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下午的一天,湖南通道县卖货郎谢耀宗像往常一样,挑着担子去高坪村收山货。
他刚一进村,就发现了蹊跷。
先是村外放牧的牛都一股脑地冲了回来,紧接着全村的狗都拼命地叫了起来。
谢耀宗一哆嗦,一定是出大事了。他来不及思索,赶紧躲到了一户人家里。
不一会儿,高坪村有人敲着锣高喊,“老虎围村了,老虎围村了”。刹那间,高坪村乱作一团,大家纷纷回家躲避。
这是高坪村建村223年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天。
人们站在高处,能够清楚地看到四面八方的老虎都向高坪村汇聚而来,并且越聚越多,最后竟然多达百余只。
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湖南“百虎围村”事件。
当时高坪村也在响应国家号召,村里也组织有“打虎队”。
面对老虎的围困,打虎队成员开始与之周旋。他们先是点燃火堆,然后敲着锣在村里游荡,甚至最后都燃起了鞭炮。
可是这一次却没有一只老虎因为害怕离去,而是原地不动地守着,眼中还充满着仇恨。
据村民李怀德交待说,老虎总共围住高坪村三个昼夜。后来村里有老年人说,一定有人做了太过伤害老虎的事了,老虎这是寻仇来了。
经过一番调查发现,确实是高坪村有个村民抓了三只虎崽藏在了自己家里。在重重压力之下,最后这位村民放了三只虎崽。
谁知,当三只虎崽回到老虎队伍之后,这时候围在高坪村的老虎们才开始发动攻击。
百余只老虎向猛虎下山一样,一瞬间就将村里的牲畜洗劫一空。因为人们藏在屋内,所以免遭了伤害。
但有一个小女孩不慎走出屋子,她的母亲前去营救,没成想怀有身孕的母亲还没将女孩背会屋里,母子三人都被老虎叼走了。
村民李怀德回忆老虎叼走女孩的情形,仍痛心地说道:“老虎吃人吃得那个惨啊!背上背一个,肚里还一个,连娘一共三个,扛到山上那伢还在哭……”
“百虎围村”看似是有村民偷了三只虎崽,老虎是来寻仇的。
其实,这与当时的“打虎”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土改运动之后,政府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鼓励农民开垦野岭荒地增加土地。
垦荒运动让大量野生动物失去了家园,同时人们对野猪、山牛、野兔等野生动物的肆意狩猎和捕捉,让处于生物链顶端的老虎失去了口粮。
老虎不得已将目标对准了人类。
1952年开始,湖南全境爆发了饿虎之灾,10年之间,有近2000人葬身虎口。
尤其是耒阳县,虎患最为严重,仅1952年一年,就有120余人被老虎咬死。伤害的牲畜更是不计其数。最为严重的一天,老虎一天吃掉了32个人。
更可甚的,甚至当时的省会长沙,也曾面临过老虎的威胁。
后来,为了消灭虎患,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打虎队”。虽然当时虎患以湖南为最,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每个省份都有虎患。
在那种全民打虎的背景下,有政策的支持和号召,自然也就出现了“打虎王”。
有资料记载,“打虎王”陈耆芳曾创下平均每10天就打一只虎的记录,7年间打虎138只。因打虎数量惊人,他还被接入北京,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有人说,虎患的出现是人类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这种说法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
因为人与虎的存在,在各自的眼里,都不过是动物。人与虎生存的环境,都是自然界。
自然界生存的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因为“人虎之争”,不仅仅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可以说在历史的5000年里,人虎之争就没有停止过。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当时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虎时入邑,行于民间。”
唐宋时期,虎患也非常严重,不说民间,在当时的长安和汴梁境内,也常有猛虎食人的记载。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宣宗时期,曾下令,“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尤其是清朝初期,全国虎患达到了巅峰。
康熙年间,四川人欧阳直就在《蜀乱》一书中记载四川虎患:“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古代虎患之所以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数量少,且防身器械不先进造成的。古代在清朝之前,全国人数巅峰时期,也只有60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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