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3日晚上10时，主席命人将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电告给出访莫斯科的总理，并让其转告苏联同志，电文如下：
10月18日，总理返京后，主席再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做出出兵的最后决定。
1950年10月19日晚，由彭总司令统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英勇气度，跨过了鸭绿江。
出兵容易，决策难下。
要知道主席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是经历了如何的运筹与权衡呢？对于主席在朝鲜战争下达决心的背后，有着“常考百日”和“三波两折”的说法。
常考百日
所谓的“常考百日”，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成立“联合国军”，以干预朝鲜战争时起，主席就预见到了与中国的关系。
当时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在鸭绿江边”。
8月上旬，朝美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但此时主席已经警觉到了美国有可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即越过南北朝鲜的“三八线”，全面战略北朝鲜。
第二天，主席就指示边防军在月内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主席预判，8月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9月份就不好说了。
主席指出，如果美国取胜，肯定会得意洋洋，那时一定会威胁到我国。由此，在必要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帮助朝鲜抗美，甚至要用“志愿军的形式”支援，主席那时就有计划了。
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很快，美军就越过了“三八线”，要求朝鲜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0月1日，苏联方致电我国，要求我国立即派出部队到三八线，拯救朝鲜；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了我驻朝大使，向我国请求支援。
从主席7月上旬提出的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做出入朝作战，期间共经历了103天，故称之为“常考百日”。
三波两折
所谓的“三波两折”，说的是从10月2日起讨论出兵，到10月19日正式出兵期间，所经历的波折。
第一个波折，在10月2日至3日。
其实在此之前，主席早有了出兵的计划。无论是唇亡齿寒，还是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立身，我们都必须出兵。
当时主席心里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越过就打，不过就不用管。
10月1日美军越过了三八线，10月2日主席命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实施“抗美援朝”。
然而在下午的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朝的问题时，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最后决定4日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再做讨论。
第二个波折，10月4日至12日。
4日起，政治局会议一连开了3次，至5日下午，最后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同时决定，1、由彭总率军入朝作战；2、总理出访苏联与苏联进行会谈。
当时总理访苏，也是带着两种意见：如果苏联能够派空军支援，我们就出兵；如果苏联不愿派空军支援，就不出兵。因当时我方的空军力量几乎为零。
11日，总理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以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需要2-3个月的准备时间为由，不愿支援。苏联只能满足我国抗美援朝所需的大炮、坦克、陆军轻武器等。
会后总理致电主席，与斯大林商议后，暂时不计划中国出兵。基于此，主席12日致电彭总，暂停原有出兵计划。
这就是暂不出兵的“第二波折”。
第三个波折，10月13-18日
13日，针对苏联的不建议出兵提议，主席再次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问题。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即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美国越过了三八线大举北进，我们就必须出兵援朝。
13日晚10时，主席就电告了远在莫斯科的总理说，从大局考虑，我们必须出兵的打算。
有一点就是，总理暂留莫斯科几天，向苏联争取援助的武力装备，还有让苏联出动空军以保护我京津沪大城市免遭美军空袭的可能。
由此，这就是第三波折，全过程称之为“三波两折”。
事后，彭总在回顾主席狠下抗美援朝决心时说道：
正是主席的伟大和英明，一次次带领中国走出难关和僵局，才拥有了如今的盛世。
至此，让我们以崇高的敬意，向老一辈革命家衷心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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