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中国，正处于列强逞威、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同时也是国共两党首度携手，谋划破旧立新的变革前夜。
要消灭军阀势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孙文先生深知这一点，他认为“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无论是开辟新世界或是建立军队，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因此广州诞生了两座人才培养基地，一是国立广东大学（即今中山大学），另一所则是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位于黄埔岛，故亦称之黄埔军校。
一切就绪，黄埔军校也要开课招生了，各地英才闻讯纷至沓来。一日，招生处忽响起哭闹声，原是一名青年因身材矮小，初选即遭淘汰，千里迢迢到此却迎面一盆冷水，难免气苦之极。
人生玄妙，往往在绝境时峰回路转，这种情况多被概括为“命好”。这名落选青年就在此例，哭闹之状恰被路过国民党要员瞧见，便驻足询问，一番交谈之下，认为此子可堪造就，便特许其参加考试。要员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青年则是胡宗南。
胡宗南身高不足1.6米，和同期黄埔生相比，先天条件一般，但之后的成就不一般。在国军序列中，第一个当上军长，第一个升任兵团司令、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就从他入学那一幕说起，如果面对拒绝扭头离去，也许就不会有日后的“胡司令长官”。但是他没有立即放弃，而是采用了较为直接的哭闹，手段虽上不了台面，却也达到了目的。
可以看出，胡宗南也有着股狠劲，或许还有些不择手段。
随后的东征北伐时期，胡宗南从基层做起，因表现可圈可点，步步累升，尤其在南昌一役，以一团兵力大败北洋军一个师并俘其师长，声名鹊起。也是在此时期，被他一生的“伯乐和知音”凯申公所关注和提拔。
北伐时期
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带兵打仗战绩尚可，由此看来，其人并非一无是处，如果连战连败，手下的部队也不能越管越多，毕竟战场是军人最好的试金石。当然了，和这一时期的对手也有关系。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追随校长的黄埔系，也逐渐渗入权力高层，这也是时局需要，校长要想坐稳位子，权力核心必须有“自己人”。胡宗南作为心腹，当然是不二人选，提拔力度也随之见涨，一度荣升“中央监察委员”。
校长用人一向有三个标准：同乡、黄埔、忠心。前两条很多人具备，第三条具备者乏善可陈。“党国”内部派系林立、大佬云集，还有遍地有粮有枪的大小军阀，很多人都是墙头草顺风倒，哪边开的价码高跟谁，校长也很为难。
真正信得过的就那几个，其中就包括胡宗南，虽然有时业绩不尽如人意，但是还得用，不仅如此，还要扶持为标杆来用。
1936年西安事变，胡宗南得知后，第一时间积极营救。国民党内部有借机争权者，有落井下石者。惶恐至极的校长就是连一根稻草也要抓一抓的，胡之“义举”自然铭记于心，“x希匹的，这样的人就应该提拔重用”。关键时刻，胡宗南的表现为他加分不少。
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参加过淞沪、兰封、武汉等战役，但绝大部分时间，是驻数十万重兵于关中地区。囤兵于此，有以下考虑：
当时日军已占山西大部，亦有突破黄河防线，经陕西侵入大后方四川的计划。虽然后来日军由华北南下，但关中要地不可不防。因此在抗战局面危急之时，史迪威曾建议将胡部调往第一线，遭校长拒绝。
西北是马家军的传统势力范围，自成一体。国民当局一方面担心其羽翼丰满，另一方面也以高官厚禄笼络，胡宗南驻陕西，也有威慑之意。
再者，虽然正面之敌是日军，但国民党从未忘记提防延安，不断制造摩擦，胡部亦有监控陕甘宁边区之作用。
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胡宗南坐镇保险系数高，用起来放心。到了抗战末期，胡宗南已升至战区司令，拥兵40余万，成为响当当的“西北王”。
不过名气大有时并不意味能力强，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胡宗南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从此败绩不断。在西北野战军及解放军各部的打击下，胡宗南集团分崩离析，至此飞往海峡对岸托付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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