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九岁闯东北，在黑龙江姨家待了一年。嫁给我父亲后，第二年生下我。我十九岁了，母亲才回山东探亲。
我年少口无遮拦，问母亲，二十多年回一趟家，你不想家吗？母亲说，你姥娘没了，有啥奔头！
母亲八岁没了娘，姥爷的家教极严，除了我舅，家里不养闲人。母亲从小就干各种活，烧火，做饭，推磨，卖豆腐。长大些，就到生产队干活，手上磨出了茧子，一冬天用坏了四把铁锹。
姥爷重男轻女，除了我舅，都不让上学，母亲一字不识。同村的姑娘要闯东北，母亲也活心了。跟姥爷一说，姥爷就同意了。
那时候的火车上人挤人，连个座也没有。母亲也忘了是站着，还是蹲着，反正是到了东北。那是个春天，棉袄棉裤都穿上也不顶事，可真冷呀！
母亲一到东北就后悔了，再回去太难了！谁领着她坐火车？两眼抹黑；也没有路费了。离开家的时候，她跟姥爷说，不混出个样不回来！一咬牙，母亲就留在了东北。
在姨家一年，吃的苦就不必说了。嫁给了父亲仍然是吃苦，母亲才知道不吃苦的人生哪有！她不识一字，不出大力怎么能活下来！
我十六岁，母亲查出了糖尿病。这病硬是累和气的。日子那么穷，活那么累，母亲那么要强，不得病才怪！
母亲刚来东北的时候特别瘦。眼睛大大的，头发老垂下来，一笑牙显得大。生完妹妹后她胖起来了，别人都说母亲有福气。殊不知病根已经埋下。日子好过了，我们长大了，母亲又瘦了。
母亲瘦了，就是生病了。从此，父亲就不让她下地干活了。她少了风吹日晒，皮肤又白又嫩。母亲到镇上赶集，别人说她不像农村人，像吃国库粮的。因此，母亲回山东探亲那年很年轻。
如果说我母亲从小到大都是不幸的，那么她嫁给我父亲，就是她的幸运。父亲相貌谈吐在农村人中算出众的。虽然小学文化，但上学的时候成绩好，因为家里困难他自己放弃学业。
父亲不上学后，一直坚持看书、看报和听广播。父亲年轻时候当过生产队长，在村里主持红白喜事。母亲算是嫁给了一个文化人。父亲心地善良，考虑周到，他很支持母亲回山东探亲。
二十年里，他一次次劝母亲回趟老家。母亲是个过日子人，她说，回去一趟不花钱吗？这穷日子，又得盖房子又得养孩子，钱都花没了，日子不更穷吗？穷了人家能瞧得起吗！
母亲嫁给我父亲二十多年，我父亲并没有见过我姥爷，也没有见过山东那些姨和舅。在东北，只有奶奶家，再没别的亲戚。
山东有好多亲戚，好多表兄弟表姊妹，母亲说。不忙的冬天里，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会跟我们说这些。她很少说姥爷，偶尔说，你姥爷才狠呢，不让上个学，要是让俺稍微有个文化，我也不用过这么苦的日子。在母亲的描述里，我对姥爷也不亲，想象那个老头：重男轻女，对姑娘不疼。
当母亲决定回山东探亲了，父亲就领着母亲到镇上买新衣服，连双袜子都是新的。当时正演《渴望》电视剧，母亲就做了一“慧芳服”，又买了最流行的脚踏裤。父亲还到镇百货大楼里，给母亲买最贵的羊毛衫、靴子头；当然也给自己买了，蓝的伦中山装，毛料裤子，也是靴子头。
父亲对母亲说，咱们得穿好些，让你家人觉得你在东北混得好。母亲没出声，她是要强的人，就同意父亲这么做。
就是不回山东，母亲也是一个注重穿着的人。她不像一般的农村人有件衣服就行，她常做新衣服，平时不舍得穿，就挂在柜子里，过年过节或出去串个门才穿上。母亲常说，吃了喝了，谁看着了！穿身上人家就看到了。
母亲和父亲里外三新，母亲上街烫了头，当时最流行满头卷的短发。父亲新剃的头，两人又买了新提包和背包。黑提包装满了东北的特产，我们东北有什么？有木耳，当时叫黑菜。父亲还给姥爷装了两捆黄烟，我们这的黄烟特别有名气，后来还跟红塔山烟厂合作了。父亲还给姥爷准备了一沓钱，还拿了一些什么，我就记不得了。
至于在火车上吃的东西，父亲早就准备好了。父亲的厨艺很不错，他烀了一只笨养的公鸡，又煮了猪蹄子、猪肘子。还买了糕点，带了大煎饼，母亲却炒了芥菜丝，她说，火车上没有这个可吃不了饭。
父亲母亲轰轰烈烈地回山东了。他们动身之前，爷爷、奶奶，姑姑、婶婶和邻居都来我们家坐一会，临走非扔下一点钱，说路上喝水。
全村基本都是闯山东来，谁家回山东探亲，母亲都去。轮到母亲回山东探亲了，他们也过来就来了。母亲收下亲友的礼钱，送他们出门之后，说，等着从山东回来，最少也得一人一把花生。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回了山东，他们一去就是一个月。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不知道这一个月他们是怎么过的，也没有人写信回来。家里就是我、弟弟和妹妹，奶奶每天来看我们一次。我家和奶奶家前后院，父亲母亲不担心家里。
一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回来了。那天是中午，我看到母亲竟然瘦了，脸上的肉没了，一笑嘴角边就有两道褶子。父亲倒是胖了，脸又白又亮。
他俩除了那提包和背包，手里又多了一些包：几个编织袋子，两个花布做的九寸兜，两个人手里都没空着，肩上也搭着包。
我说，怎么拿回来这么多东西？父亲说，还有，快去车上抬。我和弟弟赶紧到了大道，客车上还有一个大袋子？我俩抬了回来。
父亲一看那袋子。沉着脸说，在火车上都被罚款了，超重了。母亲说，拿这些东西不合适了。
父亲母亲一起开包，一样一样的往外掏，我可真开了眼界了，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吃的。父亲母亲拿回来些什么呢？首先是带壳的花生，一大包熟的，一小包生的。熟花生真香，吃一粒就香得找不着北。
不带壳的花生粒，一大包红皮的，一小包浅粉的。母亲说，这是你大姨给的，那是你二姨给的。
地瓜干一大包。有去了皮的地瓜干，摸着有点儿软，母亲说，这个就当零食吃。有没去皮的，邦邦硬的地瓜干，母亲说，这个煮大米粥放进去。我说，好吃吗？母亲说，关里家人把地瓜干磨成粉摊煎饼，咱也摊不了这个煎饼，咱就做粥吃吧。
母亲又拎出一小桶黑乎乎的油，说，这是香油。拌个凉菜吃？那时，我才知道香油就是芝麻油。
一包像咸菜样的东西，母亲说，这是香椿芽，是你六姨腌的，就这点了，都给拿来了。母亲打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像虫子一样的东西，我看了吓一跳，母亲说，这可是好东西，这是知了猴儿，等着炸给你们吃。
父亲打开我和弟弟抬回来那个大包，天呐，竟然是几十条大鱼，用塑料布裹着，还是漏水了。
那是什么鱼？母亲说，是白鲢鱼。我们除了过年才在镇上买两条大鱼，还是冻的，可真没见过这种鲜鱼。弟弟数了数，有四十条。
母亲说，你三姨有鱼塘，非捞了让拿来。我说，你们可真贪财，捞这么多鱼咱们可怎么吃呀！母亲说，一次给你们炖两条，再就分着吃。
父亲给我们一样东西吃，吃出是花生做的，却不知叫什么名。我吃过花生糖，酥糖，都没有它好吃。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做的，母亲说，这是去炸花生的时候，油房给留出来的，熟花生压碎了拌上白糖。
我说，真好吃，那咱不就吃胖了吗？母亲说，吃胖就吃胖吧，那没有办法。母亲又拎出虾米和茶叶，虾米微黄，茶叶黑绿，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母亲又拿出来一堆绣花鞋垫子，说是六姨绣的。那鲜活的图案，那艳丽的颜色，那精致的针脚，我可开了眼界。
母亲说，你六姨给你们一人一双。我说，咱们留着吧，当艺术品，平时垫什么不行！母亲也同意。
母亲说，你那些姨还给做了鞋让拿着，可不拿了。
母亲说了这一大堆都没有提一个人，我很奇怪。我终于问，我姥爷给什么了？母亲说，你姥爷那么大岁数了，能有什么给的？
父亲说，你姥爷可是个好老头，长得那个精神！你姥爷做的肉可真好吃！
我问父亲，姥爷给你做什么肉啦？他说，做的盆肉，炖的肉烂乎乎的，汤都凝成了冻。
母亲一句也没说姥爷。父亲又说，那老头真能说，一说话声音那么响，不愧是当过村干部的。
我才知道姥爷是大队书记，是县人大代表，给村子里修梯田，是当年的模范。姥爷的形象在我心里不再是模糊的，我真想见见我的姥爷。
可是，直到姥爷去世，我也没有机会回山东。我们姊妹三人竟然没有见过姥爷。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的可悲，山东和东北离得并不是多么远，可是却像隔了两个世界。二十多年里，祖孙两代，谁都没有见过谁。
要是搁今天，坐飞机、坐高铁当天就到了，那得往来多少次！这些遗憾只有留在心里了。
父亲和母亲从山东回来，隔几天就给我们炖鱼，一炖就是两条。给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姑姑、邻居都送了大鱼，大家都吃到了山东的鱼，都很高兴。
连着几个晚上，我们家来很多人串门，大家喝着山东的茶叶，吃着炒花生，说着山东老家的事，可真热闹。
吃完那些东西，我们都吃胖了。我最喜欢吃的那个花生碎拌糖，趁母亲不注意就偷偷舀上半碗吃，当母亲发现我越来越胖，就把那糖锁起来了，只有做粥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我们拌到粥里吃。
装花生的袋子留下了，我还记得那袋子是白洋布缝的，上面还写着姓氏呢，不知道是哪个姨家的面袋子做的。地瓜干最终我们家也没有吃完，我们好像不太喜欢放在粥里的地瓜干，因为东北有土豆子，谁还吃地瓜干呀！
花生米吃了好几年都没有吃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过年的时候，父亲母亲就做花生糖给我们吃。在油里炸了花生米，找个木棒给它擀碎了，在锅里把糖化开，把花生碎倒进去，就像挂了一层糖浆，然后再倒到面板上，给它擀成薄薄的一层，冷却后用刀切开。又脆又甜又香，我们拿着花生糖蹦着跳着吃。
第二年春天我就上班了，我还带了花生糖给同事吃。
母亲回来后第三年姥爷去世了。本来母亲说过两年再回去看姥爷的，本来我们也说要去看姥爷的，却一切都成了空的。
我还记得姥爷去世的那个白天，我们接到了电报，母亲脸上还能笑得出来，她说，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快就没了。父亲说，他还说要来参加你弟弟的婚礼。
姥爷最终还是重男轻女。明明我比弟弟大，姥爷没有提到我，只是提到弟弟。那天，我和母亲住一个屋，夜里我听到母亲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不敢动弹，怕母亲知道我醒着。
我其实也睡不着。后来我听到了轻微的吸鼻子声儿，我知道母亲哭了，她在黑暗中流下了泪水。母亲说不想姥爷，其实她是想的，怎么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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