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听音频的朋友可移步喜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满大碴子味儿的口音，将扑面而来！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了卫藏地区的“伍约之争”，这一期咱来聊聊河陇地区的军阀混战。
河陇地区的混战由两个人主导，分别是论恐热和尚婢婢。
在讲这两位的具体事件之前，我们先来聊聊吐蕃的边疆结构。
任何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都要面临一个困境，这就是疆域太大难以管理。由于古代科技条件的限制，交通和通讯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不得不给边疆大员赋予更高的权威。
于是就出现了总督、节度使之类的人物，他们掌控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成了大军区级别的首领。
唐朝在天宝年间设置十个节度使，分别是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岭南，分别应对来自东北、正北、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威胁，将中原包裹了起来。
吐蕃也有一个相似的军区设计，金滢坤老师在《吐蕃节度使考述》一文中认为，吐蕃在其疆域内的东、西、南、北，以及陇山以西的边境地域设置了五道节度使，其下又设了小节度使，建立了一套战斗力极强的军政机构。[1]
这套军政体系在吐蕃与唐朝、回纥、勃律、南诏等周边国家的交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新占领区实行了有效的统治。
但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吐蕃强盛之时，这套建制可以让赞普如臂使指般的指挥军队，可一旦吐蕃衰弱，这些散布于各地的大小节度使便会出现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们割据一方不听中央号令，或者相互发动吞并战争，加速了吐蕃王朝的衰亡。
“吐蕃节度使”的名词来自于唐朝史官的比傅。
吐蕃内部的称谓肯定不是“节度使”，但应该怎么翻译到现在也没统一，在不同的论文里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成“军镇”、“军区”、“军”，还有翻译成“将军衙”的。
同时受限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各道节度使设立的时间、管辖的范围、管理机构的设置地点，以及担任节度使的人员名录全都不清楚。
我们只能大概知道，吐蕃在边疆地区设置过一个类似唐朝节度使的职务，并且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天要讲的河陇之战，就是吐蕃衰弱背景下的边疆节度使之间的战争。
在河陇地区持续二十多年的动荡中，有两个名字特别引人注目——论恐热和尚婢婢。
这两位都是东境五道节度使的属下，尚婢婢是鄯州节度使，论恐热的职务更低，只是洛门川讨击使。但在因缘际会之下，两个人走到了舞台中央，他们的名字甚至比云丹和沃松更引人注目。
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成了河陇乱象的代表，当这两个人黯然收场时，吐蕃王朝也耗尽了最后的余晖，进入了下一段更大范围的动乱。
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人入手，来揭示吐蕃灭亡之前的河陇乱局。
论恐热在唐史里的记载非常混乱，《唐国史补》、《资治通鉴》称其为“论恐热”，《两唐书》、《唐会要》则称为“尚恐热”，《册府元龟》更有意思，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之前称“论恐热”，之后称“尚恐热”。
这说明唐朝人对“论”和“尚”的区分，并不是很清晰。
不过，我们之前曾反复讲过吐蕃的“论族”与“尚族”，相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经超越唐朝史官了。
吐蕃“尚族”需要跟王室保持长期的姻亲关系，论恐热不可能在大中三年和赞普联姻，因此《册府元龟》的记载肯定是笔误。
至于论恐热究竟属于“论族”，还是“尚族”，这就要看他属于哪个家族了。
关于论恐热的出身，至少有三个说法：
一、认为论恐热属于末氏家族，并认为末氏与贝氏等同。
末氏家族与苏毗王族同姓，不能排除论恐热是苏毗王族后裔的可能性。[2]
二、认为论恐热属于那囊氏家族，并认为纳囊氏与贝氏等同。
三、认为论恐热属于韦氏家族，并认为论恐热和发动属民大暴动的韦·协烈登是同一个人。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究竟属于哪个家族！
首先，论恐热和韦·协烈登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论恐热主要活动在河陇地区，公元866年8月被拓跋怀光杀死于廓州（今青海化隆县群科镇），传首长安。
韦·协烈登的事迹发生在康区（大概位于昌都、甘孜一代），他发动了吐蕃属民的暴动，但此时论恐热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其次，论恐热和纳囊氏可能也没有关系。
那囊氏等同于贝氏的观点一度比较流行，南宋人编订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持此观点。
史料里的贝氏在拉萨地区拥有很大势力，曾在战场上击败过没庐氏家族的军队。支持云丹的纳囊氏也盘踞于拉萨地区，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二者被联系了起来。
如果论恐热属于纳囊氏家族，那他名字前面冠以“尚”的词段肯定没有问题。但从论恐热的所做所为分析，他恰恰属于不支持云丹的势力，或者说他发动兵变时打出的旗号是在质疑云丹的执政合法性。
因此论恐热属于纳囊氏家族的可能性很小，他名字前面就不能冠以“尚”，《两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也是错的。
目前来说，比较主流的观点是论恐热属于末氏，可能与苏毗王室有些关联。
由于论恐热曾经投降过唐朝，之后又反叛，因此唐史对他比较关注，不但记载了他的名字，还对“论恐热”的名号给了一个解释。
在《新唐书·吐蕃传》里记载，“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姓末，名农力，“热”犹中国号‘郎’也”。
《通鉴考异》里引用《补国史》的记载为“恐热姓末，名农力。吐蕃国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则曰论，官属则曰尚，其中字即蕃号也。热者，例皆言之，如中华呼郎。”
两段记载拼起来，我们就能知道，论恐热的本名叫“末农力”。
至于“论恐热”的名号，其中的“论”指的就是吐蕃大臣，只要是在朝廷里为官的大臣都可以称“论”。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
一个是外地族群的大臣不冠以“论”衔；
比如吐谷浑的坌达延墀松，他在吐蕃官场上的地位堪比大相，但没有“论”的称谓。
另一个是僧人为官不冠以“论”衔；
赤德松赞、赤热巴巾时期的娘定埃增、贝吉云丹做到了僧相（钵阐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堪称冠盖群论，但同样没有“论”的称谓。
《补国史》里记载的“王族则曰论，官属则曰尚”是不准确的。
王族为官可以称“论”，非王族为官也可以称“论”，外戚大臣为官同样可以称“论”，也就是“尚论”。
因此，《补国史》里“王族曰论”句话的范畴小了。
至于下半句“官属则曰尚”写的干脆就不对。相似的记载在《资治通鉴》里能看到。通鉴在介绍吐蕃的时候写道：“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
“俗不言姓”的说法与《补国史》的记载相同，但说到“尚”的时候，记载为“宦族皆曰尚。”
“宦”就是官的代称。
这个词的本意是“奴仆”，比如在《国语·越语上》里说：“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
意思是说“送三百个奴仆到吴国去侍奉吴王夫差”，而不是送三百个大臣去吴国。
到了唐朝“宦”的所指就已经泛化了，成了“官吏”的通称。
白居易在《短歌行》里写：“三十登宦途，五十被朝服”，说的是三十岁就开始混官场，到五十岁才做了比较大的官。
但在吐蕃官僚体系里，“尚”恰恰是特指的，只有外戚才能用“尚”的头衔。也就是说用“宦”（官）来形容的人群，应该是“论”，而不是“尚”。
因此《补国史》和《通鉴》的描述都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官属皆曰论，戚族皆曰尚。”
论恐热作为吐蕃王朝的官员，名号前确实可以加“论”的头衔。
至于第二个词“恐”，在《补国史》里解释为“其中字即蕃号也。”
这个“蕃号”到底是什么，至少在我目力所及的范畴内没看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
为此我请教了两位研究藏学的老师，他们给了我两个指向不同的答案。
西南民大的吉美老师告诉我，“恐热”应该是藏语“阔勒”的转译，吐蕃时期有好几问大臣和将领的名字里都出现过“阔勒”的音。
这个词汇在今天的康区依旧在使用，一般是针对男人而说，翻译成汉语大概就是说有“有男子气概的人”，类似于汉语里的“汉子”、“好汉”。
这样一来，就跟《补国史》里“热”的解释对照上了。
在《补国史》对论恐热的“热”解释为“热者，例皆言之，如中华呼郎。”
“郎”在汉语语境里也是对男人的称谓，刘禹锡在《再游玄都观》中曾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同为西南民大教授的杨铭老师专门帮我查了论文，他说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先生认为，吐蕃人的名字可能存在“前后名”的现象。[4]
也就是名字由前后两个词段组成，加在一起才是全名。
在有些文献里会写全名，但有些文献则只写简名。
比如曾做过金城公主迎亲大使的尚·赞咄热拉金，有些文献只写做尚·赞咄热。
这种情况放在论恐热身上，有可能他的全名是“末·恐热农力”。
前面加上“论”的头衔，按惯例隐去姓氏，再简写的话，就成“论恐热”了。
这两种猜测指向性不同，但并不矛盾。吉美老师的答案是解释名字的含义，杨铭老师的答案是在分析名字的组合关系。
到此为止，有关论恐热名号的考证就算讲完了。
至于另一个主角尚婢婢，这期先不讲了，等他上场的时候再说。
我们现在来讲事件的过程，我尽量讲得轻松点，估计也没多少人爱听枯燥的考证。
唐会昌二年（842）的冬天，也就是朗达玛被杀的当年，云丹刚被纳囊氏推上王座的时候。身在陇右的论恐热就开始躁动了，他得到云丹上位的消息后，就召集身边的心腹说了这样一番话：“贼舍国族立綝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
很显然这段记载出自于唐史，因为论恐热在鼓动手下造反时说了两点理由：
- 贼舍国族立綝氏”——云丹并非王族后裔，乃是纳囊氏的儿子；
- 云丹没有得到大唐的册封——“且无大唐册命”。
因此云丹没有资格做赞普，我们现在起兵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匡扶国家拨乱反正的义举。
但问题在于吐蕃赞普传了二百多年，什么时候需要唐朝的册封来证明合法性了？
论恐热作为一个吐蕃将领，他怎么可能说出这种理由？！
这条记载明显是唐朝史官以一个唐朝人的视角来描述的，完全不符合论恐热的身份。
有些人因为有这条记载，便认为论恐热是支持沃松的大臣。
这种观点也很好理解，毕竟一共就两个选择，不支持云丹，也就只有选沃松了。但从论恐热之后的所为上看，他既不忠于云丹，也不忠于于沃松。他更像一个寻机而动的野心家，如果说论恐热一定要忠于点什么的话，恐怕他忠于的只有自己那颗按耐不住的野心。
在鼓动了身边人之后，论恐热又去游说了三个边疆地区的部落，招募上万人的骑兵。这些骑兵的到来让他有了和青海节度使谈判的资本，就在这一年，论恐热和吐蕃青海节度使共同举兵，此时的论恐热已开始自称吐蕃国相。
《通鉴》里记载论恐热的职务是洛门川讨击使，这说明他在起兵前并不是个独霸一方的人物。
这个职务和节度使一样，也是来自唐朝官名的比傅。很多唐朝将领都做过讨挤使，比如薛仁贵做过“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安禄山做过“平卢讨击使”。
唐朝的讨击使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因战争需要临时设置的统兵将领；
薛仁贵征铁勒的讨击使就属于这一类，军事行动结束后，讨击使的职务也就卸任了。
另一种是地方机构中常设的军政要员；
安禄山的“讨击使”就属于平卢军镇的常设官员，从职务上低于节度使、观察使和经略使。
论恐热的洛门川讨击使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为吐蕃东道节度使帐下的常设官员。
这种判断有两个依据：
首先，自从公元821年长庆会盟之后，唐蕃边境上已经没有战事了，不存在临时调兵征讨的问题。
其次，洛门川的地理位置有必要设置官员进行管理。
洛（落）门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附近。
在历史上分为大洛门和小洛门之说，小洛门的位置基本没有争议，就是今天武山县的洛门镇。
大洛门的位置则一直没有定论，推测的地点大致有今甘谷县磐安镇（永宁古镇）、武山县鸳鸯镇（唐陇西县）、武山县四门镇三种说法。
从位置上看，三个地点分别位于洛门镇的东、西、南方向，均与洛门镇相距不远，可以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理单元。
其中磐安、洛门、鸳鸯三个镇都位于渭河河道的沿线，这就是洛门川的重要意义。
这条东西走向的“渭水道”，不但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南线故道，也是唐蕃古道的东段故道。
说起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要途经河西走廊入西域，但河西走廊以东到长安这段怎么走，可能就没多少人清楚了。
借着讲洛门川的机会，咱们把丝路甘陕段的路线捋一下。
从长安出发去西域，首先要经过咸阳。
在长安与咸阳之间设了很多驿站，古代文人多在此送别，王维便在咸阳驿（陶化驿）写下了《送元二使安西》。
出咸阳后，道路分成两条：
向西北方向经礼泉、乾县、永寿、邠州、长武入泾川县，而后沿着泾河谷地西行，经连云堡、彰信堡、平凉、弹筝峡、萧关，翻崆峒山后继续北行，到达重镇原州（宁夏固原）。
然后折向西行，经摧沙堡、木峡关翻六盘山，经西吉县入祖厉河谷北上，到达会州（甘肃靖远县）。
会州以后的道路又可分为两条：
一条路西南行抵达兰州，然后北上翻越乌鞘岭，经古浪县到凉州（武威）与河西走廊接驳；
另一条路则是直接北上，经乌兰关渡黄河，越过长城后，沿腾格里沙漠南缘向西进入凉州。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条路上的很多地名在之前的节目里曾反复提及。
比如：原州、泾州、邠州、平凉、长武、连云堡、彰信堡、摧沙堡、弹筝峡。
这条途经萧关的路线，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萧关道。
吐蕃占领原州后，主要就是循此路进攻关中，唐军反击也多沿此路突破。可以这么说，安史之乱后的唐蕃交战基本就是围绕着泾河谷地展开的。
另外一条古道，在过咸阳后西行，经岐山到凤翔，然后循汘河谷地西北行~至陇县，向西经陇关（大震关）翻六盘山到清水县，再向西南行至秦州（甘肃天水）。
之后，沿渭水谷地，溯流而上，经甘谷县（伏羌故城）、磐安镇、洛门镇、武山县到鸳鸯镇（也就是学者推测的唐代陇西县），然后经今天的陇西县（此县东南有襄武故城，应为唐代渭州）、渭源县、武街驿到甘肃临洮。
临洮是洮河谷地的重镇，秦献公元年（前384年）就设了狄道县，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设陇西郡，以狄道为郡治。
两汉时期，狄道一直都是陇西郡的治所，唐肃宗时期又在此地设临州，唐代宗初年，被吐蕃占领。
武街驿也是之前讲过的地名，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薛讷在此地大败蕃军。
从临夏开始，道路又分成了两条：
一条沿着洮河北上，可到兰州与前路汇合，入河西走廊；
另一条则是西行，横渡洮河，沿广通河谷(古大夏川) 到和政县。
此地有十六国时期，前凉所建的金纽城。
吐蕃占据河陇后，可能考虑到金纽城建于河谷内不利于防御，因而在县城西北的山顶建了香子城。
从和政县北上，可达河州（甘肃临夏），又一个赫赫有名的地名，有些学者推测，吐蕃东道节度使的治所就在河州。
从河州北行至凤林关渡黄河，便可到达炳灵寺。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炳灵寺和凤林关。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开元二年，吐蕃负约，将兵十万渡黄河寇临洮，入攻兰、渭之间。”
唐朝的应对方式为“宰相姚崇上奏，吐蕃本以河为境，……今既负约，请毁桥复守河如约。诏可。”
从这段记载可知，吐蕃的进攻路线是沿上述路线逆行而来，唐朝则以切断河桥的方式进行防御。
这座横跨黄河的桥梁是周边所有道路的枢纽，可以称之为“路结”。
这个概念来自于山脉的走向，我们会把山脉交汇之地称为“山结”。
比如，之前讲过的帕尔米高原，就是一个著名的山结。它是昆仑、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兴都库什的汇集中心。
炳灵寺旁的河桥因其便利性和安全性，将周边所有道路都汇合于此，因此，成了东西通道上一个著名的“路结”。
这就是炳灵寺石窟凿刻于此的原因。
由于这个“路结”如此重要，在不同年代的历史记载中，河桥屡毁屡建。
在宋史中，它是元祐三年(1088年)的“断黄河飞梁，青唐十万众不得渡 ”。
这里的青唐，就是今天的西宁，在此代指唃厮啰政权。
在西夏史里，它是元符二年( 1099年)的“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四面急攻”。
在明史里，它是“隆庆初，河州参将复于炳灵寺口黄河，……补建拆桥，以便往来 。”
另外，在炳灵寺的许多洞窟中，还保留了大量经由此道来往的僧人、行旅的题记，可以确证此路的重要性。
过炳灵寺后西北行，经永靖、古鄯后北折，即可进入湟水河谷，之后再西行，可达鄯州（海东市），再西行便是西宁。
过西宁后，道路又可分为两条，继续西行过青海湖，经德令哈，穿当金口可到敦煌。或稍稍西南行，经都兰穿荒漠，翻越阿尔金山，可直达南疆的鄯善。
这条横穿青海北部的古道，便是丝绸之路的复线——吐谷浑道（青海道）。
如果从西宁折向南方，过日月山、共和县继续向南，纵向贯穿青海，便是唐蕃古道了。
这条路是唐蕃使臣往来的主线，文成公主也是沿着此路南下。
如果纵观丝绸之路的东段线路，可以发现两条干线平行排列，因此也分成了东段北线和东段南线。
即便，南北两线在沿途，还有很多细小的分支，但不管道路如何分支，有两个地点，都必须经过，一个是萧关，另一个是陇关。
因此，我们在之前的叙述里，基本上是以萧关道和陇关道来称呼。
在之前的讲述里，萧关道讲的比较多，接下来我们主要讲讲渭水河畔的陇关道。
参考书目：
[1]、《吐蕃节度使考述》_金滢坤；
[2]、《吐蕃史稿》_才让；
[3]、《论恐热身世及其降唐事考辨》_张耀；
[4]、《吐谷浑王国编年史》_乌瑞（著）、沈卫荣（译）；
[5]、《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_李并成、马燕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