一旦从这些岛屿撤军“就会失去威信”的情况，采取进一步的抗议措施。外交部接受了海军部的建议，并于当天询问克莱琪的意见，同时请克莱琪联络法美两国的驻日大使，再次寻求三国联合行动。可以窥知，外交部此前暂停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之交涉，部分原因是奢望日本信守“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之承诺，在侵华战争结束后因失去军事需求而主动撤军。英国如今欲趁日军能体面撤出东沙群岛的机会尚存，而再次进行外交尝试，则是其投机心理的又一证明。
克莱琪坚持己见，依然强调“进一步抗议将只会激怒日本政府，不会有任何有用的结果”。而且他还认为，如果日本深陷侵华战争泥潭，那么日本政府一旦公开宣布占领任何在事实上已经占据的中国岛屿，即使不明确称之为“吞并”，也“意味着日本不会将这些岛屿交出来”。法美两国驻日大使亦认同克莱琪的看法。克莱琪的言外之意是，与其刺激日本宣布占领东沙群岛，毋宁默许日本实质占有它。毕竟只要日本不宣布占领东沙群岛，理论上还存在日本最终主动从该群岛撤军的可能性。英国外交部领会了克莱琪的意思，也倾向于放弃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的新目标。外交部判断，“日本人最终可能希望在不引起与外国政府的纠纷之情况下，通过傀儡政府而有效控制这些岛屿”。最后，外交部决定，如果日本公开宣布占领这些岛屿，将向日方表示鉴于其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保证，英国政府“将假设这种占领是暂时的”。外交部试图以这种声明，为英国保留日后要求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之话语权。对于外交部的决策，海军部也不再坚持己见，只是希望“外交部在适当的时候能尽早采取行动，提醒日本永久占领台湾以南的岛屿不符合日英友好关系的利益”。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表态。英国关于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的外交努力可谓浅尝辄止。这从另一侧面亦反映出，英国确实会在不得已时战略性放弃香港。
于是，英国知难而退，在对日交涉中着重于促使日本把东沙气象台向香港提供的天气预报服务“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在此之后，英国围绕这一诉求同日本展开了断断续续的交涉，可始终未能完全如愿。日本政府对英方的答复是：在日本占领东沙群岛之前，“东沙观测台就被中国军队完全摧毁了”，之后日本“急切地努力恢复这一服务”，并实现了“每6小时发出一份报告的一般性安排”。在特别考虑英方提出的要求后，日本“在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把在台风季节的服务增加了一倍，以保障普通航行的安全”。总之，“上述气象服务是现有设备和人员最大限度所能提供的”，“如果将来有更多的设施可用，帝国海军将准备考虑进一步改进服务。”毫无疑问，英国完全默认了日本对东沙群岛等邻近香港的华南岛屿的永久性占领。日本的答复实则又一次告诉英国其意欲永久性占有这些岛屿，而且这一答复也表明日本对英方态度心知肚明。这一来一往，颇有“默契”。
纵观英国应对日本夺占东沙群岛的一系列决策及实践，它一直以避免激怒日本作为决策和交涉之前提，始终试图纯以外交方式而从未考虑过采取军事手段来实现决策目的，而且一遇到阻力便退缩。之所以如此，除了东沙群岛对其帝国东部防务无甚紧要，如前所述，须从英国当时所处的大国博弈格局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探究其根源。
进入1937年，英国所面临的最显著的战略环境变化是英意博弈和英日角力进一步激化，而且意日两国趋于合流。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在政治上正式与日本结为盟友，德意日三国的政治同盟形成了。当时欧洲盛传意大利和日本除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达成意大利承认伪满等政治交易之外，“并订有反英秘密协定”。纵然此时德国、意大利、日本是以“反共反苏”为旗帜，而未公开亮出“反英”的目标，但英国又岂敢等闲视之。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在和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Ivan Maisky）交流看法时就表示，这一协定“首先针对大英帝国，其次针对苏联”。英国驻日代办多兹（James Dodds）在其编写的《1937年日本年度报告》中写道：“1936年，在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时候，日本人民并不欢迎该条约，这主要是因为它意味着英日关系的恶化。1937年，意大利加入了该协定，它的友谊受到欢迎。因为人们意识到，意大利通过在地中海和其他地方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英国对日本在远东扩张的阻碍。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放置在‘一无所有’的国家之阵营，对抗‘拥有一切’的国家之阵营”。多兹置身于英日外交第一线，身临其境，对英日博弈和英国所处的大国多边关系之变迁有着深刻、直观的体悟。吉田茂在战后回忆称，他在1936年担任驻英大使的时候之所以强烈反对缔结《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就是因为该协定“暗含着与德意结盟对抗英法，进一步对抗美国的图谋”。任由“联德”路线无节制发展，日本肯定会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长此以往，日本的前景堪忧。从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的研判、多兹的体悟得到了来自敌方的印证。
鉴于意大利逐渐成为敌人，及由此造成的地中海将成为欧洲和远东—太平洋之外的第三条战线的趋势恐难扭转，英国把同意大利作战的评估和准备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2月11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专门讨论地中海—红海问题，也就是意大利的角色定位问题。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结论是：“地中海是帝国交通线的至关重要之一环。不能把意大利认为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没必要视之为一个可能的敌人。”同月24日，英国内阁会议召开，最终决定采纳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建议。然而，仅仅过了不到半年，7月5日，帝国防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艾登提出的问题：英意两国作战能力对比的情况、如何在必要时调动军队以确保击败意大利、怎样防止意德联合抗英。会议决定，英国应在优先推进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的同时，着手进行针对意大利的防御准备，尽管无法向地中海—红海投入大笔防务经费。至此，英国完成了对意大利在其帝国防务战略中的角色定位的实质性修正。
为了应对日益迫近的“三线战争”的危险，英国未雨绸缪。1937年12月25日，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Thomas Inskip）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明确提出：英国“主要的国防力量必须直接用于两个随之而来的目标——保护英国本身不受攻击和保护我们赖以进口基本粮食和原料的贸易路线”，“第三个目标是维持用于保卫英国海外领土的力量”，“第四个目标是英国在战时与任何盟国合作保卫其领土——只有在实现了其他目标的情况下，才可以适当地提供这种合作”。地中海—红海战略通道是连接英国本土和它在亚洲、大洋洲属地和市场的最便捷之通道，在战略上对英国而言可谓性命攸关，万不容失。所以，英国尽管此时“在战略优先次序上将意大利和地中海战区排在第三位”，却也不敢等闲视之。作为旁观者的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Léger）甚至断言：英国已经“无法从地中海舰队中把主要力量转移到远东去”。在此情势下，英国自然不愿将其在远东日益捉襟见肘的力量投放到军事价值有限的东沙群岛。而如若不动用军事力量，要让日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东沙群岛绝非易事。因此，英国不把促使日本从东沙群岛撤军作为对日交涉的主要目的，而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是情理之中的。
况且，由于“十年规则”、大萧条的后遗症，英国现时的国力难以同时应付多个一流、二流强国的挑战。1938年初，三军参谋长直言英国虽然“可以毫无忧虑地面对远东或地中海的紧急情况。但是，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军方“根本无法预见英国即使得到法国，也许还有其他盟国的帮助，就足以保护自己同时不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伤害”。三军参谋长据此主张英国须竭力减少潜在敌人的数量。内维尔·张伯伦接受了三军参谋长的意见，认为同时对付三个主要敌人是“不可能的”。在总结这次讨论时，张伯伦“要求尽力保持同东京和罗马的沟通线路的畅通”。因为“万一发生战争，过分依赖法国或美国的援助”是错误的。毕竟“前者不够强大；后者如果介入，可能已经太迟”。于是，英国致力于“同每一个、或所有的潜在敌人和解”。因此，英国在无关痛痒的东沙群岛问题上采取“温和”而非“强硬”的对策，以求力避刺激日本，是合乎决策逻辑和战略需要的。正因如此，英国始终没有如中国舆论所渲染的那样，因为日本占领东沙群岛而“不得不派多量舰队与潜水艇游弋南洋海面”，更未与日军对峙。这类报道更多的是中国媒体的臆想，或者可以说，它们折射出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渴望英日两国爆发冲突从而让中国得以借机实现中英联合抗日的心理。
总之，到了1938年底，英国已彻底将东沙群岛抛到战略视野之外。1938年11月16日，英国外交部为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英法部长级会议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关于英、法在南海地区的协调合作，外交部虽然提及日本夺占东沙群岛一事，但只是以此为例证明日本的“南进”意图及对南海诸岛的野心，其主要精力放在了防止日本占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之上。当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也正经历着逐步淡出英国的视野之过程。只是在南海诸岛中，东沙群岛因在英国的帝国防务战略中军事价值最小，可谓无足轻重，而最早经历并完成这一过程。
纵观日本侵占东沙群岛和在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应对，其一，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近代以来南海乃至远东地区的大国博弈中，这一事件宛如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一朵非常不起眼的小浪花。或许正因如此，日本侵占东沙群岛及有关国家之应对几乎没有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其二，英国在对日交涉中一再要求日本重申“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之承诺、保证“不永久性占领东沙群岛”，绝非扶危济困，为中国仗义执言，而是为了服务和服从于帝国防务战略。而从已有文献看，英国在对日博弈过程中虽然不时以中国为幌子，却未曾想过通过支援、联合中国，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其在东沙问题上的决策目标。驻武汉的英国外交官在1938年初向艾登汇报时曾有此负面评价：国民政府对抗战前景过于盲目乐观，究其根源，是寄望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自愿参加或被迫卷入战争，将其从灭顶之灾中挽救出来。在东沙问题上联合乍看之下已经处于朝不保夕之境地的中国，自然不会是英国愿意考虑的选项。英国作为殖民主义国家和世界性强权，在对待中国时怀有高高在上之心态。相对于英国蔑视、鄙夷中国追求英国施以援手、同抗日本的愿望和努力，国民政府的的确确对英国怀揣极高的期待，并在全面抗战之初将英国作为战时外交之重心。1937年8月30日，蒋介石拟定的“战时外交方略”得到了国防最高会议的通过。“战时外交方略”强调“中日战事苟有影响欧洲大局之可能，则操其枢纽者，全在英国”。悲乎，中国之所重者，英国未必如是。
（本文摘自蔡梓著《变局中的抉择：英国南海诸岛政策研究（1920-1941）》，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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