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介绍罪恶滔天的731部队。那么，大家知道731部队是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的平房地区驻扎的，在我国其他的地区，也有这样罪恶的部队机构。
当时的日本侵略者把在我国东北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叫做“满洲”，把关内地区蔑称为“支/那”，那么华北地区就是所谓的“北支”。
我们以前介绍过，日军有一种习惯，用某部直属领导长官名字代称这支部队，例如“石井部队”就是731部队的别称，又或者是该主官的家乡地名，比如说他们内部又叫做“金泽部队”。
（731部队机构庞大，且具有极端保密性。我们说过，原在背荫河的石井细菌战部队，对外称“加茂部队”，迁到哈尔滨平房镇后改名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659部队”。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时，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1945年5月，苏联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时，又将它改称“满洲25202部队”等。）
笔者说过，这不是影视剧，但是历史比影视剧更加真实和恐怖。
【关于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兴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的事实，在1949进行的前苏联伯力城军事法庭审判中，曾有过三次明确的记载：
1.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于1949年12月7日在伯力军事法庭受审时说：“我只记得第731部队是在1936年间遵照日本天皇敕令成立的……”。当然他的话是有所保留的。
2.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于1949年10月21日在受审时说：“第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秘令成立的。当时我任第731部队总务部长，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日本天皇还责成把部队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处的平房镇地区，1940年，天皇又敕令把该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并另设4个支队……”
3.据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于1949年10月23日在伯力军事法庭受审时说：“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我个人读过这敕令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私人图章，以示签署。”
其他还有一些战犯也有所供述，这些人都在或多或少打算撇清自己的责任。
731部队有4个著名的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但它们都是在华北出现“支部”之后的1940年12月2日设立。意思是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及林口这些地方建立了第731部队的4个支队。秘令上规定了各该支队成立的期限及其驻扎地点。
从秘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各该支队人员中可以看出，每一支队定员额达300人。】
【“北支”（甲）1855部队本部机构表（1944年9月30日）⇧
资料来源：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附表2《“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京本部业务分担表》，1944年9月30日制成。可经互联网进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阅，文件检索号：C13032189200。】
在当时敌人铁蹄蹂躏之下的北京（那时叫做北平）也有这样的一支罪恶部队！
大家可以看到以上表格，由于该部队单位的主官是西村英二大佐，那么这支部队当时的别称就叫“西村部队”。
在日本战败之后，石井四郎面对盟军的供述当中，供认了“1855部队”以“‘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番号直属于华北方面军（“甲字”兵团）司令部，部队秘匿代号为“（甲）第1855部队”。但是，他还是死活不承认这支部队实施了细菌战和人体活体试验等罪行。
【名词解释·华北方面军：日本侵华陆军在华北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37年8月31日日本参谋本部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在中国驻屯军基础上组建。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北平（今北京）。下辖第一、第二军，另两个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和特种部队。后多次调整战斗序列，至1945年8月时下辖第一、第十二、第四十三军和驻蒙军等。司令官继寺内寿一后为杉山元（1939年1月起）、多田骏（1939年9月起）、冈村宁次（1941年7月起）、冈部直三郎（1944年8月起）、下村定（1944年11月至战败）。曾实施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中遭受打击。以后又曾进行中原会战（1941年5—6月）和打通平汉线作战（1944年4—5月）。1939—1943年每年均进行治安肃正和大规模“扫荡”作战，实行三光政策，残杀中国人民。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政府投降。】
据伪北平市卫生局档案记载，“1938年1月开始至同年12月”，进入北平的日军“菊池部队”对全市水质等卫生事项进行调查，伪北平市卫生局派出稽查班郭日升等“随同菊池部队采取各区界内井水水样”。
但是，在《留守名簿》上，编制者隐蔽“西村部队”和“‘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不记载每名人员职务，并将1855部队全部人员最后转籍于各兵站医院等单位，均表明了企图隐匿该部队历史的险恶用心。
据1941年2月7日的《井本日志》记载：“北支”（西村部队）向陆军中央报告，准备扩大北平本部，制定了洛克菲勒（美帝国主义为培养代言人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接收计划等。这表明，1855部队扩展北京本部事先曾报告日本陆军中央。
日美开始开战，美国在当时的北平有一些自己的产业和据点，那么日方就要去收割这些产业。所以，协和医学院这样大的单位当然就会被他们看上了。
据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史》记载：“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进驻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全校职工出入均受监视，学校停课……到1942年1月31日，学校、医院、宿舍完全被日寇侵占，北京协和医学院停办，所有学生被迫离校，全校医护员工也都各谋生计。”
1855部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天坛本部派出“第一分遣队”和“第二分遣队”，分别占领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与静生生物调查所，扩大了在北平所据有的地盘和细菌战研究可利用的资源。
因此，资料显示，1941年以后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的细菌战攻击行为忽然大幅增加了！
据1944年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当时协和医学院的“第一课，由小森源一军医少佐任课长，设有事务、经理、卫生材料、细菌、结核、培地（培养基）、菌株、血清、BCG、原虫、寄生虫、病理解剖、防疫给水、理化学检查、卫生调查、兵舍等业务门类”。
1855部队在协和医学院“第一课（课就是科）”曾进行广泛的对华北各地流行病史的调查研究，以为细菌战实施做兵要地志上的准备。他们有内部刊物，发表了很多论文。
我们可以看到上图的论文封面，据《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22号上发表的一篇平野晟的细菌战研究论文。
1940年，平野入职陆军军医学校前，应是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供职，1939年他与石井四郎的核心团队成员内藤良一联合署名发表细菌制剂干燥法的论文，证明他当时是731部队的军医，也证明他是细菌培养制造方面的“专家”。
那么，他们还有“第二课”，就在天坛的神乐署的1855部队之内。
（关外那个认贼作父的溥仪“皇帝”，对于恶魔敌人盘踞在祖宗祭天的地方伤害祖国同胞一点儿都不在意。）
其中，“第二课”就是原来的“预防课”，《“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描述“第二课”的机构设置说:“第二课由军医少佐平野晟任课长，下设办公室、第一疫苗室、第二疫苗室、第一血清室、检索室、痘病(天花)室和培地室……等。”
后来，天坛防疫处工人在战后座谈会上说：“这里（第二课）也制作猩红热、白喉、破伤风、伤寒、斑疹伤寒、BCG、麻风、脑膜炎等的疫苗及血清，每天出品160cc 的有4—5箱，每箱200瓶……”
日俘长田友吉在他的《笔供》中写道：
1943年7月，我以卫生兵长的身份……出差到北京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索训练。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10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几名同事一起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铝制霍乱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可见当时天坛“第二课”生产霍乱细菌战剂能量之大！
卫生部1950年的一份《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中说：
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并有日寇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3个6公尺长的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的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日寇投降后……曾用坦克车大量压毁或烧毁很多铝质培养箱。……小动物室的规模也是极大的，有4排房屋，共约70余间，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甚至1000只老鼠……
战后，曾负责接收日军天坛部队驻地的前国民政府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教授说：
“我在1945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
第1号是杉田辛平，第2号是杉田昭子第3号是杉田奉子，第5号是永排胜子，第6号是杉田佳子，第8号是岩谷文容（笔者注：应该是试验假名代号，其他的可能已经缺失了）……
把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8号的毒力已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1855部队的“第三课”在北京的细菌战活动资料稍多，总结该课活动内容主要有三：一是生产鼠疫跳蚤；二是进行人体试验；三是研究跳蚤、虱子、蚊蝇等昆虫细菌武器。
“第三课”由篠田统任课长，生产鼠疫跳蚤，进行人体试验，研究跳蚤、虱子、蚊蝇等昆虫细菌武器。
我们介绍过，鼠疫跳蚤是731部队发明的“第一细菌兵器”，但1940年以前，只有731部队可以生产，为了使1855部队也能生产，1940年7月731部队将平房基地两个跳蚤班的班长中的一个——篠田统调往1855部队。
最先揭露“第三课”进行人体实验的是该课老兵松井宽治，他1950年1月在日本《赤旗报》发表证言。
1855部队“第三课”也叫作“细菌武器研究所或“篠田(部)队”。如松井宽治说:“(1855部队)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试验)、第二课(菌苗制造)、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的发现及其价值如下。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是1944年“北支/那”防疫给水部(1855部队)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机构体系的第一手资料。
该《业务详报》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加当年4月开始的日军大本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的产物。
该《业务详报》内容丰富，包括北京本部、石门支部、太原支部、张家口支部、郑州支部及支部之下的出张所等，均有详略不一的《业务详报》。
《业务详报》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可通过互联网查阅，但缺页很多，如北京本部《业务详报》中的“特殊业务”一项完全没有，又如济南支部和青岛出张所的《业务详报》均整册阙如……当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当战争出现颓势，有些人准备“玉碎（其实大多数是逃跑）”之前，毁掉了很多罪证。
此外，还设有“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队”等机构。
不用说，1855部队也是有非常多的分支机构的。
1855部队组建了以下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并配属相关军团作战。
“北支那”方面军直辖有野战防疫给水部。第12军、第1军都直辖有野战防疫给水部。第11军直辖有防疫给水班。
作战任务完成后，该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队撤销。方面军直辖野战防疫给水部，于6月20日作战结束，人员归还北京本部。
第12军直辖野战防疫给水部，7月29日一8月3日据方面军“作命丙第722号”在郑州编成“北支那’防疫给水部郑州支部”，第12军直辖野战防疫给水部撤销，其职责转由新成立的郑州支部承担。
第1军直辖野战防疫给水部，7月1日任务结束，返归太原待命。
第11军直辖防疫给水班，从7月13日起南下，划归华中日军第11军司令官指挥，参加“湘桂作战”。
【证言之一：《天皇的军队》，作者：本多胜一和长沼节夫（合用笔名：熊泽京次郎）。⇧】
日军第59师团战俘也供述了一些情况，揭开了日军在鲁西抗日边区细菌战的黑幕。
1943年秋，日军在鲁西抗日边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霍乱细菌战。在日本战败以后，很多59师团的战俘都供述了他们的罪行。
第59师团是参战的主要部队，隶属于华北方面军第12军。
第59师团1945年7月奉命调往朝鲜，日本战败后该师团许多人为苏军俘虏，被监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
1950年苏联政府将日本战俘共969名遣送至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包括第59师团战俘约200名。
1954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开始对日本战俘的历史罪行进行调查。审讯第59师团，至少有15名知情战俘，对1943年鲁西细菌战做了详略程度不同，但基本事实可以相互印证的供述。
【我们来看一段日方战俘供述的资料。
（1）第59师团相关兵士们的证言说：日军决开了卫河堤释放洪水，其目的是“淹没抗日边区的耕地”，并借洪水“使霍乱大面积蔓延开去，把中国人作为大规模细菌战试验的土拨鼠来利用”。
（2）日军的飞机在鲁西扔下了装满霍乱的罐头炸弹。日军的部队在本次作战之前早就“进行了霍乱防疫训练”。日军进攻与以前不一样，都配备了军医部队随军作战。日军每到一个村庄都检查全村百姓染疫状况，探明霍乱杀伤效果。日军第59师团士兵都称这次作战叫“霍乱作战”或“霍乱探索作战”。
（3）第59师团兵士中流传着：“这次霍乱是日军防疫给水部队故意散播细菌造成的”这一类说法。他们承认：这次作战的目的：一，是“扫荡”中共八路军、掠夺秋收后的粮食物资；二，是检验细菌部队投放霍乱后对中国抗日边区民众的杀伤效力！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
这样的证词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是用一本书都写不完，侵略者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我们的一些老八路回忆，真正要抓到日军战俘并感化他们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都受到了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他们也的确都愿意为天皇而战。
【顺带说一下朋友们，别忘了，除了亲自下令的裕仁天皇，还有上南京战场的朝香宫鸠彦亲王、在华南作战的皇叔闲院宫载仁和作战并亲自带人偷盗文物的秩父宫雍仁等大贵族们……
例如：高松宫宣仁亲王在1937年11月5日登陆杭州湾时，曾亲自前往前线鼓舞士气，并在随后的战役中指挥海军从长江上对南京发起攻击。1940年获得随军纪念章。
贺阳宫恒宪王曾前往前线指挥。1938年7月任中国派遣军参谋。
梨本宫守正王曾前往前线指挥，之后任职日本皇室协会总裁。
竹田宫恒德王曾前往前线指挥，之后在参谋本部任职。
伏见宫博义王曾前往前线指挥，并获得功一级金鵑勲章等荣誉……
不上前线的女眷呢？梨本宫妃、伏见宫妃、闲院宫妃和伏见若宫妃等人都赠送了大批医疗物资送往前线……
天皇家族一点儿也不无辜！他们是真正的大战犯，天皇家族其实是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并不像后面所说的那样只是吉祥物。】
严谨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有力武器。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血写的历史，是历史科普工作者的责任，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共同的正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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