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
路村属京郊房山，离窦店不远，在广播局发射台“十二号工地”附近。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净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看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联”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一九六○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一九六八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中央电台文艺部曲艺组的曲艺作家与研究家），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以为刘宝瑞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或许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一早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屋子情况异常，小小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早饭场上仍然鸦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
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
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
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起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
雨水顺着衣领流过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
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
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
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刘宝瑞的尸体抬来下葬了。
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彭保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手术动作，我们自然只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随后刘宝瑞入穴，噼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格格棱棱，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
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
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皇、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
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需加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编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
他留在路村了。
“文 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
三十三年过去。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
我尊敬的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
我所尊敬的张纪明，一九五八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附〕关于刘宝瑞之死补记
我的《路村·刘宝瑞之死》刊出后，接到广播局老同事徐衡兄来电来信，以他的记忆相告。原来，一九六八年秋，他也是作为专政对象在路村参加秋收劳动，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大屋，分成两排睡地铺，他正跟刘宝瑞头对头。
徐衡提到，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这我记得。当时广播局来人有四五百，围坐一大圈儿，那圈儿有小足球场大。
他说起刘宝瑞猝死之前那个晚上，在“剥棒子”现场发生的事情，我却全无所知——我搜索记忆，如果目击过这样伤心惨目的场景，是不会遗忘的——也许因为人多，嘈杂，心无旁骛地干活，从不“乱说乱动”，进而一切不闻不问，这才什么动静都没往心里去。
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忽然发现，就数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徐衡说，每当刘宝瑞从他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他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也顾不得体会刘宝瑞是啥心情了。
徐衡说，平常，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刘宝瑞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他苍白的脸上，鼻翼不住颤动，费力地喘气。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近来气喘又厉害了。
这天晚上收了工，回到住处，徐衡见刘宝瑞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这天夜里，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都不作声。徐衡也终于在这呻吟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吹响了，大家都麻利地穿好衣服洗漱，见刘宝瑞一动不动，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我那篇回忆文字还只叙述了刘宝瑞黄昏收工回来的劳累病痛，如果没有徐衡所述的当晚这场折磨，他是不是还能多活几天？——谁知道？
刘宝瑞有病不得疗救，又加上超过他体力负荷的劳动，还有如上的身心双重摧残，不死才是奇迹。而在他死后，有关方面即使找人进行尸检，也只是为了推卸（至少是)管理的责任罢了。
现在人们回过头来，称刘宝瑞为“单口相声大王（或大师)”了，而在一九六八年，还不是一介专政对象，可以随便用手指捻死的蚂蚁？谁管他怎么死的，死了从专政队花名册上把名字勾掉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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