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66岁的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披露了一组数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5年中，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共计66.7亿元，其中1961年至1964年四年间支出就达到了35.5亿元，占比53%。
在这一惊人的数字背后，并非毫无原则的“穷大方”，中国的朋友也绝不是用钱“砸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曾经因为越南81亿元的援助要求而谈判一整夜——在他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之后。
刚刚起步的中国，如同周恩来总理的处事风格，极度勤俭、处处斟酌却也疏财仗义、慷慨大方，不因贫困而自卑，一举一动都充满人情味，在百废待兴的局势中培养、结交到诸多患难与共的“真朋友”。
“知恩图报”的慷慨：用黄金给杜聿明买药，督促杨振宁认“岳父大人”
杜聿明是国民革命军的陆军中将，在淮海战役中曾经致电蒋介石要求投放毒气弹来掩护自己所率部队的突围，于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
从黄埔军校走出、征战半生的杜聿明被俘时已是一身病痛：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和脊椎炎。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枭雄，从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身陷囹圄，被俘以后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性命危在旦夕。
杜聿明身上的标签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性格优柔寡断，在抵抗与愚忠之间时常犹豫不定；另一方面，面对日军的侵略，他又是有着赫赫战功的抗日将领，参与过淞沪抗战，指挥过昆仑关大捷。
考虑到杜聿明曾是黄埔一期学员，又在抗日战争中立过战功，周恩来时常关心杜聿明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当得知结核病需要用到特效链霉素时，周总理顶住了外界压力，特批动用黄金，派人远赴香港澳门为杜聿明买药。当杜聿明得知自己手中的药用黄金换来时，感动地说：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
1959年12月，杜聿明经特赦结束了10年的牢狱生活。杜聿明出狱后，周总理以老师的身份耐心开导杜聿明，“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周总理告诉杜聿明，他还年轻，尚有机会为新中国做事。杜聿明则羞愧地对周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有负老师的教导！
1960年5月，时任英国陆军元帅的蒙哥马利到访中国，周恩来以“将军”的称谓向客人介绍了杜聿明，当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笑着指了指对面的陈毅元帅，平静地说道：都送给他了。
1963年，曹秀清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带着女儿杜致礼与女婿杨振宁回国，见到了阔别15年的丈夫杜聿明。见到杨振宁只喊曹秀清“妈妈”，却将杜聿明称呼为“杜先生”时，周恩来立刻明白了杨振宁的顾虑。
周总理微笑着对刚过不惑之年的杨振宁说：你应该称岳父大人。
我被俘后，认为此生已完，但党和人民并未对我有任何侮辱，反而优礼相待。供给各种书报，让我自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使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杜聿明
经历过生死离别后，杜聿明心中的感慨不仅来自于家人的久别重逢，更感佩于周恩来总理细心的“人情味”。从此，他致力于为“祖国统一”奔走呼吁，临终前依然不忘告诫世人：盼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量力而行的“吝啬”：连续工作30个小时后，2块咖啡糖撑起一整夜“砍价”谈判
确诊膀胱癌的前两年，周恩来总理并没有什么时间治疗，“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是他经常对医生说的话。周恩来总理将他人生最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国家的事务，每天的睡眠时间通常不足三、四个小时。
1973年6月，时任越南总理范文同到访中国，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提出的条件令人咋舌：请中国提供总价值大约81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与范文同谈判的当天，75岁的周总理已经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会见前14分钟， 周恩来离开办公桌，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私人”的要求：你们先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刮胡子”是周总理每次接见外宾前都会做的准备，然而等秘书们再次见到周总理时，才发现疲惫的周总理一手拿着刮脸刀，一手拿着毛巾，倚靠着洗手间的镜子睡着了。
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这个计划太大了，也不切实际；不仅我们做不到，也不合他们急需。我们从越南实际出发，告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几年时间计算。——周恩来
入夜时分，甚至来不及吃一碗面条，周总理仅仅靠着工作人员准备的两块咖啡糖，便走上了谈判桌。在狮子大开口的援助要求下“砍价”，周恩来总理与范文同的谈判非常艰难，对方时常出尔反尔，不断消耗着周恩来的精力与体力。
为了保持谈判中的专注与敏捷，周恩来总理破天荒地请求服务人员不断送上滚烫的湿毛巾，用热量刺激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艰难地调动着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的能量。
直到天色大亮，谈判才在周总理请客人参观延安的提议中告一段落。在延安，周总理当着范文同的面，自责地说道：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
眼见延安人民生活的艰难，听到总理真诚的话语，范文同才深深感受到中国发展不易，再难开口提那81亿的天文数字。
中国从来不把经济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这是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总结出的援助原则，因此，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时，大多以“建设项目”的形式进行援助，力求投资少、收效快。开工于1970年、耗时6年建成，被称为“东非交通动脉”坦赞铁路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恩来是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作为国家的桥梁与纽带，周恩来推动并见证着新中国以独立自主姿态迈向世界，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凭借着“知恩图报”的慷慨与“量力而行”的斟酌。
基辛格曾在《论中国》中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中博弈，周恩来的行事风格与丰功伟绩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感激，更令世界刮目相看。他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为中国外交奠定的基础与路线，铸起了中国新时代的万里长城，即使在他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便是一位外交家的最大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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