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因为网瘾而厌学、休学的孩子，家长们往往是无可奈何、不知所措——话说重了，怕孩子做出更极端的事情，话说轻了，压根儿起不到作用。

陶乐茜有十多年支教经验，服务了2000+名困境青少年，她曾因为高中时高压的“衡水模式”而厌学，从而发起了一个服务休\厌学青少年的机构“友feng营”。

工作中，她遇到过学生为了拿回被没收的手机半夜翻墙来“偷”，遇到过跟老师起冲突要打人的青少年，也遇到过因为追星、游戏、网络、二次元等各种原因厌学休学的同学。

从一名厌学的中学生，到服务休\厌学青少年多年，她想告诉家长们的是，“成瘾”是果不是因，孩子们沉迷在屏幕中的世界，绝大多数情况是真实生活中的需求没被满足。

陶乐茜高中就读于一所“衡水盟校”——由衡水中学相关人员指导学校的体系与架构建设，在对学生管理和教学方面复制大家熟悉的那套衡水模式。

例如学生跑操必须跑成正方形，跑的时候每个人手上必须拿着单词本大声背诵单词；每个班都有非常“狼性”的班级口号，比如“提高一分，干倒千人”；学生根据成绩决定走教室前门还是后面......

人类学家项飙在近期一次访谈中提出了生命有“间隔”，人才有生命力。

学校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绝对控制，基本把每一个流程做什么事情全部规定好。并通过仪式给考试制造神圣感，让学生觉得考试就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严肃的事情，不让他们跟这个事之间产生间隔。

在陶乐茜高中的学习氛围中，考试与分数是唯一重要且神圣的东西。

有同学在校外补习班从楼上坠亡，补习班老师的第一反应是让大家别看热闹了，赶紧回教室继续学习。回到学校后，有老师谈及此事的反应是“还好是在学校外面发生的。”

从那之后，陶乐茜患上了严重的恐高症，普通的爬山也会让她喘不上气，身体原地瘫软下来。

“恐高症也是一种焦虑，这也是身躯意识。”如今回想起来，她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不少当初自己可能有抑郁倾向。

比如考试前总会拉肚子，或是每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总是伴随着绝望感。“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死感’，就觉得活着究竟有啥意思，为什么要上学。”

那会儿的家长好像并不太能理解孩子的种种状况，陶乐茜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遭受到的校园欺凌，以及身体上的不适感，提出想休息。

但父母就一个态度：等高考结束就好了。

“父母很爱我，但是对心理健康也缺乏概念，觉得也许考上大学就好了。但是考上大学也并不好，因为父母选的专业土建工程管理我并不喜欢。”在陶乐茜看来，父母在面临矛盾和人际冲突时的模式是躲，是息事宁人，所以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学会更有力量地去保持边界。

身体的不适叠加心理的厌倦，在就要觉得自己被“卷”废了的时刻，一群来支教的大学生改变了陶乐茜状态。

这群大学生就比高一的陶乐茜大几岁，他们在这所高压的学校办文艺活动，做素质拓展，让学生们自己去组织活动、办晚会。

一名支教的大学生在支教过程中，发现了陶乐茜很擅长组织活动。

“他说我身上有个优点——喜庆，别人夸小姑娘都是‘长得真漂亮’，怎么到我了这成了长得真喜庆。”但越往后，她慢慢理解了喜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天然的亲和力，别人愿意相信我，愿意和我倾诉心事。”

支教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天，但也正是这几天的经历让她的症状有了缓解，并看到了原来高中生活可以有其他的模样，原来自己身上也有与学习与成绩无关的特长。

回想起高中的生活，陶乐茜依旧不理解这种将学生成绩与人格挂钩的教育模式，也觉得有些讽刺——尽管学校复制了“衡水模式”，但学生的成绩、学校的升学率也没上去。“几年后，这场实验被认证是失败的。”

因为自己在被支教时获得了力量，在大学和工作期间，陶乐茜都坚持支教工作。

进入大学后，或许是刚从高中的高压氛围中走出来，她没什么所谓的兴趣，唯一报的社团就是支教社团。

她就像自己高中遇到的那群大学生一样，给学生们带去学校中没有但又极其重要的东西。比如艺术创作，比如素质拓展，比如心理疗愈。

在家访环节，她和团队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给父母夸他的小孩，夸他们身上有哪些很少被看见的优点。

“长期做这件事还是有无力感，你会发现学生们遇到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过了教育的范畴，它背后牵扯了经济、政策等很多东西。我们大学生支教的时间很短，如果去讲有哪些问题，要怎么去改变，相当于撕开一道伤疤，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缝好它，会造成次生伤害。”陶乐茜说到。

毕业后，为了生存的陶乐茜进入了北京一家大厂工作。

彼时的大厂是很光鲜亮丽的，公司福利薪资水平高，办公环境好，能让一名刚毕业的打工人在北京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

但工作时间越长，她越发现自己与公司所追寻的价值观的差异。

“领导觉得好的东西，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最终的转化。我是不是又回到高中那种全然以分数为标准的时代？”这让陶乐茜思考，如果只追求所谓的数据，那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像当时那样消耗光每一个具体的人？

她开玩笑道：“毕业就去大厂上班特别像是那种着急相亲，然后遇到了条件还不错的对象，就先处着。但处着处着发现彼此的确不合适。”

工作上的kpi没办法驱动她内心，她坦言，写出一篇三万、五万、十万阅读的文章所带给他的成就感，不及她在工作之余兼职支教时学生们给自己的反馈。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工具性减少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去感受。

她也开始问自己，从一个差点被“卷”废的狼性学校，到一个自上而下都有严格kpi的狼性公司，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于我而言就是放弃高新稳定的收入。”人在做拧巴的事情时，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她当时也常常生病，陷入焦虑、内耗的情绪中。

当下她便对自己做出了评估，如果没办法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中行走，不如先停下来。

2019年，陶乐茜决定辞职。

辞职后的她先去禅修了一个月，一个月时间里刷过马桶，做了很多“杂活”。

也偶然在这里接触到教练，教练老师鼓励她：“你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人，只需要更多结构化训练即可。”在接下来的支教中，她把教练的理念应用其中。

在一次支教结束后，她偶然在大理待了一个月。在大理，她遇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人，他们活得非常的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没有35岁焦虑，没有严苛的kpi，没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的规矩。

在她以前的生活中，当下阶段有哪些任务要完成是一件十分明确的事情。

但这次旅行中，出现了很多中年转型的人：一名40岁的警察，辞职来学一门手艺，目标是50岁入门，80岁成才。“在惯有的价值观里，50岁已经开始计划退休，准备带孙子的老年生活了。”

这让她具体地感受到了，人生无论哪个阶段都有无限可能。

2020年，有着多年支教经验以及接受了多年心理咨询的陶乐茜，开始尝试全职做青少年儿童心理服务相关的工作。

去年，家中老人去世，让她突然感到自己想要某个属于自己的“作品”。恰好，有三位熟悉的家长看见她大理的生活状态后，不约而同地问询问，是否可以让家里有厌学情绪的孩子跟着她在大理生活一段时间。

这是陶乐茜创办友“feng营”的起点，曾经大学的工科学习经历、媒体实习经历，毕业后的大厂工作经历所收获的能力都在如今发挥了作用。“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那会儿，成都天气冷，也不怎么出太阳，但大理气温与阳光都还算友好。“孩子们也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去和不同的人对话，去感受生命力。”这样，便有了“友feng营”的第一次大理研学。

她针对青少年和家长做了两款海报，家长的痛点在于让孩子通过疗愈减少手机依赖，找到融入真实生活的方法。

但对孩子们，海报的重点则是放松生活，艺术创造——先从紧绷的状态松下来，让对话自然的发生，让心理疗愈自然地发生，不会让孩子觉得生硬/突兀/“被治疗”。

在这段时间，孩子们一起做饭，运动，爬山，装饰大家的住所，接受性教育课程。

她也鼓励大家把追星、二次元等爱好当工作，用劳动换报酬，例如在旧物改造中设计手工产品，思考怎么把文创卖出去，用一场展览“发出05后的声音”。

在常年的工作中，她观察到很多高敏感的孩子同时也会喜欢艺术，或者说艺术是个很好的了解这类孩子的窗口。于是，她设置了大量的的艺术疗愈活动。

一名休学半年热爱摄影的学生，营地4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结营后，他也逐渐把兴趣变成了特长，去摄影工作室当起了学徒。

她给一位喜欢历史与古建筑的孩子安排了导游的岗位，让他提前查阅资料、踩点，并在三月街赶集、大理古城寻宝、喜洲之旅给大家做讲解。

这也是陶乐茜带孩子们大理时的初衷，看见不一样的生活，发现主流价值观之外的人生。

在后期活动咨询的家长中，有70%表示孩子有网瘾，询问她几天的时间对“网瘾”能否有改善。

陶乐茜会明确告诉家长们：不承诺行为的改变。

自己接受心理咨询7年了，但具体在行为上依旧有很多没有改变的，还是会迟到、会拖延。但她知道，内在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看一件事情也有了更多的角度。

她甚至会和家长们开玩笑，如果一定要短时间有行为上的变化，杨某信才是最专业的。

她也发现，除了营地还要给亲子搭建良好的沟通环境，让家长理解孩子沉迷网络的背后心理需求。毕竟七天以后，孩子还要回到原来的家庭学校中。

某次活动，有家长气势汹汹地质问她：“就你知道二次元？你知道游戏二次元中有多少色情血腥暴力么？”

她首先肯定了这位爸爸的爱，在周末的早上来这么远的地方参加活动。

接着，她告诉这位爸爸，除了在“玩”还是“不玩”的行为之外，对与错之外还有一片田野。不妨停下来想一下，孩子想玩的背后是有什么需要？这些需要是否有被看到？家长想满足孩子的需要，除了玩游戏还没有其他的途径？

这也是陶乐茜一直坚持的，严重到厌学程度的“瘾”，绝大多数都是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

她将这些孩子称为困境少年，而不是网瘾少年。

“我当然理解，家长对于‘网瘾’一词会有更具体的了解。但是语言是有力量的，也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

她坚持不给学生们贴上标签：“困境指当下的状态，意味着我现在遇到了困难，通过合适的方法会有改善的机会。但网瘾已经指向了人，已经把这个人给定义了。”

她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家长意识到，不是自己的孩子有问题，而是面临到了困难，需要家长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家长去倾听孩子的诉求。

去年，她成为了华西picu多彩蜗牛联合发起人，作为联合发起人和项目传播统筹，跟爱有戏、成都未成年人保护中心、A4美术馆、玉东社区等共同搭建了一个社工、创新教育、咨询、艺术的多路径支持系统。

“孩子的成长固然和原生家庭有关系，但也不能问题全然归结于父母。尤其在面对小孩厌学、休学这一问题上。”

陶乐茜说到：“父母的影响并非全部，他们的成长也或多或少伴随着伤痕，我们更希望鼓励父母来去支持孩子，而不是指责他们造成了孩子的今天。服务休学、厌学青少年走出困境也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还需要更多人的帮助。”

文丨嘻排版丨阿乔

图 | 陶乐茜、视觉中国、《少年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